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下去 五

发布日期:2017-03-25

 我绞尽脑汁要逃离这里。我不能逃离了朝鲜,又落在这个男人的手里成为他的奴隶,或者一个摆设品,像他收集到的各种古玩珠宝一样。洪伟是很坏,但他起码有颗男人的心,而这个人是个冷血动物,像爬行类动物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怕的人。整整一夜,我一直在尝试开门,警铃响了,保安跑来了。我被绑架了,没人知道我现在什么地方。第二天,黄老大回来了,他换了种方式来对付我,买来漂亮的衣服,首饰,要我穿戴起来。“你想要什么就告诉我,我都会为你买回来,”他说。我要你让我走,”我说。不行,等我收拾完你,你会向我求饶的。我不知道我会被绑架多久,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更久。我一直被监视,黄老大不在时,我就在他那些情妇们的眼皮下。我从来没有被这样严密地困住过。就像在朝鲜一样,我又生活在恐惧的深渊中,这巨大的恐惧填满了夜空,用它无形的重量将我的灵魂钉在地上,我看不出任何出路。黄老大不再试图强奸我,但是,他是非常残忍和粗暴的。我拒绝吃东西时,他硬把食物塞进我的喉咙, 有时他威胁我,有时又突然对我很好。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活着离开他了。

  

有一天,当我和黄的一堆情妇们一起坐在他的一间古董店里时, 洪伟的朋友李走进来了,黄老大离开他的办公室出来看看是谁来了。您好啊,黄大哥,”李说。“我很荣幸见到您”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黄老大问。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啊?”李说,然后,他朝我这这边看了看,说“这女孩的妈妈想她了,洪伟给我发了条信息,他要这个女孩回家。告诉洪伟,这个女孩已经不要他了,”黄老大说,“对吧?女孩?”他看着我。我点点头:是的。我害怕如果我犹犹豫豫,他会把我们全杀了,包括洪伟和我妈妈。告诉他我是怎么对你好的,”他说。他一直对我非常好,”我告诉洪伟的朋友。黄老大叫李走了。一会儿,在黄老大口袋里的手机响了,那是我的手机,一直被他收着,这样他可以监视我的来电。当他看到是洪伟的来电时,他接了。洪伟一直在沈阳四处奔波寻找我,他终于和我妈妈联系上了,知道情况后,他疯狂了。妈妈帮他找到了我在这里。他后来告诉我他是如何跟黄老大谈判的:“把她放回来,不然我们就打一场”洪伟说。“你可以白道黑道都来,如果你想跟警察玩,我就带警察来,如果你想跟枪玩,我就带枪来。你觉得就为一个女孩,闹得这么大,很有意思吗?”黄老大说。不。 问题是你会把她弄死的!


打完那个电话后,黄老大又把我带回那栋有保安有监控系统的公寓。 我知道洪伟有能力来救我,但我更清楚,有如此严密的看守,黄老大认为洪伟不可能赢的。所以,我决定寻找另外的途径。我对黄老大说:“我看我是太不识趣了,我不要回到洪伟那里。你是一个这么强大的男人,你何必跟他去打一场? 他什么都没有,他没啥可失去的。但你有这么多财产,这么好的事业。我可以告诉他,我再也不会回到他那里。我让这家伙相信我只是想再去看看妈妈,我说:“你看我这么惨,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我想即使这家伙是个无情的动物,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也爱他的妈妈,“让我去看看妈妈一次吧,她现在住在朝阳县,然后,我会回到你这儿来,我们一起忘掉洪伟。他相信我了。第二天,他派个司机要把我送到朝阳县,但我说不用了。司机也就把我送到大巴站。这来的太容易了,他信任我,同意我走,他认为他赢得了我的心,还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大巴一离开始发站,我马上打电话给洪伟。洪伟和我在朝阳县的大巴站见面了。当他看到我时,哭了。啊,我的延美,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抽泣着说:“你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恐怖。他开车把我送到妈妈生活的小村,没有其他人知道她在这里,他想,我应该安全了,即使黄老大到处找我,应该也找不到。这一切竟然发生在我身上:当我从洪伟身边偷跑后,他一直想我,让我吃惊的是他为了让我回去,竟要冒险挑战那个有钱有势的黑社会头目,洪伟让我感到惊讶。后来,他告诉我,这辈子,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为了爱去冒险过。这个农户家挺友好的,他们让我住下了,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待一段时间了,现在是2008年7月份,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8月初开始,警察在附近的村庄挨家挨户搜查非法入境者,我们听说有几个朝鲜妇女被驱逐出境了。我们住的这个中国人家也很担心,因为,镇上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村也遭到突击搜查。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洪伟,他安排我们躲在我爸爸被火化的那个小镇,但我们很快发现这里是朝鲜的难民营,洪伟再一次带我们转移,最后落脚在他在朝阳镇的老家。

  

那段时间,我们都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们没钱,在这期间,妈妈打了我们的朋友明玉的手机,她离开了她的中国丈夫,回到了沈阳,她说,她已经有工作了。是什么样的工作?”妈妈问。这没什么好奇的,”明玉说。“如果你们来沈阳,我可以带你们去见老板。我们又要再一次分离,我们要抢在警察发现之前,不断地转移住所,另外,洪伟总觉得爸爸的灵魂一直在追索着他。最初,他经常做噩梦见到爸爸,最近,他每当他走进一家空房子,就会看到爸爸正在用电饭煲在煮什么,或者,爸爸正坐在床上盯着墙壁。洪伟哭着对我说,爸爸不会放过他,因为他之前那样对待我。现在,他知道应该让我离开了,他告诉我他很后悔沾污了我的清白,也对之前对我的种种伤害表示道歉,虽然,他知道说这些已经迟了,但是,他答应我,他会一直关注我,他很佩服我爸爸的精神,在他有生之年,会照看好爸爸的坟墓。


我现在才完全感受到这个男人,我讨厌他这么长时间,我想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但现在我的心不再那么坚硬了,其实他并不是坏透顶了。事实上,他对我来说是个奇迹。他把我妈妈买回来,把我爸爸带到中国,并帮助我们埋葬了爸爸,我知道,他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我姐姐。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给我买了很多黄金首饰,我一直把它们藏起来,现在,我拿出来还给他,他比我们更需要钱,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买回了我的自由。我感谢他为我们所作的一切,然后跟他说再见。第二天,妈妈和我坐上了去沈阳的第二次班车。我们终于在沈阳找到了明玉,在她的公寓,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帮我们找到工作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电脑上和男人说话。明玉是给一个中国的小老板打工,这个小老板租了几间房,装了几台电脑终端,连上了因特网。原来在沈阳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成人聊天室,这个小老板是这个犯罪组织的最底层单元,这个链条的最终端是朝鲜妇女,她们来这里工作,别无选择。这些妇女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线“聊天”,客户几户都是韩国的男人,他们搜索不同的网站寻找他们喜欢的女人,然后打字聊天或者在线视频,这是按分钟收费的。 有些女人只是聊聊色情的话题,而大部分女人为这些男人脱掉衣服,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男人在线时间尽可能长些,让他们的信用卡多消费点时间。大部分钱装进了老板的腰包。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个谋生方法。之前,最初我去餐馆试图找一份工作,但是,不可能,因为没有身份证。 警察会突袭这些地方,搜查非法入境者。我们能找到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我才十四岁,为了生存,我已经见到了人间几乎所有丑陋的事情,大部分比在成人聊天室看到的更糟,很多朝鲜妇女比我之前的情况更糟糕, 至少,洪伟从来没有给我吸毒或者逼我去伺候其他男人。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遭遇相比,选择聊天室工作是一个很容易做决定的事,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摄像头。况且,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洪伟的保护。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不是一份伟大的工作, 但至少你不用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没有人可以占有你,同时,这份工作有潜力赚到比较多的钱。我的计划是先工作一段时间,赚够钱去买一张真正的身份证,有了身份证,我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可以照顾妈妈。难以置信的是明玉阿姨的社会资源这么丰富,人也很聪明,我们开始工作后不久,她就离开了中国老板,开办了自己的聊天室,还拿到了特许经销权。 她可以给我们更多提成,我们就跟着她干了。


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个聊天的技术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当时,对我和妈妈而言,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我们不得不开始学怎么敲字母,怎么在屏幕上看,怎么操作。妈妈很费劲,当一个客人开始聊天时,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找到键盘字母敲入“你好”,然后抬头一看,屏幕已经黑了,客人已经走了。让我来吧,妈妈,”我告诉她。虽然我也花很长时间敲键盘,但我的客户似乎不介意等待,我拒绝脱衣服,他们也接受。我只让他们看到我的脸,如果他们太粗鲁或者坚持要我脱衣服,我就关掉他们。在这份工作中,那些男人总是好奇地想知道我的更多信息,我一般也会敲键入回答他们想听的,不过,我也发现他们中间确实有些人是真正想聊天的。我的聊天室非常受欢迎,有时,同一时间里,我跟几个男人在六、七个窗口聊天,我要保持清醒,不能把他们搞混了,以避免回答出错。

  

工作的越多,赚的钱也越多,如果我一直呆在线上,我一个月可以赚到大约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已经扣除老板拿走的70%以后的数字了。终于,妈妈和我不再为吃饭发愁了,也不用每天晚上担心受怕被强奸,但是,我们还是不自由。 聊天室是另一种监狱,如果我们离开这间房子,我不得不四处张望,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认出了。我不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更可怕:落到中国警察的手里?还是撞上黄老大或者他的手下?我知道他一直在找我,黄老大不是那种有胸怀的人,你欺骗了他,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靠近我们这栋公寓楼有一所本地的中学,从窗户往外看,我可以看到那些和我同龄的女孩,她们背着书包和同学们一起玩,我问妈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跟她们一样?”妈妈无法回答。我以为我们的生活就像现在这样一直过下去了,直到有一天,妈妈遇到一个朝鲜妇女,叫海顺,她现在和一个韩国的男人一起生活在沈阳。在认识她之前,我们从来没考虑逃去韩国的可能性,但是,海顺知道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她告诉我们,韩国政府很欢迎我们成为它的公民,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并提供地方居住。 她也知道试图中国逃出去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被抓住遣送回朝鲜的话,就没命了。 跑到中国来找工作是犯罪,如果跑到韩国,那就是最高级别的叛国,要被关进政治犯的监狱,在那里将永远逃不出来,或者,很快被判死刑。

  

海顺告诉我们,她知道有个办法可以离开中国,这个办法别人曾经做过。 在青岛有些基督教传道士,他们可以带我们穿过中国去蒙古,蒙古应该欢迎朝鲜难民的。一旦我们到了蒙古,韩国的大使馆就可以照顾我们了。海顺要去青岛去准备这个计划,但她没有胆量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所以,她要我和妈妈一起跟她去。我一听到这个女人这样说,就认定我们必须去蒙古。妈妈非常害怕,她说,我们已经在沈阳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去蒙古又是件极为冒险的事。她试图说服我放弃。但我感到一种本能的渴望在我的心中燃烧,一个声音告诉我,生命可以过得更有意义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我宁愿死也不愿再这样活着。我的内心告诉我,我应该像人一样被尊重,而不是像一只被逮住的动物。再一次,我抓住妈妈的手不放,我使劲说服她,直到她同意和我一起去蒙古。海顺给我们一个传教士的手机号码,妈妈打电话跟他联系,他告诉妈妈,他也是朝鲜的叛逃者,由于上帝的仁慈,他的生命是有福的,他已经找到了自由。妈妈跟他说: 我们希望逃去韩国,谁可以在那里等待我们?我们如何可以找到我姐姐?他告诉妈妈:“上帝是全能的,他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如果我们向上帝祈祷,任何事情都会变好。”他给妈妈一个青岛的电话号码,那里的人可以教我们更多有关上帝的。他们会帮助我们找到一条路去韩国。

  

当妈妈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我时,我也一片茫然。 我们对传教士所说的事情几乎不能理解。朝鲜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基督教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宁愿相信这些,因为它意味着生存。仁慈的想法对我们听起来很好。再一次在没有更多的消息下,我和妈妈决定做一次巨大的改变。钱是个障碍,我们已经有些小积蓄,但是,逃跑是需要更多的钱的。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当我饥饿时,我总是相信如果我足够的努力的话,面包就会以某种形式从天上掉下来,爸爸也是这样想的,尽管往往事以愿违。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机会, 更努力地工作,你还需要运气,才能去获得成功。 也许那个老算命人说的是对的?尽管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在准备逃跑的计划,在线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意想不到地让这件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他是一个技术人员,四十多岁,生活在韩国,也是我的聊天室里一个有时间规律的客户。 我在线上认识的大部分男人都以为我是住在首尔的某个地方,因为我骗他们的。但是这个男人不同,他对我很真诚,所以我会告诉他一些我的真实故事,他很感动,决定帮助我逃跑。他飞到沈阳来见我,给我足够的钱来支付下一步的开支。他说,他只要我们一旦成功到达韩国,给他一个电话。 虽然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期待我们的到来,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孤独的充满热心的男人。很快,我们准备走了。我妈妈问明玉要不要跟我们一块走,但是她有自己的生意,而且也很害怕,不敢逃跑。现在正是二月初,这是离开沈阳的好时机。冒险逃离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心上,为了这次旅程,我买了件棕色粗花呢外套,我们决定挥霍一次,我穿上这件漂亮的外套,和妈妈一起到一家很大的朝鲜餐馆,吃了丰盛的一餐。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吃完后,我们还去了卡拉OK酒吧, 一般情况下,这里是和朋友们一起来玩开心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好歌手,但我非常喜欢妈妈的声音,在我小时候,妈妈在收拾房子或者哄我睡觉时,就会为我唱歌,她的声音时如此美妙、温暖,那是我听到的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在最近两年,我觉得我的五官全麻木了,对世界失去了思维、嗅觉、听觉、视觉和品味。如果我清醒地去体验我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我可能会丧失勇气;如果我允许自己哭,那我可能永远哭不完。我麻木,所以,我幸存下来了。但我并不感到快乐,我永远没有安全感。现在,我听到妈妈唱那些古老的歌曲,麻木渐渐被融化,消失了。 我感受到妈妈无声的爱,我被这个爱所淹没,我强烈地恐惧再一次失去妈妈。这种恐惧感掏空我的心,使我颤栗不已。对我而言,妈妈是我的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现在,我就要实践我对爸爸的承诺,保证妈妈的安全,找到姐姐恩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去韩国。第二天早上,妈妈、我和海顺阿姨开始了一段漫长而紧张的长途大巴之旅,从沈阳到青岛大约七百五十的路程, 沿途路过任何一个检查站,大巴都有可能被警察拦住检查身份证。 但我们的运气非常好,在路上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没有遇到搜查。

  

青岛是一个时尚的现代海滨大城市,东临黄海,海的另一边就是韩国。 在青岛,旅行者拿着护照,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直飞到首尔的仁川机场。但是,对脱北者来说,投奔自由之路却是漫长而曲折的。在青岛的大巴站,我们见到了一位中年朝鲜族妇女,她带我们到附近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 这个城市至少有两个秘密避难所,实际上它们是新教的传教所。新教的教徒们(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基督教团体)负有秘密使命管理着这些传教所。我们到达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传教所,这里有些朝鲜的脱北者一边接受圣经的教诲,一边等待能通过蒙古逃跑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是一个复杂的、经常发生暴力又纠缠不清的关系。在196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教堂大都被毁,虽然现在是经济改革的时期,但无神论的政府只是让一些教堂恢复正常运作。对基督教使命来说,传教给无信仰的人是违法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帮助脱北者逃到其他国家的原因。我们被告知,如果当权者发现青岛的秘密传教所,那么牧师和他的支持者就会被送进监狱,我们就会被驱逐出境。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真实姓名告诉救援人员。只有我们三个是从沈阳来的,我们和其他八、九女性脱北者一起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们被警告不能制造太多噪音,不能擅自离开公寓,可是有些人还是偷偷溜出去。每周一次, 有个朝鲜族的女人会带我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采购,要按照每人每天五元的预算,给自己买一份食物。很幸运,妈妈和我有钱可以买更多的食品,这些我们都分享给大家。


我们来这里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其他的脱北者就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她说:“只要把上帝想象成金日成,把耶稣想象成金正日。就这么理解。我不得不承认,我刚一开始就跟着它走了,如果耶稣基督接受了我,作为我的救世主把我带到韩国,那么,我就是最幸运的基督徒。我们每天早上听候上帝的教诲,然后开始一整天的学习圣经。牧师要我们一页一页地抄写韩文版圣经里的箴言。我们唱很多圣歌,做很多祷告,不断忏悔我们的罪行。我毫无障碍地全盘接受了全能的上帝的思想。 这非常像我们在朝鲜接受我们亲爱的领袖的教导,他知道所有的事,如果我们对他无限忠诚,他将照顾好我们的一切。但我还有一点不理解,上帝是一个仁慈的神,为什么他出现在韩国,而不在朝鲜呢?不久后,我感到我被圣经里的赞美诗和精神感化了,把自己全部希望交给了福音,我也发现,我非常喜欢祈祷。我们来后不久,妈妈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顺姬阿姨,她和她的“中国丈夫”就住在附近的省份,她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叫邢心,她们曾经和我们一起在洪伟的公寓住一小段时间,她妈妈同龄,一见如故, 她也是从惠山市出来的,但她们之前并不认识。她也在同样地寻找失踪的大女儿,两个女孩都是被中国人贩子带走的。顺姬的生活也是历经磨难和悲惨的,但她能委曲求全,和女儿相依为命。

  

妈妈告诉她我们的计划,跟她说,如果她能联系上传教所,她也可以逃去韩国。顺姬和小女儿在她“丈夫”那个贫穷的小村庄里很难生存,所以,她一直渴望有个机会能离开那里。她和小女儿在一月中到达青岛,然后加入了我们小组。让人心烦的是当我们正在准备搬到另一个公寓时,一直和我们一起住的海顺总惹麻烦,她控制欲极强, 妈妈是很有忍耐力的,但也无法忍受和海顺生活在同一个公寓里,也不想海顺和我们一起继续下面的旅程。我们这个团队马上要离开这里去蒙古了,这样我们也走的比别人早。我们对这个朝鲜族妇女表示感谢, 在学习圣经期间,她帮了大家很多忙, 我们也向公寓里其他小组成员道别,她们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团队是重新组成的,成员有妈妈、我、其他三个妇女(一个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十年,一个二十年多一点,另一个和我妈妈的年龄接近);还有一个小家庭:年轻的父母和一个三岁的男孩, 这个家庭在韩国的亲戚花重金给经纪人,把他们从朝鲜带出来。他们出了朝鲜边境后直接来到青岛避难所,所以,他们没有真正在中国生活过,也不认识一个中文,听不懂汉语。


妈妈和我都非常喜欢这些人,小组成员相处很和睦,大家都完成了圣经的洗礼,牧师也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二月底的一天,当我们正在做离开前的最后准备时,牧师召集我们小组成员做一次祷告会,在这里,我们赞美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多么熟悉的仪式,就像我们在朝鲜时一样。我们坐成一圈,检讨自己,祈求上帝原谅我们曾经做错的事。我们跟着牧师做这些事已经很久了,但是,这一次感觉不一样。当我忏悔结束时,牧师问:“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我很奇怪地看着他。他转向妈妈:“你确定你们没有其它罪过可以告诉我吗?妈妈和我很震惊,我们默默地交换下眼神,我们只是想到另外一个组的人可能把我们在聊天室工作的事告诉了牧师。我们已经向上帝忏悔了。”妈妈说:“要我们在大家面前再说一遍吗?牧师告诉我们:是的。

  

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人面前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请求大家原谅。大家都哭了,这时,牧师让其他人先离开房间。妈妈和我告诉他,我们是在沈阳的一家聊天室工过,并对此表示对不起。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想,上帝会原谅我们的。牧师严肃地摇摇头:“不,你们是罪人。我不能让你们戴罪去蒙古,你们会让无辜者陷于危险之中”。我们求了又求牧师,向他保证我们再也不做这种犯罪的事了,非常非常对不起。 他还不能原谅我们吗?这可由不得我”他说,“你们要向上帝祈祷,恳求他原谅你们。稍会,妈妈说:“你是对的,我们罪孽深重,如果忏悔得不够深刻,上帝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我们也不敢跟其他人一起走,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伤害。我们要向大家深深地道歉,请求大家的怜悯和原谅。牧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给我们读了一段《以赛亚书》上的一段话,并把它翻译成朝鲜语:来吧,让我们来解决这件事,’上帝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即使最坏的罪人,也有得救的希望。这些话使我得到了安慰,我万分感谢牧师的祈祷。当我离开会场时,我对过去为了生存所做的那些事感到肮脏和羞愧。

  

第二天,那个朝鲜族妇女告诉妈妈和我,我们可以跟着团队一起走。准备离开前往蒙古前,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公寓,和我们一起祈祷:愿一路平安。牧师专门把我拉到一边,最后说了一句:“请在韩国过上正常的生活”。他认为我的过去会影响我的未来。我怎么才能告诉他,我所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和自由呢?在离开的前一晚,我打电话给了洪伟,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我对他还是怀有如此复杂的感情。但是,现在当我面对着死亡时,我越来越平静地看待我过去的一切了。我曾经花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憎恨别人,不容忍别人的做法。现在,我十五岁了,我感到我没有的时间对我生命中的人表达爱和感激。 我告诉洪伟,我已经祈祷我爸爸原谅他,不再纠缠他,我也祈祷我自己原谅他。我还告诉他我准备通过蒙古逃跑,因为,如果我死在沙漠上,他是唯一一个会记住我的人。说到后面,我哭了。洪伟的声音哽咽,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再见了,延美,”他说,“我希望这是你最好的选择,一定要活着!这一次,他得到了他所希望的。这是后话。


我们这个叛逃小团体在一个汉族男人的带领下,花了四天时间,坐火车乘大巴,终于来到了边界。这个汉族男人也是为基督教工作的。 他中等个头,看起来四十多岁,与一般的中国男子没什么区别,这使他在护送我们这些无身份证的脱北者出境时,不会引人注目。他不会说朝鲜语,我中文说得最好,我当翻译。他告诉我们如果被警察抓住,我们该怎么做。我把它翻译成朝鲜话:“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被抓,请和团队的其他人脱离联系。告诉警察,你是单独来旅游的。这样,你就可以救了其他人。自然地,自从我们在青岛登上火车起,我们就走在危险的边缘。 我们每天颠簸在路上, 假装着睡着了,大家之间也不聊天说话。在北京时,我们换乘大巴,我们穿过八达岭,这里,中国古代的皇帝修建了雄伟的长城,用以抵御来自北方草原敌人的侵略。当我们沿着双车道的高速公路进入到内蒙古沙漠地区时,大地越来越平坦,也越来越空旷。


我们出发时没有带任何资产,只有一个背包,里面有瓶装水、零食和一部分个人用品,如果我们瞄到高速公路上的路障或者检查站,就会紧张得直咬嘴唇,谢天谢地,一个也没有。长途奔波的终点站是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一个落满灰尘的边境小站,这里位于广袤的戈壁滩的中部。我们一大早就到达了,向导带领大家藏在一个地方,直到晚上才去找住所。但是每一个地方都不接受我们,我们进去又出来,因为没有身份证。终于,我们找到一家宾馆,他们接受现金,也不问其它问题。我们计划在夜里徒步穿过边境进入蒙古,现在是一年里最冷的天气,此时戈壁滩这一地区的温度会下降到零下-27华氏度,大约摄氏零下32度。冰封雪地的冬天会安全些,因为中国的边防军的巡逻会放松些,他们觉得没有人会冒着被冻死的危险在雪地里跋涉。但是,有件事几乎要发生了,在到达边界之前,我们差点被抓住了。在这次逃跑中,我和妈妈已经决定不带任何其他东西。妈妈随身藏匿了之前保存的大量安眠药,跟我姥姥用来自杀的安眠药一样,我在粗花呢外套里藏了把刀片,万一被抓住,我会在被遣返朝鲜之前,割断我的喉咙。

我们在房间里度过了难熬的一天,等待着夜幕降临。妈妈和我都忐忑不安,尽管户外是透骨的寒冷,我们一直开着窗户,一旦听到警察来了,我们立马跳下去。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向导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会把我们带到靠近边界的地方,放下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靠自己继续往前走了。那个小男孩的爸爸是我们这个队伍里唯一的男人,他被推选出来负责带领大家穿过沙漠。在传教所时,那个朝鲜族妇女给我两个手电筒和两个指南针。现在, 向导教这个爸爸怎么走: 你们从下车的地方出发,往西北方向走,然后穿过五道铁丝网防线,到达一排非常高的栅栏边, 这时你们就已经到了蒙古边界。你们遇到的第一个蒙古人时,要赶紧说明自己的身份:朝鲜难民。这样, 你们就会被营救。如果没有遇到任何人,你们就要去找铁路,沿着铁路走,找到最近的小镇。至少,这个方法看起来是可行的。


夜里,一辆出租车载着我们到了一个建筑工地,这里离县城大约几里远。那对父母告诉小男孩不要哭,我们穿过沙漠时,如果他哭的话,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的。很幸运,这是一个很乖的孩子,非常安静,虽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镇静药,但他不需要。要离开这里了,中国向导给我们一些最后的教导,我把它翻译成朝鲜语:“如果你们在沙漠,看到来自城镇的灯光是明亮的,那就是蒙古方向,向着它们走。如果灯光是暗淡的,那就是中国方向,远离它们。此时,一轮弯月挂在夜空,星光闪烁,向导指着其中一颗最亮的星星说:“如果你们走散了,或者不能用指南针了,抬头望星空,寻找这颗最亮的星,那就是北方!然后,他送我们上路了。走了几步后,妈妈和我回头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男人双膝跪在冰冷的雪地上,他的双手合一,举向天空。他在为我们祈祷。我被震惊了: “为什么这个男人,我们语言都不通,他却如此关心我们,为了我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霎时,我们俩感动得流泪了。我默默地谢谢他祝福他。然后,我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这里一片荒芜,没有植被、没有树、没有灌木,只有绵延万里不绝的沙子、石头和干草丛。我们在透骨的寒冷中行走,寒冷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魔鬼,它紧紧的抓住我的皮肤,拖住我的双腿,我马上后悔了,我不该穿这件在沈阳买的花呢子大衣,我应该买风雪大衣。传教士告诉我们这次旅行要轻装前行,但是,我也太过于轻装了,连手套、围巾都没买。我冻得瑟瑟发抖,赶紧靠近妈妈取暖,妈妈把她的厚厚大衣给我披上。妈妈的鞋太薄了,在这粗糙的沙地上一直磕磕绊绊,所以,那个男孩的爸爸给了妈妈一双跑鞋。这是他多带的一双鞋,但这鞋太大了,妈妈紧紧地系住鞋带,保证鞋子不会掉。我想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妈妈会很困难的。这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夜。每次听到远处的嘈杂声或者看到车灯过来,我们就很恐慌。 当我们蠕动到第四道铁丝网防线时,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然后,一道巨大的光束来回横扫整个沙漠。我们把身体埋在地里,一动不动。那个男孩的爸爸为了这次行动买了个新手机,他开始跟青岛联系:“牧师,你能告诉我这探照灯是中国的还是蒙古的?我们该怎么做?牧师回答他:“不要被抓住。我们继续待在地里,一直祈祷,直到声音和灯光消失为止。现在,我们不敢打开手电筒看指南针,我们只能靠星星指路,我们又走又爬,穿过沙漠。当我们穿过第五道铁丝网时,我想,危险应该过去了,最严峻的考验应该过去了。但是,很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星星,我们失去了方向,迷路了。

  

走了很久很久,我们发现兜了个大圈,直到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大家挤在一起,围在孩子的爸爸身边,打开手电看指南针。这才找到正确的方向。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冷,我怀疑我们大家都熬不过了。我想,如果我死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上,会有人找到我的骨头吗?他们会知道我的坟墓吗?我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想到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巨大的恐惧和悲哀吞噬了我。在这个黑夜里,我开始憎恨独裁者金正日,以前我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我们正遭受的痛苦就是他带来的, 我终于允许自己可以去想他的不好,即使他能读懂我的心,我也不怕,因为我可能会死在这里。他还能做什么? 再杀死我一次?但是,以前我一直忠于他,现在,即使面对着死亡,要背叛亲爱的领袖也可能是最难的事。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朝鲜,超出了他复仇的范围,但我总觉他的手一直跟着我走,到我去的地方,企图拉我回去。后来,妈妈告诉我,在夜里蹒跚行走时,她和我也有一样的想法。


当我以为事情已经够糟糕的时候,一群野兽在黑暗中包围着我们。当它们走过时,我听到它们刮起沙尘声和喘息声,我能看见它们的眼睛隐隐约约地反射着朦胧的月光。它们是山羊还是狼?我已经完全没有思维了,我吓傻了。“救救我!外面有人吗?有人吗?”我尖叫起来,不管这里是中国还是蒙古。但是,没有任何响应。我要放弃了,我瘫倒了,我要死了,我再也不能迈开一步了。几小时前我开始产生了幻觉,看到铁栅栏在地平线上,“妈妈,快看,栅栏,栅栏。”我说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当我们艰难到达那个地点时,啥也没有。黎明前,气温骤降,我们都害怕会冻死在这里。绝望之中,我们在沙漠雪地里收集了干树枝和枯草,点了一小堆火取暖,但是火实在不够大。正在我们讨论要不要把一些多余的衣服拿来烧时, 突然听到火车开过来的声音。它听起来很近,即使它离我们还有好几里距离远。在荒野里,由于极度寒冷,空气密度大,那声音听起来像从不同的两个方向来。大家撒腿就跑,大部分人跑一个方向,我和妈妈觉得声音来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就往另一方向跑。几分钟后,一个大栅栏的形状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出现在我们前面,我是不是又幻觉了?但这回我们看到几个洞,上面还有一些衣服碎条挂在铁勾上,这是之前穿过洞的人留下的。就是这里!我们立刻攀爬穿越其中的一个洞,但是,粗硬的铁倒钩把我的裤子和外套勾住了,它们是不是要试图把我拽回中国?妈妈立刻帮我把衣服裤子从铁钩上解开了。突然间,我们自由了。


我们进入了蒙古,太阳从我们身后升起,在沙漠的地面上投下了我们长长的赢弱的影子。 妈妈紧紧抓住我的手,要我记住今天的日子,三月四日-----我爸爸的生日!我们使劲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仅仅几分钟后,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向我们跑来。他拿着步枪,大声喊叫,但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种语言,这意味着他是蒙古人。我们得救了!谢谢,谢谢!”我用中文喊。士兵不再对我们喊了,我很高兴被抓住了,我激动得跳起来。士兵极力保持严肃的态度,但他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很快,我看到我们小组的其他人了,他们把手举在头上,几个士兵端着枪,押着他们过来。当我们汇合在一起时,蒙古士兵用无线对讲机开始联络,情况变得凶吉未卜了。几分钟后,三四辆军用越野车呼啸着穿过沙漠向我们包围过来。一个高级官员坐在一辆车里,他命令我们八个人排成两行,坐在他后面,当我们刚坐下时,他转过头,用很蹩脚的中文对我们说:“回中国!怎么会这样?我震惊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啊!不容多想,我们慌忙跳下车,只有我妈妈和那个爸爸抱着孩子坐着没动。士兵们又要把我们赶上车,我们抓住他们的制服,哭喊着乞求他们的怜悯:“救救我们吧,不要把我们送回去!他们会杀了我们的!

  

我碰到了藏在大衣腰带里的刀片,准备拿出来,割了自己的喉咙,我已经完全绝望了,这就是我的结局。我声嘶力竭地哭喊:“你们把我送回去之前,我会先杀了自己!是的,我们会先自杀!”其他几个女入也尖叫起来。士兵们紧张了,他们看起来很害怕,甚至有点惭愧。终于,其中一个说:“好吧,送你们去首尔!这句话让我们安静下来,也让我们回到了车上。但是,我们又恐慌了,因为,汽车朝着中国边检站的方向开去。不!不!我们不要回去!”我哭喊着, 大家不断地哀号、乞求。一个朝鲜妇女轻轻推了下那个孩子的爸爸:“祈祷”。他小声地回答她:“我一直在祈祷”。此时此刻,我只能想起几个零碎的祷告语,但是,当我们不能祷告时,说几个字也行。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耶稣的血是我的血,耶稣的血是我的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很合适,它也是我能想起来的能够救我的一句话。那一刻,我不能指望人类,我向岩石祈祷、向树木祈祷、向天空祈祷,希望它们能带我离开这里。

  

每当这种时刻,妈妈总是试图想出一个办法救她的女儿。妈妈想把我推出车门,我就有可能在被送回中国之前跑掉。因为之前在朝鲜,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了避免被捕,人们从飞奔的火车跳下来。很快,妈妈又想到,汽车不像火车,汽车会停下了,我会很容易再被抓回去。唯一真正的选择是自杀,但幸运的是,它永远不会来了。越野车上下颠簸地穿过小镇,沿着一条道路向中国边防站开去,但它没有停下了,转了方向,直达蒙古的军事基地。越野车开进几道门后, 我们一行八个人被护送到一栋一层楼的建筑物,它看起来像兵营或者监狱。我们六个女的都被赶进一间房间,一个女士兵命令我们把全部衣服脱掉,她甚至还检查了头发,看看是否藏有钱或者药品。她把妈妈留在身上的人民币全部搜走了,他们对待我们像罪犯而不是难民。然后,在另一个大房间里,摆了几张双层床,我们在这睡觉,他们给我们一些食物。我们在这个军事基地呆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士兵经常告诉我们要被送回中国, 不知道这是认真的,还是残忍的玩笑。在这期间,一些蒙古官员过来给我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我帮忙解释给大家。除了那个男孩,我是这个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我能和这些绑架者沟通,我对我们所有人负有责任。

  

当一些高级官员把我们带上火车,送到首都乌兰巴托时,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接着,我们又转到另一个军营,最后,被送到一个乡村的安全大院。当我们到达时,这里已经有超过二十个脱北者了,他们以各种方式逃出来的。男人和女人分别住在两个不同的房间,没有床,只有木板,铺了些毯子。每周一次,工作人员烧了热水供我们洗澡,男人总是优先,像在朝鲜一样。现在还是深冬,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冻得发抖,但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对朝鲜人来说,这个条件算很正常了,多少还有点奢侈,但是对韩国人来说,这里简直是战俘营。我们不能离开,要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吃饭、睡觉、劳动。成年人负责打扫房子,我就在户外活动。大约周一次,韩国大使馆的负责人会过来,问我们一些问题,要我们写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无法告诉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离开,也不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显然,韩国政府和蒙古政府之间有默认的协议,让脱北者暂时住在这里,直到合适的时候把他们送到首尔。 蒙古国的规定是要把来自中国的朝鲜难民安全地送到第三方国家,但是,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却扑朔迷离。事实上,解决叛逃者的问题长期受国际上政治和经济的拉锯战的影响。蒙古曾经是苏联的卫星国,现在是一个多党派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不断增长。它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南北朝鲜、中国、美国都有密切联系。它对朝鲜难民问题的处理方式取决于在那一时期与某一国家的关系,或取决于某种关系的重要性。

在2005年,每个月大约有500名朝鲜难民越过边界进入蒙古,到2008年我们穿越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很多,因为蒙古和平壤关系改善,同时中国也加强边界的巡逻。形势变得很糟糕,经纪人和传教士救援的路径已经转向通过东南亚去韩国。事实上,我们八个人是属于青岛传教所最后一批从蒙古送出境的。在我们逃离一个月后,顺姬阿姨和她的女儿也到达了蒙古。在青岛时,我和妈妈牵头,带着顺姬阿姨和她的女儿邢心、 麻烦制造着海顺阿姨,一起被编入第三批,分别在不同的小组。 第三批比原计划的时间要晚离开中国去蒙古,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们原先在的那一批在到达边界前,每个人都被中国人抓住了,并遣回朝鲜。顺姬阿姨的小组晚一点出发,像我们一样,他们穿过了栅栏,被蒙古边防军抓住了,并试图把他们送回中国。在送回中国前,顺姬阿姨吞下了毒药,边防军不得不仓促送她去医院抢救。我们后来听说青岛的传教所在事后被关了,朝鲜族妇女和那个汉族传教士向导被抓了,他们被送进中国的监狱,罪名是帮助脱北者投奔自由。妈妈和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蒙古被控制多久,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送回中国,每天提心吊胆。但是当我们在户外工作时,这里看起来并不太像监狱,放眼望去,乌兰巴托的周围是一片美景,有时,妈妈和我一起凝视着远山,想象着我们即将自由了的情景。一天中,我们也能看到几次银色的飞机在空中低飞, 因为它们都是从附近的山谷中起飞的。随着飞机慢慢爬高,就像鸟儿飞向自由。 妈妈看着我盯着飞机,就说,“我们也会乘这样的飞机飞去韩国, 我们很快就会自由的。”我努力相像我也是它们中的一员,飞翔在天空,飞向远方。但是,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

  

在2009年4月20日,一个韩国负责人开车来接我们,送我们到了乌兰巴托的国际机场,因为我们都没有身份证,很快,我们每人都拿到了一本韩国的护照,用的是假名,它让我们通过了蒙古海关和移民局。我们被警告不要在机场说朝鲜话,所以,我们在候机室里一直保持安静,甚至不敢呼吸。每次我只要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 马上浑身起鸡皮疙瘩。 终于,我们上了三叉戟, 解脱了,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了。 这是我们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当我们找到位子坐下时,妈妈和我交换了惊喜的眼神,然后我们击掌庆贺。这个手势是我在韩国的电影里学到的,我们很快就要成为韩国人了,我这样想的。等待起飞的时,妈妈和我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电影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在戈壁滩艰难行走的每一步;我们越过冰冻的河流跑向中国;我们从人贩子和歹徒手里九死一生地逃脱,我们在黑夜里终于到达蒙古。我看到了爸爸,他以某种形式和我们一路前行,指导我们摆脱危险,帮助我们活下来。我很内疚,爸爸没有活下来,没有尝到自由的滋味。现在,我将在没有爸爸的陪伴下继续前进。作为幸存者,我感到惭愧,我们活着,而那么多朋友、家庭已经死亡或者还被困在活生生的地狱。但妈妈得到了幸福,这缓解了我的悲伤和内疚,我也希望尽快找到姐姐。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我扒在窗口急切盼望看到地平线和海洋,之前我只在图片和视频中看到。但是,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就开始头疼眩晕,不得不闭上眼睛,直到三个半小时后,飞机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降落。没想到由于不舒服,我失去看到自由的第一眼。我们被告知坐在座位上等待,有人会带我们走。一会儿,一位韩国国家情报局的官员登机带我们下飞机, 很快,有更多人来接我们离开了机场。这些男人是如此的绅士,说着美丽动听的韩语,就像之前我看的盗版碟里一样,那时候,妈妈总是推开我,不让我看。一下飞机,我仿佛来到另一个星球,海绵状的白色走廊沐浴在明亮的灯光下,电动走道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魔幻地毯,它带我们飞向主要出口,俊俏的韩国女孩像花儿一样向另一方向飘去,她们穿着漂亮的皮夹克和超短裙,戴着糖果色的耳机,神采飞扬。看看自己破旧的大衣,打补丁的牛仔裤,我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地方,打扮得像一个贫穷的乡下姑娘,真是太尴尬了。当电动走道走到头时,我很害怕,不敢踏上光亮的大理石地面,怕会滑到,因为地面看起来就像光滑的冰冻河面。 大家都在等我一起去洗手间,我以为我已经在中国见过现代的洗手间了,但这里简直不可思议,洗手盆闪闪发亮,当你走近时,铮亮的水龙头神秘地自动开了,当你离开时,它又意外地自动关了。我不好意思寻求帮助,我这么愚蠢、无知。 所以,即使我现在进入了韩国,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可爱的NIS特工带着我们八个通过机场后面的走廊,那里有一辆大巴在等着我们。第一站是个酒店,在这里我做了人生第一次的体检,它看起来那么奇怪、陌生,医生用非常先进的设备给我做检查,最奇怪的事是要我把尿撒在杯子里。什么?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又给我一个特别的杯子。不,我不要做这件事,我也不用它!体检结果很快出来了,我一切都好, 没有肺结核,没有传染病。一会儿,我们都自由了,继续下一站的行程。


国家情报中心大约在首尔郊外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里安全措施完善,高度保密。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的行李马上被收走,每人又发了个大布包,里面装满衣服、洗发水和其它个人用品,我们会在这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里,我们似乎不再受欢迎,除了干净外,跟难民收容所比较,这里更像监狱。审讯我们的人很粗鲁、说话也不客气,即使对孩子也一样。 像在蒙古一样,我们被依次带进一个房间,单独进行彻底的搜查。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羞辱和被侵犯,这以一个令人沮丧的方式开始了我们的自由生活。国家情报中心的目的是要清查出骗子: 试图移民到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朝鲜的间谍伪装成脱北者。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几年来,有十几个叛逃者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然而,这是很小的比例,有超过二万六千的朝鲜人通过了中心的审查,已经在韩国生活了。国家安全中心的人跟我们解释说因为我们进入过中国,所以进行审问和调查。妈妈和我不得不决定我们的故事要讲多少。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我们记得在青岛时,当牧师得知我们在聊天室工作后的可怕反应。我们想还是让这些韩国人少知道些,最好不要讲。所以,我们试图想出一个故事,与事实有点出入:我十三岁时,就被用来做交换筹码, 或者说,我是洪伟的情人,和他一起生活。但是,这编的故事是如此复杂,难以记住,妈妈决定,还是告诉真相,这样更容易、更好。她唯一没说的是和爸爸离婚,她总认为这是假的,虽然他们离婚了,也是由于爸爸在监狱里,妈妈为了改变困难的处境而不得已为之。妈妈一直以爸爸为荣,至死不渝。搜查结束后,我们从青岛来的这个小团体被领到一个房间,这里已经有二十多个新来的脱北者,他们正躺地板上,地板上铺着毛毯,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到笔和纸,要求写下自己的每一件事,写完上交后,我们可以聊天、睡觉、看闭路电视,电视只有一个频道: 《探索Discovery》,有朝语配音或者字幕,我认识了海底生物、沙漠岛、还有亚洲鳄鱼。也第一次看到妈妈在怀孕时,一个婴儿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长时间的等待中,我们也接受了知识教育。伙食也很好,很多零食和曲奇饼干,我们排队吃饭,饭菜美味可口,还有我们之前从来没吃过的新鲜食品,比如:咖喱。这大楼里的一些职员看不起我们,但是,大部分还是非常善良和友好的。每天我们有几个小时可以出来活动活动四肢,锻炼身体,除此以外,我们还是被隔离的,有些人离开这里进入审讯的下一阶段,新来的就住进他们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听到很多令人恐惧和悲伤的故事,我们从明玉阿姨的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有个妇女,一直在聊天室工作,后来她花了很多钱买了个逃跑通道:走东南亚路径。 结果,在她到达曼谷前,被湄公河的洪水淹没了。妈妈和我本来也想走这条通道,但是,它太贵了。世上没有一条安全的路能逃离朝鲜,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在这个大房间呆了大约十二天后,我和妈妈被移到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和一个女人还有她三岁的孩子住在一起。她说,在中国时,她丈夫就在她眼前被抓了,但是,为了保护孩子,她假装不认识他。她非常内疚把丈夫丢在中国。妈妈极力劝慰她,告诉她这事做得对。但是,夜里,这个女人常常在睡梦中哭喊她的丈夫。又过了二个多星期,终于轮到我们被单独审查了。妈妈和我分别被带到了两个隔离间,每间配有一张小床、桌子、椅子,还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在吃饭时间,有人会送来食物,然后站在房间看着我吃完,离开时把盘子带走。负责审查我的特工是一个高个的中年人,说话带着柔滑的口音,我第一次发现这口音这么迷人。 但是,他问的很多问题让我很不舒服,感觉就像在青岛被牧师质问时一样。最开始的问题是我在学校学了啥?还问了一些只有朝鲜孩子们才知道的事情,比如:少先队员宣誓的誓言。他要我画出我的社区的地图,他问我,我们家庭在朝鲜是干什么的。有时,我会被带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回答问题,有时,他在电话里向我证实我妈妈说的一些事。我理解这是必要的,但这让我很焦虑,特别是他要我说出在中国的事时。审讯接近尾声时,他问:“你有纹身吗?我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妓女吗?”

  

在中国,卖淫者经常在他们的胳膊或者背上纹身,用来识别身份。这名男子有权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被羞辱了。他知道我的过去,他知道我在聊天室工作,但现在,他看着我,就像我是他刚从鞋上刮下来的一样东西,在他的眼里,我连一只昆虫都不如。“不,我没有纹身。”我说。“你确定?”他坚持。“确实没有。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你知道,我可以叫个女的来脱掉你的衣服。“来吧!现在就检查!“好的,好的,放松。我相信你。”他说。这个特工开始换个话题:“你打算在韩国做什么呢?毫不犹豫地,我说:“我要读书,然后上大学。他吸了口气,有点惊讶:“哦,我不认为你做得到。”然后他又说:“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是对罪犯才会这样说。我很清楚我不是罪犯,我做的那些不得不做的事仅仅是为了拯救我的家庭。但是现在,我的心重重地下沉,在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希望了。我感到自己又肮脏又失落,就像牧师讲我的罪过时一样。如果这里的人知道我的过去,然后都这样看我,那我将会被边缘化。


在韩国,人们可以获得成功,并被认可,但我至今为止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我在朝鲜求生存,在中国以另一种方式求生存,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勇气在这里求生存,我感到非常累了。我回到我的单元房,木然地望着窗外,这是我想要获得自由的国家吗? 但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地狱。如果我用这里锋利的金属门槛狠狠地割破自己的手腕,那我的生命就会咋然而止,就像突然卷来的风暴又很快结束一样。这将是多么容易。但是,我记得我还有个承诺没有完成,就像我爸爸一样。我曾发誓,如果在死之前还不能找到姐姐,我将死不瞑目。我要活着看到姐姐。在我们从中国逃出来的过程中,我们问过见到的每一个人,他们是否见过恩美,没人知道。我们在第一时间把恩美的名字给了国家安全中心,但是,这里没有任何记录。我已经被压垮了,但我还不想放弃,如果姐姐还活着在中国,我要做的全部事就是:让她知道我们在这里,让她知道如何找到我们。到了六月初,我们小组包括新来的130个脱北者,都通过了国家安全中心的审查,大家都是清白的。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工作人员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晚会,欢迎我们的新生活。他们祝愿我们好运,我们知道我们确实需要大家的祝福。 


下一站是安置中心,在那里,我们将学习怎样从朝鲜人变成韩国人。哈娜院安置中心在距离首尔大约40英里的地方,意思是“统一院”。在哈娜院,我们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唱国歌,我们都很擅长它。毕竟,这是一种技能,在朝鲜时如果我们想把日子过得好,就要学会唱赞歌。哈娜院像个校园,几栋红砖建筑座落在绿色的草坪上,四周有安全栅栏,建于1999年,受韩国统一部管辖,统一部是一个内阁级的机构,它的职责是为将来南北朝鲜统一做准备。它设计了一套程序,是为帮助脱北者尽快适应现代社会。 可以设想,如果朝鲜两千五百万人口大规模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大韩民国已经从隐士王国分离出来六十多年了,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在语言上也变化很多,有很多陌生的俚语。还有创造出来的一些“韩式英语”已经收录在英语字典里了。

  比如:手提包,现在韩国叫“han-du-bag-u” ,采购叫“syoping”。还有更多的名词:打印机、扫描仪、萨拉、汉堡包、比萨、诊所等等,这些全新的词汇,它们像一串串代码,带我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充满神秘的和令人兴奋,从某种角度说,哈娜院像一个新兵训练营,新兵们来自于朝鲜,一个没有ATM机、大型超市、信用卡、因特网的世界。在有限的时间里,哈娜院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地多教我们,三个月后,我们将要融入这个强大的、数字化,民主的家园。


刚到达这里时,我们这个从青岛来的小组被编为129号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制服和裤子、T恤、帽衫、运动鞋等。这里的设施是按照同时可以满足二百人的需求来设计的,但是,在我们逗留期间,就挤满了六百左右的人,都是妇女和未满十八岁的孩子。成年男子被安排到其它地方。我们睡觉是四到五人一间,吃饭在公共食堂。工作人员教妈妈和其它成年人如何开银行账号、如何使用信用卡、如何登记投票,我参加青少年和儿童班,为将来接受韩国严格的系统教育做准备。我已经十五岁了,已经错过了最佳教育年龄,我只有二年级的算术水平,阅读、书写也很差。我必须开始接受教育,从头学起!许多人很难适应课堂, 长时间坐在椅子上也不舒服不自然,课程又经常莫名其妙,课本再也不用“美国狗杂种”作为加法和减法的单位,而用漂亮的、色彩缤纷的东西,比如苹果、桔子。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乘法口诀表,英语也要从字母ABC 开始学。除了韩国的文字,我知道的唯一的外文字母是在朝鲜时拼写俄语的一个字母。现在,学习全新的知识,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事情。


教导员花很多时间跟我们讲解与世隔绝的朝鲜之外的世界,我第一次知道在全球有很多繁荣的民主国家,而在这个星球上,朝鲜是最贫穷最独裁的国家之一。每一天,教导员都在挑战我们有生以来已经深深刻在脑子里的信念。有一些纠正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我能够相信当人民正在挨饿时,金正日却住在奢华大厦里过奢侈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的说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发动了1950年的朝鲜战争,而不是邪恶的美国佬和韩国侵略者发动了战争。很长时间,我都一味拒绝相信它。朝鲜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这是我们刻骨铭心的认知,要放弃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的世界观是很困难的,就像要改变记忆里的爸爸的声音。此外,如果我以前被教育的一切都是谎言,那么 ,我怎能知道现在这些人也没有说谎呢?我很难相信任何权威人士了。在哈娜院,我们也学习这里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不能打人。如果违反,就要罚款或者进监狱。这条对男孩来说是很大的约束,但对我来说非常好。在朝鲜和中国,没有类似法律,有人打我时,我从来没指望他们会受惩罚,因为我认为我是弱者,只能挨打。所以,这些法律体系非常吸引我,它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侵犯。我从未想过有这样的概念。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是学会怎样在课堂里介绍自己,不知道其它的脱北者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开始,你说出你的姓名、年龄和家乡,然后,你告诉大家你的爱好、你最喜欢的歌手、影视明星,最后,你可以谈谈你将来要做什么?教导员每次叫到我时,我就傻了,我对“爱好”没有概念,老师解释说“爱好”就是你喜欢做一些事,这些事让你感到高兴。但我从来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政府高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关心“我”要成为什么?在朝鲜,没有“我”,只有“我们”。这些课堂练习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沮丧。老师看在眼里,她耐心地说:“这其实不难,你告诉我们你喜欢什么颜色?”再一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在朝鲜,我们通常被教导要记住每一件事,而对这些事的答案,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老师问我喜欢的颜色时,我很难答出哪个是“正确”答案。我也从来没有被教导要有“批评的想法”这一思维。其实,这思维是对一件事情的理性判断,比较出哪个会更好。老师又鼓励我:“这其实不难,我先来告诉你,我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呢?“粉红色!”我终于给出个正确的答案了,我如释重负。在这里,我开始很讨厌这样的问题:“你在想什么?”过去有谁在乎我的想法?现在,我开始花时间思考我自己,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获得自由并工作五年后,我喜欢的颜色是春天的绿色,我的爱好是读书和查阅文件资料,我终于不再重复别人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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