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里的姑娘

发布日期:2016-12-30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阿克瓦红灯区里的姑娘们会走上街头,招徕顾客。她们黝黑的肌肤融进夜色和霓虹灯的缱绻之中。这是西非国家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街头一景,旅居当地的华人将这座城市视作“喀麦隆的上海”。然而,这些从事性服务的非洲本地女性正面临“异族的入侵”,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也徘徊在阿克瓦红灯区的街头,四下寻觅。喀麦隆人将这些富有异域风情的中国女子称作“上海美人”。中国妓女的涌入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普遍景象……如今,非洲已然成为中国妓女的天堂……” 2016年2月8日,美国媒体Quartz财经网一篇主角为喀麦隆中国性工作者的报道文章写道。文章还提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约1.3至1.85万中国性工作者。她们在中国被招募、甚至被欺骗至这块黑色大陆,“像中国的廉价商品般”,为生计奔波。她们最先搭乘中国对非援建之便踏上非洲,后又成为与当地交流的另一种前线,直面两个族群接触而后迸发出的好奇、敌意及苦痛。


两天之后,非洲内部人网(Africa Insider)也刊出报道,称中国性工作者不愿意被解救回国,更愿意待在非洲,有些人会选择去加纳或尼日利亚等相对富有的国家进行性交易。同时,尼日利亚网站Naij.com等多家非洲当地媒体对同一话题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大量类似“中国妓女军团入侵非洲”的标题文章,迅速被世界各国媒体转载,成为了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最新的舆论素材。然而,无论Quartz还是内部者网的文章,都没有记者详细的调查、取证和采访。数据和材料只有唯一的信源——喀麦隆杜阿拉大学的人类学家纳吉奥(Basile Ndjio)年初发表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y)上的一篇学术论文。纳吉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在21世纪早期,大量的中国性工作者就像中国的廉价商品一样涌入非洲市场,服务在非华人与当地人,并与当地性工作者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杜阿拉是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本地华人称其为喀麦隆的“上海”。经济繁荣与商业发达伴随着娱乐业的兴盛。纳吉奥的文章对杜阿拉红灯区有详尽的描述:“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杜阿拉的红灯区都聚集着年轻姑娘和美丽的熟女,她们沿街揽客,向成熟男性们出售着自己的‘性爱之欢’……”


众多红灯区中最著名的在阿克瓦(Akwa)。接受搜狐国际采访时,北京大学喀麦隆留学生特瑞(化名)说,阿克瓦是个酒吧林立,高级宾馆汇集之地。她认为阿克瓦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三里屯。如今的阿克瓦已然成为中国妓女们的温床。许多游客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竟有如此多的中国妓女,她们像本地性工作者一样站街揽客,搔首弄姿。如果你决定走进阿克瓦的红灯区,会发现许多华人性工作者围绕在中国餐馆酒店和商铺的周围,寻觅着她们的客户……”这是纳吉奥在文章中的描述。上海美人”(Shanghai beauties)是喀麦隆人对于中国性工作者们的统称。纳吉奥的文章说,由于亚洲AV和亚洲色情海报的流行,许多喀麦隆人有机会看到年轻亚洲裸模的照片或影像,长久以来,一些非洲人对亚洲女性充满性幻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纳吉奥还在雅温得读大学,像许多同学一样,他用中国美女的海报装饰宿舍。正是这些画上的女人构建了纳吉奥对于亚洲女性身体的想象。在雅温得和杜阿拉的大街上,亚洲女性的色情图片随处可见,这些婀娜性感的身体在非洲男人的心中构筑了一条桥,意念中拉近了自己与亚洲女性的关系。纳吉奥的调查访谈中谈到了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萍(化名)是一个25岁的女孩,年轻漂亮,性情随和,她来自广东省农村地区一个贫困家庭。


2006年7月,纳吉奥在一场豪华晚宴上认识了她。后来,将萍介绍给纳吉奥的喀麦隆富商成为了萍的未婚夫。相较于大部分中国移民,这个女孩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萍在15岁的时候辍学,前往广东的一家服装厂打工。2002年,萍20岁,她与两位远房亲戚远渡重洋,来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在叔叔开的一家餐馆打工。然而,由于无法忍受奴隶般的盘剥,两年之后,她离开了叔叔的餐馆,奔赴喀麦隆,在一个中国人的商店做销售员。萍的老板告诉她,在非洲从事性工作是最快的赚钱方式。于是,像之前的两个店员一样,萍走进了这个行业。“最开始,我的客户仅限于中国餐馆和酒吧。找客户并不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是单身就是伴侣不在身边。一次性交易的要价通常在2000到3000西非法郎之间(约20到30元人民币)。”逐渐的,萍和她的同事们开始进入高档场所,从事要价更高的生意。“后来,我们去华人按摩院和桑拿店服务,由于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有钱人,我们能要到一次10000西非法郎(约100元人民币)的价钱。最初,萍并不接受为当地人服务。直到有一天一位喀麦隆律师愿意出价40000西非法郎(约400元人民币)与她共度一小时。这次成功的经历让萍改变了对当地男性的看法。从此,她开始为当地的富有男性提供服务。


纳吉奥文中说的另一个女孩叫李(化名)。性服务是她的业余工作。大部分中国性工作者都“躲藏”在华人餐馆和商店里,但李并不甘于守株待兔,每当夜幕降临,她都会游走于各个酒吧和街道间找客户。纳吉奥第一次见到李是和一群朋友去Carrefour Elf(杜阿拉一处贫民区)吃牛排。李和另外三个站街女正与一位中年男人讨价还价。后来,纳吉奥从酒吧服务员那里了解到,李在一家华人商店做销售员,晚上才出来接客。她居住在Quartier Village(杜阿拉一处贫民区),是中国的低价性工作者中较为人所知的。中国性工作者对于非洲当地的穷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需花费2000或者3000西非法郎(约20或30元人民币)即可与中国女人们寻欢……”——早在2009年,纳吉奥在他第一篇有关中国性工作者在非洲生存状态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欧洲发展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第21期)中,便曾这样写道。


五年之后,纳吉奥强化了中国性工作者与当地同行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一篇与上述论文大同小异的文章中,文中提到,当地性工作者中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怪谈,她们认为中国妓女大获成功是因为她们对男人们释放了巫术。这样的传说在喀麦隆广为盛行,在非洲媒体炒作中更被“发扬光大”。2008年7月,杜阿拉一家报纸的报道称一位非洲中年男性与一位中国年轻女人性交时,阴茎被卡在阴道中。过了几天,喀麦隆另一家小报又爆出,当地一位48岁的出租车司机在与一位中国女人性交时突发心脏病死亡。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为对中国性工作者怀恨在心的非洲妓女们提供了丰富的“八卦养料”。 她们乘机散布这样的谣言:中国女人不但用魔法损害非洲男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剥夺他们的性能力。

北京大学喀麦隆留学生特瑞也向搜狐国际证实了该情况的存在。她表示,中国性工作者与当地性工作者之间的竞争确实由来已久,喀麦隆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中国妓女与当地男性性交时发生的惨案。由于巫术之说在非洲流行甚广,很久以前就有传说有些非洲妓女能通过巫术让男人离不开她们。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性工作者在商业竞争中“打败”了当地妓女时,非洲性工作者们就制定了这起散播“中国性工作者会巫术”的谣言攻坚战。


这样的做法并非毫无成效,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4年的一篇报道称,谣言的传播使得非洲男人对于亚洲女性的兴趣已经不如从前。但特瑞认为,中国性工作者会巫术这个说法本身并不真实,“她们更受人欢迎可能是由于中国女性更专业,或者当地人对于异域风情青睐有加,而说她们会巫术只是当地妓女试图反败为胜的策略罢了。2016年2月,纳吉奥的第三篇引发美国和非洲媒体广泛关注的学术论文发表了。Quartz财经网记者大卫(David Gauvey Herbert)采访了纳吉奥。纳吉奥告诉大卫,他对该话题的兴趣始于研究生时期。当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在喀麦隆当地一家赌场做经理。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来赌场赌博和玩扑克的中国侨民,从这些人深夜谈话和酒后真言中,纳吉奥知道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存在。这些女人都隐藏在中国餐馆、酒店、酒吧乃至按摩房之中。而在接受搜狐国际采访时,纳吉奥称,他真正开始研究这个话题是受一位律师朋友的启发。有位律师告诉他,律所办公楼附近经常有中国性工作者出没。律师朋友的信息令纳吉奥醍醐灌顶,这位长期从事性学研究的人类学者嗅到了这个议题的巨大价值。


在非华人:“纯是扯淡!在喀麦隆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华人看来,像中国性工作者“低价倾销”等纳吉奥文章中的细节和观点,经不起推敲。姜先生(化名)在杜阿拉从事香烟生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对于文中所说的中国妓女比非洲妓女更廉价的说法,他认为纳吉奥完全把价格说反了。“这基本是不可能的,黑人的人工费用很便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于中国性工作者在那里的普遍价钱,姜先生在咨询朋友之后告诉搜狐国际,普遍价格是一次性约600元人民币,包夜约2100元人民币。对于纳吉奥文中提到说有中国城的商店和餐馆会为客人提供相关服务这一说法,姜先生认为简直是一派胡言。“唐人街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要听他胡说。”就姜先生了解,大部分中国小姐在几家华人开的KTV上班,白天坐台,晚上包夜。一般服务对象也是当地中资企业华人,服务黑人的很少,与当地性工作者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从事服装批发的宋先生也认为纳吉奥写得太夸张了。据他所知,在雅温得从事性工作的中国小姐一般都在华人开的几家宾馆里,不同宾馆价钱有差别。他曾经听一个找过中国小姐的黑人介绍说,一次性的价位是10000或者20000非郎(相当于100或200元人民币)。而黑人站街女比中国小姐便宜得多,一般也就几千非郎。宋先生说,当地媒体对中国性工作者的恶性报道挺多的,一年前电视里就播出过一则新闻,说中国小姐给黑人用性药造成死亡。同样居住在雅温得的阿四(化名)经营旅行社。他告诉搜狐国际,在唐人街附近确实有中国女性从事性交易,但主要是在几家KTV和华人开的宾馆里。价位还是比较高的。阿四主动要求看学者的文章,看完之后表示这“纯是扯淡”。“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瞎掰,在一些好点的地方,做一次都是1000元人民币,哪像他说得,还1000非郎,也就10块人民币。跑到这来做一次10块钱,那不是脑子有病吗!”


纳吉奥在200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还提到过一个细节,在杜阿拉的两个贫民区中,聚居着很多贫穷的中国人,他们普遍从事修鞋,卖菜或者廉价的性服务等工作。被派往埃塞工作的董小姐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无论中资企业,还是个体户来开工厂或者开公司,在非洲做底层基本是不可能,更别说来从事廉价的性服务了。中国非洲研究学界对纳吉奥的研究也多有批评。据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介绍,纳吉奥最早抛出这个话题是在2007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大家从他的研究方法论、真实性上就给与了很多批评,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在做这个话题。”刘海方对搜狐国际表示。对于纳吉奥近日发表的论文,刘海方教授认为,它比前两篇有所长进。该文确实开始从“跨国经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等学界热词的角度去思考了。对于本地妓女与外来妓女利益之争的动态变化也是不错的讨论。但刘海方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还是方法论,缺乏严肃的数据和访谈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教授也对该文章结论的真实性表示不信任。贺文萍认为,这一话题的调查研究难度非常大,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一个非洲人要获得中国性工作者的信任并让她们吐露真言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调查取样的方法是什么,统计数据是如何获得的,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对于纳吉奥所说的中国性工作者和当地性工作者存在竞争的问题,贺文萍教授对搜狐国际表示,就她听说的情况是,由于种族歧视和担心感染艾滋病等因素,中国性工作者通常服务对象是当地华人,因此与当地人应该不存在太大的竞争。但喀麦隆留学生特瑞说,纳吉奥文章中描述的一些信息是真实的。比如本地性工作者与“上海美人”们的竞争确实存在。中国性工作者涌入阿可瓦地区曾一度迫使当地性工作者转战阵地。2006年7月初,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些愤怒的本地妓女举行了示威游行,组成团队来守卫她们的“领土”,其中有人甚至威胁要进行性罢工以抗击中国性工作者不公平的竞争。在这次游行中,当地性工作者袭击了阿可瓦地区的多家中国按摩院和桑拿房。一些住在客厅的中国性工作者甚至被本地妓女拖出来毒打,并扒光衣服。游行的人群毫不犹豫地洗劫了中国小姐们的公寓。当地一家法文报纸说,年轻的中国小姐和本地妓女都在痛哭流涕,猎奇的男人们站在一旁“欣赏”此番场景。这件事使当地人大为震惊,许多喀麦隆人非常惊奇竟然会有中国女孩做这样的工作。


在接受采访时,特瑞也强调,自己并没有对该话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她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喀麦隆人的看法。对于当地人去中国城惠顾中国餐厅和商店买东西时顺便“寻欢”,特瑞表示她确有耳闻。但她了解的情况是,如果当地人想找中国小姐,去某些中国人开的餐厅或者商店可以让店里的经理帮忙联系服务。因此,并不是餐厅和商店本身提供性服务,店家也不会提供性交易场所。特瑞认为,纳吉奥文章中引述的部分信息仍需确认,有些内容是谣言是宣传用语,并不客观。比如,文中说,年轻的中国农村女孩来非洲从事性服务赚的钱,可以抵消中国援非费用。她认为,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援助条款。并且,这些不见光的生意不是中国政府行为。特瑞第一次来中国是2014年,作为乒乓球运动员到杭州参加比赛。2015年再次到中国时她已经在喀麦隆教育部工作了。“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这里的中国和我在家乡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特瑞说,她在家乡真的会看到一些中国穷人。虽然她知道,中国是一个比喀麦隆发达的国家,但在来中国之前,她没有预料到,这个国家居然这么发达。


那么,如果中国小姐在非洲的价钱真如纳吉奥所说那么低,她们为什么不在中国做这个工作,而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他乡呢?特瑞表示,纳吉奥并没有撒谎,她确实听说有中国小姐只需要2000或3000西非法郎,特瑞说可能这些人是被骗到非洲被迫从事性交易的。非洲人有没有可能将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性工作者误认为成中国人?特瑞说,一般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情况,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性。因为大部分非洲人无法分辨亚洲人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亚洲各国的语言,他们会将大部分亚洲人都称作中国人。而纳吉奥则称:哪怕非洲人无法在大范围的人群中辨识每个人来自哪个国家,但如果和这个人面对面交流,不可能愚蠢到将印度人、越南人、泰国人或者韩国人误认为成中国人。并且,纳吉奥强调,来过非洲的人都会发现,中国移民占据了在非亚洲移民的95%。根本没有越南人、韩国人、印度人或者泰国人的聚居区能像‘中国城’那样远近闻名。”1973年,中喀关系正常化。1987年中方援建的拉各都大坝(Lagdo Dam)在喀麦隆北部开工; 中方援助的Mbalmayo 医院和Guider 医院也相继在1985年和1986年开工建设。大批中方医疗队、军事专家、工程师和机械师进入喀麦隆,上百名中国工人加入了援建队伍。然而,这些工人们普遍是只身前往,并未携带家属。除了繁重的劳作与思乡之苦,他们还面临如何解决性需求的问题。


纳吉奥在文章中说,援建初期,由于华人女性匮乏,大部分中国移民会在当地性工作者中寻找慰藉。但逐渐地,开始有中国性工作者来到非洲。最初,她们的服务对象仅限于中资企业华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喀麦隆人意识到中国性工作者的存在。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其后中非贸易迅速增长,如今,中国已经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更多的贸易不只带来了中国商人和廉价商品。像泰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性工作者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漂洋过海。同时,中国的生意人和他们的非洲合作伙伴也意识到,性服务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市场。于是,向那些对亚洲女性充满性幻想的非洲黑人们出售性服务逐渐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特瑞向搜狐国际证实了该情况的存在。“最初大部分中国妓女只服务于华人,并且是在高档的酒吧和宾馆中,非洲当地人难以接触。然而几年前,这一现象有所变化,已经有本地人可以接触到中国妓女了。


一位曾在塞拉利昂工作过的华商向搜狐国际表示,的确有中国性工作者为黑人提供服务。这位商人说,他曾经在塞拉利昂认识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小姐,经常流连于各大昂贵的赌场。不仅有中国人找她,她在当地有钱的黑人间也颇受欢迎。后来,这位美丽的妓女因感染艾滋病去世了。而商人的一位朋友因为找过这位妓女也感染了艾滋病,在该女子离世两个月后,他的朋友也撒手人寰。然而,中国性工作不愿服务当地人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消除。《加纳时报》2009年时就曾报道称,有在非洲的中国性工作者表示,当地人被隔离在中国性产业之外,有中国妓女被老鸨告知不可以与黑人男性发生关系。纳吉奥的文章对中国性工作者有一系列的评价。他认为,中国性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男人对亚洲女性的观点。这些年来,非洲男性逐渐对中国女人失去兴趣。纳吉奥说,他的很多受访者表示,中国女性无法满足他们的性需求,很多中国妓女是被动的性伴侣,不知道如何让客户达到高潮。他的文章称“上海美人”被动、没有热情,与亚洲AV的女性相差甚远。纳吉奥的一位受访者这样评价:“大部分中国女人远看都有不错的身材,但走近一看就会发现,她们并没那么年轻,她们胸部下垂,平的像男孩子一样……


喀麦隆留学生特瑞认为,纳吉奥文中的评价并不客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喀麦隆人对中国性工作者并没有一个主流的观点,纳吉奥只说了一部分人的意见。对于特瑞的指责,纳吉奥认为,这种评价是对他的误解。他说自己文章中对“上海美人”的负面评价大部分取自当地性工作者,而这些人由于面临来自中国妓女的竞争,本能表现出反击情绪,甚至会恶语相加。同时,纳吉奥向搜狐国际承认,给中国小姐贴上“巫女”的标签是当地性工作者阻止黑人男性与“上海美人”们交往的策略之一。他认为自己是否认同当地性工作者的说法并不重要。“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的主要职责是不夹杂个人色彩地记录事实,将当事人的价值观呈现在调查中。我是否认同或支持她们与学术并无干系。1.3万-1.85万中国妓女入侵非洲?在纳吉奥引发的中国妓女媒体风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中国性工作者人数的说法:“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事性工作的中国女性目前多达1.3万至1.85万人。率先报道这一数字并引发非洲媒体转载潮的Quartz记者大卫在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说,纳吉奥并未向他解释这一数字的来源,他觉得纳吉奥是估算得来的。而在接受搜狐国际的询问时,纳吉奥同样回避了这一问题。


纳吉奥认为,尽管他没有对其他非洲国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从非洲各国当地媒体的报道看,中国性工作者与本地性工作者的竞争普遍存在。在2007和2008年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曾报道称,加纳的本地性工作者举行示威游行,抗击中国女性抢占本地市场。纳吉奥表示,在非洲的低端性交易市场上,中国小姐与本地妓女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异常激烈。无论“1.3万至1.85万人”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中国性工作者出现在非洲都是不争的事实。可资参考的是,近10年来,公安部派员赴非洲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案例越来越多,在中文媒体报道中,这些不幸的女性几乎全部被迫从事性服务。而解救案件频发的国家,大多是中资企业和中国商人人口比较密集的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加纳等国。老张(化名)是尼日利亚一家中国家具厂的小班长。他从2007年就来到了非洲。四年前,他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做起了厨师,在那段日子里,他和纳吉奥一样目睹了中国性工作者背后的故事。老张所在的赌场不算大,也就两三台博彩桌,赌场的工作人员和赌客们基本都是中国人。在赌场开放的时候,经常有老鸨带着几个小姐来赌场寻找“猎物”。因为从事该行业的有好几个团队,每次来的还不是一帮人。老张说,她们身上散发着不一样的气质,举手投足都风骚得很,眼神随时在勾人。在这方面,男人有着天生的好“嗅觉”,每当小姐们进入赌场,哪怕是不说话,赌场的男人们也能很快知道究竟来了什么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中国小姐们会通过经验判断有谁愿意和她们做生意,然后和人上前攀谈,有时候会聊聊天,而有些时候大家都心领神会,便可以直接谈价钱,进入正题。有些男人不舍得花钱找中国小姐,但可能会上前搭讪,说几句风骚话过过嘴瘾。


据老张向搜狐国际介绍,有些小姐住在中国城附近的老房子里,房子是她们的老鸨帮忙租的。老鸨的主要职责就是帮着小姐们联系生意,而带着她们去赌场、酒吧寻找客人也是生财途径之一。除了这些分散的团队外,当地的一些酒店和KTV也会招募自己的性工作者。老张就曾听人说,有些提供性服务的酒店或KTV规定,谁能从家乡带回一个小姐,奖励一万元人民币。据老张了解,这些被从家乡带来的人在国内一般也是从事相同的工作,来非洲就是为了赚更多钱。因此,价钱也比在国内贵一些。一般来说,一次性交易100美元(约650人民币),包夜是200美元(约1300元人民币)。如果要来男方的住所进行服务,嫖客需要报销小姐的路费和吃住,这样价钱就还要更高。而一般工人毕竟不是富裕阶层,来非洲为的是赚个辛苦钱,并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样的地方。因此,有些工人就算想找中国小姐也碍于囊中羞涩,只得作罢。


相较于高价的中国小姐,非洲姑娘就便宜的多,一般一次交易只需500奈拉(约17人民币)。老张所在的工厂附近有家黎巴嫩人开的超市,离超市不远有一家本地妓院。这家妓院就是家具厂的工人们解决生理需要的主要场所。他们经常几个人搭伙“去超市”,而所谓去超市,也就是去超市附近的本地妓院逛逛。但非洲流行的艾滋病也令他们与当地妓女性交时分外小心,工人们一般都要采取多层防护措施以保证人身安全。老张说,他在酒吧也见过当地的高档妓女,她们会跳脱衣舞,一般服务一次是10000奈拉(约300多人民币),但这个价位比一般的中国小姐还是便宜不少。老张记得,2007年他刚到非洲的时候,从事性服务的华人商户也就一两家,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由于华人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也和当地娱乐产业日渐发达不无关系。时代的变化不仅给非洲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性工作者,连性工作者与客户的沟通方式都随着科技的发达更加便捷。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张怪寂寞,打开微信,打开“附近的人”,发现百分之九十的女性都是拉生意的小姐,有时候他也会和她们加个微信好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寂寞的苦楚。


然而,在非洲的中国小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些年轻漂亮的会被老板们连续包养几个月。也有当地有钱人或者官员愿意包养她们。这些人通常二十多岁,长得有些姿色,长期出没于昂贵的赌场与酒吧之间,寻觅着自己的金主。老张说,这些高级妓女一般在微信“附近的人”上是看不到的。当然还有一些年老色衰的人,在中国人中没有市场,可能会服务于不算富有的黑人。老张曾听当地工人说找了一个中国女人,花了2000奈拉(约65元人民币)。而这样的价钱对于普通非洲人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也许他们是被骗到非洲的,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纳吉奥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引述了一位当地性工作者对中国人的不满:“中国人让我们生活艰辛。你想开家发廊,开发廊的有中国人;你想卖蛋糕和甜甜圈,你会发现中国人也开始做这样的生意;你想做个小生意,发现中国人已经走在你的前面。哪怕是从事性工作,你都能看到她们。最后,我们简直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家还能做些什么!”特瑞认为这并不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主流态度,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对于中国人占领非洲市场不满意。“在我们国家卖甜甜圈的一般都是穷人,他们以此为生。可现在,居然有中国人也来卖甜甜圈了,我们就会想,你为什么不在你自己国家卖甜甜圈,却来抢我们穷人的生意呢!”


2015年,特瑞获得了政府奖学金,来到北京求学,今年七月,她就要重返故乡了。现在特瑞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中国人在非洲卖甜甜圈,会有中国人在非洲从事一次20元人民币的性工作。“如果我是中国人,我更愿意在中国卖甜甜圈。也许他们是被骗到非洲的吧,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姒海会长在非洲生活了20多年,曾于2004至2006年间担任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执行长。在此期间,他接触过多起南非华人小姐无法忍受压迫出逃的案例。她们中很多人在来到非洲之前都被告知赚得钱是国内好几倍,但大部分时候,承诺和现实存在很大差距。经常有人来到非洲后发现受骗上当。据姒海会长介绍,警民合作中心接手的求助案子中,有些性工作者是蛇头从国内招募来到的,以2至3万元的价钱将她们卖给当地从事该产业的老板。她们必须在老板那里做满3个月到半年时间还钱,之后才可以获得人身自由。也有人是老板从国内直接招募的。这些性工作者的生活环境较差,通常都是几个女孩挤在一个宿舍里,白天睡觉,晚上出来上工。由于她们语言有限,文化水平不高,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与当地社会没有过多的交流。


高乐从2006年起就在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工作,现任该合作中心副执行长。据高乐介绍,中国性工作者来南非的高峰期始于2005和2006年,后期,由于南非当地警方加强了对非法性产业的打击力度,许多从事该生意的华人店家都关张了。现在仍留下了一些散户。这些人三三两两在一起租个房子,打个小广告做这类生意。但这种工作还是存在一定风险。前几年,就有一个中国东北女人莫名其妙被杀,死在房子里。案件至今没有破获。近些年,毒品开始在底层华人间流行开来,越来越多小姐来到非洲之后没挣到一分钱,还染上了毒瘾。“她们染上毒瘾后变得非常可怕,神志不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高乐说。有些人因为吸毒成瘾,钱都花光了,无法生存,就向警民中心求助,警民中心会尽最大可能联系国内的家属,联合当地侨办、妇女会等机构为她们购买机票回国。据高乐介绍,2011年左右,有个来自连云港的小姐,因为长期毒瘾,整个脸都是黑的。她精神萎靡,无家可归,在街上到处流浪。有好心人看到后就把她送到唐人街。但她吸毒吸得已经产生了幻觉,几天之后又走失了。后来人们再找到她的时候,她的状态更差,随地大小便。“我们只能帮她买机票回国,但在飞机上她又大喊大叫,被赶了下来。”最后,这位小姐被送到非法移民遣送中心,被迫戒毒。三个月后,她的神智才稍稍恢复,最后,在警民合作中心和当地侨团的资助下被送回国。


还有些人被骗到南非后,卖身赚得辛苦钱都被老板卷走了,分文不剩。高乐记得,在2010年左右,他们接到了几个性工作者的求助,说她们的老鸨在要发工资之前就跑路了,她们干了三个月,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后来,据说这位老鸨由于犯有多项罪名,被从南非强行遣送回国,后被福建公安厅捉获,如今还蹲在监狱中。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它们要么成为非洲本体媒体的真相与谣言混杂流传的猛料,要么成为中国媒体上警方海外解救案例的样板报道。“纳吉奥可能是目前全球唯一对该现象进行过学术研究的人。” 纳吉奥的文章Quartz财经网记者大卫说。

纳吉奥在文章中坦白称,他不会中文,在调查中,他无法直接与华人性工作者交流。大部分华人性工作者英语和法语能力有限,他们之间的对话经常要依靠第三方转述。很多时候,转述者的语言水平只处于基础阶段。纳吉奥目前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学术访问。面对搜狐国际记者的多封邮件反复确认,他多少有些不耐烦,自始至终,他不愿意接受电话采访。在最后一封采访回复邮件中,他解释称,他认识的很多中国性工作者最初来非洲并不是为了从事性交易。很多人是被雇主逼迫走上了这条道路。还有一些中国女性从事该工作是为了弥补她们贫瘠的收入。同时,纳吉奥也表示,某些事很难说是否合理。“有中国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在旧金山或纽约的华人商店打工,每小时赚不到5美元的工资是合理的吗?”他说:“至于她们为什么到更不发达的国家从事这个行业,我认为是因为非洲竞争没有中国那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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