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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死到饿死的距离

发布日期:2016-11-30

 我们亲历的“大跃进” 转眼就半个世纪了!五十年过去,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亲历过“大跃进”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执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连我这个当时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已 年逾古稀,写作已感困了。当时农村文盲很多,旧社会的文化人多出身于地富家庭,阶级成份高,被管制。新社会脱盲就可当干部、小学毕业生当区委秘书,有点文 化者当了公社干部,多为“大跃进”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现在不愿回首。自已受害最深的农民能写回忆录的几乎没有,他们的后代有文化了, 又不相信历史会那么荒唐。当时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写。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反对这“三面红旗”就是反革 命,牙齿缝里对“三面红”迸出半个“不”字也要被批判斗争,故尔“大跃进”的错误、罪恶被掩盖下来,使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被沿袭下来。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 地总结一下那段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忆记录当时自己亲历的生活片段,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期盼方家佳作。


1956 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 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 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反 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 是不够吃。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 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为不使学生分饭吃而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平面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六了多少粮;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又买不到碎米了;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纠纷。……


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学 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 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上 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像军队一样,后 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走进哪 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有的社员便趁机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能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学 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下乡工作组,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监督之 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 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 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当 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 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 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 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 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山地方堆了 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增 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到了大“增产”。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 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 虚报。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 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 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 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 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 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 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 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 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 是“大增产”的。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 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 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为 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 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 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 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 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 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 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 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 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 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 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 可收拾。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 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为 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 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 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 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 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 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 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 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 “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虚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干部瞎指挥风。(此记忆不尽准确,可查档案 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 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 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写 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 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 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 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


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 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3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1961年10月,“大跃进”的错误开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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