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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下去 三

发布日期:2017-03-25

 2005年秋天,我妈妈必须要躲起来了:因为警察正在找她。在朝鲜,人们是不能决定自己要住在哪里的。去其他地方定居需要政府批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好的理由就是调动、结婚或者离婚。尽管舅舅的房子就是妈妈出生的地方,但从官方角度来讲,她的居住地在惠山市。小孩子可以随意更换居住地,但是对成年人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舅舅是党员,舅妈又是人民班的班长,两人在政府都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已经打算长留于此地了。警察时不时找上门来,要求我妈妈有时间去警察局一趟,这明显是想要贿赂,给了钱,警察也就不管母亲的事儿了。但是我妈妈有段时间特别忙,根本没顾上这件事情。警察们等了好久好久,终于决定要惩罚她,将她送去再教育营。母亲发现了警察在找她,赶紧先去朋友家避避风头。也正因为此,我爸爸在夏天的一个午后突然出现时,我妈妈并不在家。

  

恩美去上学了,我一个人呆在小屋子里,这时我听到一阵狗吠,然后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和舅舅说话。我心跳突然加速,因为那声音实在是太熟悉了,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经入狱三年了,我从没奢望能再见到他。我听到舅舅喊声:“延美啊!延美啊!你爸爸来了!我奔去了主屋,看见一个陌生人和舅舅坐在一起。爸爸?”我小声问。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个词了,竟然感觉有些别扭。我仔细看了看他,那真的是我爸爸,但是他太瘦了,头发也被剃光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人,是英雄,无所不能。但现在的他看起来那么得小。更糟糕的是,他说话的声音虽小,但听起来让人觉得可怕,我几乎听不出来是他。我站在他面前,他用双手抚摸我的脸颊和头发,就像是盲人在看书一样。他说:“这真的是延美吗?这真的是延美吗?他没有哭,一直看着我。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了,我已经十二岁,是个少女了。真的是你吗?我的女儿?我想马上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他,但是我现在寄人篱下,当着舅舅的面,不敢表露出看到爸爸时的喜悦。我舅舅也曾经是爸爸的好朋友,现在却像是仇人一般,经常说些他的坏话。他怪爸爸不负责任,自己被抓,还要麻烦别人帮他照顾妻子和女儿。这种落井下石,见风使舵的行为让我特别寒心。但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过去紧紧抱住了爸爸,生怕他再次离开。

  

自从爸爸被捕以后,我就不再是个小孩了。现在他回来了,我想无时无刻和他呆在一起,重新回到我小时候的样子。我想和爸爸像小时候那样玩游戏。我以前经常像骑马那样骑在爸爸的腿上。我特别想再玩一次,要求他用脚把我撑起来。可怜的爸爸试了试,但是很快就把我放下来了,说:“哎呦!我家小狗狗真的长大了哦!”小狗狗是我小时候的乳名,重新听到这到名字,我的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恩美放学以后,我们给妈妈带了个话,说爸爸已经回来了。爸爸说他病得很严重,于是就给监狱官一些好处,让他暂时出狱。在帮他换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震住了。全身都是皮包骨,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他皮肤像纸片一样薄。妈妈让我赶快去买些豆腐水给爸爸洗澡,这样可以治疗伤口。他太饿了,什么都想吃,但是饿了这么久,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所以我们就盯着他,每次只让他吃一点点米饭。等他身体稍微好些了以后,他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监狱官知道我爸爸是因为巨大的经济犯罪才被关进来的,所以爸爸就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还藏了一笔钱,由一个在惠山的女人帮忙看管。如果狱卒答应让我爸爸外出就医,他就答应能给监狱官一百万朝鲜元,(约合人民币7323.39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可以购买一套好房子了。他太贪心了,真的就信了,但是我爸爸即使真有这笔钱,也没有打算真拿出来。他想如果他真的出来了,他们也不会冒着那笔交易被暴露的风险再抓他回去。可能等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以爸爸已经痊愈为理由逼他回监狱。但让他担心的还不是这个。

  

爸爸先说服他们让自己先去高原郡看看家人,让朴真帮他治疗不断加剧的胃痛,然后再去惠山。监狱官派了一名医生跟着他,确保他真的去了惠山。监狱官目的很明确,就是去拿钱。但是他注定拿不到,因为爸爸根本就没钱。爸爸在高原郡呆了几天,然后去了惠山。他只要一安定下来,就会派人来接我们。另一面,我妈妈决定自首,然后被关在一个所谓的“工人训练团”的劳教所服刑一个月,这其实就是个移动的集中营。晚上,囚犯们就睡在一个满是虱子的房间里,白天就被派出去,在桥梁建筑工地或者其它工地上做苦工。我妈妈所在的小组里女囚非常少,但守卫依旧让她们像男人一样干体力活。如果有人动作太慢,那么整个小组的人都要接受惩罚,整晚绕着营地跑步,不给睡觉。所以为了不受罚,干活太慢的囚犯会直接被其他囚犯攻击,根本不用守卫动手。工地上的活非常重,所以几个星期的牢狱生活就能让一些囚犯丢了性命。我妈妈入狱时已经是晚秋了,她身上只有件薄夹克,没有手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有时候建筑工地特别偏远,但只要在高原郡附近的地方,姐姐和我就会去看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早上五点就起床给妈妈做饭,因为我们知道囚犯是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切了一个小南瓜,然后和米饭拌在一起,然后又做了一些腌萝卜。腌萝卜就是穷人的泡菜,我们买不起用来制作辣白菜的调料。

  

早上六点,我们出发了,当时天还是黑的,我们走错路了,越走越觉得饿,于是就开始吃带来的食物。等我们到了工地,东西也被吃完了。没什么能带给妈妈,我们都觉得很抱歉,但是妈妈很高兴能见到我们。比起担心自己,她更担心我们好不好,所以她还找了些水给我们喝。守卫只给了她几分钟时间和我们见面,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多去见她,尽量给她带吃的。谢天谢地,妈妈的刑期很快就结束了。她设法贿赂了警察局的一些人,所以只在劳动营呆了十六天。和我们一起休息了短暂时间后,她搭火车去了惠山市看我爸爸。她知道,只要她呆在惠山一天,警察就会一直纠缠她——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和他离婚。他们仍旧爱着对方,但私底下都一致认为离婚是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如果爸爸还要回监狱,那高原郡更适合居住一些,那里气候比较温暖,物价也低。他们很快就正式离婚了,那是2006年四月。同时,爸爸的朋友给他了一个地方落脚,至于租金,只要等爸爸有能力时再给。他打算在妈妈的帮助下继续他的生意。至少目前,他打算让我们都回惠山。五月的时候,我独自一人乘火车向北出发,和爸爸一起住;恩美和妈妈几个月后也来了。一家终于又团聚了。


爸爸的公寓在一幢八层楼的最顶层,往西走几英里就是我们以前的家。在公寓里能将鸭绿江尽收眼底,也能看到中国。公寓里有三间房,一共住着三家人。房子的隔音效果很差,所以我们要小声说话,不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意上的事了。没有电梯,我们要在漆黑的楼道里爬八层——这就是为什么朝鲜的低层公寓比较受欢迎。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我爸爸一直想治胃病,但是依旧没人能说清楚他的病情。他当时真的是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他痛得无法工作,但是如果他好起来了,就必须要回监狱去。他现在是社会边缘人物,身份证在入狱的时候被毁掉了——因为只有人才能有身份证,而他在那里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了。没有身份证,哪儿都去不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到处奔波去做金属生意了。而且他还要时不时地去警察局报到,他们看得很紧。 他只能在家照顾我们,而妈妈要出去做生意。借给我们房子的人还愿意提供一些启动资金给妈妈。妈妈和那人的儿子一起去了松南村附近的地方买进银,回到惠山后再卖给走私贩。妈妈靠着这点儿生意赚到了一些钱,但我们依然很穷。通常,我们的食物只有冻黑的土豆,光吃这个,就让爸爸的病情加重了。搬离惠山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好想我的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见他们,和其他朝鲜孩子比起来,永佳长得又高又壮,她一直是个很强悍的女孩儿,当时她在上跆拳道的课,所以变得更强壮了。和她在一起,我感到特别有安全感。

     

这三年间,惠山的变化简直天翻地覆。由于和中国有着各种合法与非法交易,整座城市变的生机勃勃,兴旺起来。年轻人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女孩们用走私进来的“魔丝”膏将自己的头发拉直, 有些人甚至染了头发,穿上了牛仔裤,这当然是非法的了。牛仔裤是美国腐败思想的代表,如果被警察抓到了,他们会把裤子剪成碎片,然后让你去接受一天的再教育,或者几周的额外劳动。但是这阻止不了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追求。永佳对我说,现在大家都在“约会”——其实就是男生女生一起出去玩一玩。但是对我来说这太奇怪了,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假装自己有了男女朋友。她警告我说现在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有一些准则要遵守。比如说,如果一个男生在你路过的时候冲你吹口哨,你千万不要回头,除非你想和他约会。如果你回了头,那他就会一直纠缠你。我好几次都回了头,那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着装感到非常好奇。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土包子。我在高原郡染上的口音都被永佳嘲笑了。朝鲜内陆的人说话比较慢,不像住在边境的人。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从亚特兰大搬到了纽约。改变口音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在惠山继续上学,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大部分都是女生,年龄都比我大。距离我上次上学已经过去了很久,我已经落下了好几个学期,在学校根本跟不上。恩美到了高原郡以后,她一直在上学,也交了很多朋友,我们也不像从前那样一起出去玩了。就是在那时,她有了第一次约会,对方的父亲是从中国来的。我妈妈和她大吵一架,让恩美和他分手,因为对方的成分很差,比我们都差。恩美这次顺从了妈妈,但是这也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我的新朋友们都在看韩国的肥皂剧还有音乐MV,所以对最新的时尚特别了解。大家都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互联网,不可能下载非法视频。我们看的都是每天晚上从中国走私进来的音像制品。薄薄的DVD光盘代替了录影带,更容易被带进国内。曾经的新鲜玩意儿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了。有些朋友的家中会有一间挂着厚重窗帘的小房间,专门用来看DVD,我们还一边看电影,一边跟着背景音乐跳舞。我很还喜欢听音乐磁带和CD。恩美和我最喜欢听悲伤的情歌。有首歌是讲述一对恋人已经勾过小指,向对方许下了承诺,但是其中的一人突然离世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们都很悲伤。

  

如果不是外国的这些DVD和CD,我们知道的歌可能只有歌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有时候我们会改那些赞歌的歌词,纯粹是为了好玩。朋友中有一个年龄稍大的男生,每次出来的时候总拿着吉他,我们就借着吉他伴奏一起唱歌,关于金氏家族的歌自然是不唱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唱起歌来,我总觉得十分自由。没被抓到是我们幸运。但是我们那时也太年轻,没有想太多关于未来的事情。我这个年龄的朝鲜人被称为“集市的一代”,因为集市的繁荣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不知道以前那个一切由政府分配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像父母一样对政府忠心耿耿。然而,尽管集市经济和外来媒体削弱了我们对政府的依靠,但是我从没想过,我有天也能过上外国电影和肥皂剧中的生活。


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开始对浪漫有了追求。我的闺蜜和我特别喜欢电影中的那些情侣,他们注视着彼此,眼神中充满爱意,语调轻柔。我们学着模仿他们,而且只要男生约我们出去,我们也要求他们像韩国人一样讲话。在朝鲜,人们对“约”的定义要单纯的多,甚至比我们看到的沉闷电影片段还要单纯。我只在电影中知道什么才是浪漫,我不知道在镜头移开的时候,那些电影中的美丽的女子都在干什么。我们太单纯了。我看《风月俏佳人》的唯一关注点就是女主角漂亮的衣服,永佳和我想做出一件那样的衣服,给我们的娃娃穿上。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我一直都不知道接吻是浪漫的一种表现。因为我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亲我,我觉得那只是人与人之间表达亲密的举动。我们也没有性教育,或许在女儿出嫁前,母亲和医生会告诉新娘一些知识,但是我从来没听到过。我小时候曾好几次问过母亲,我从哪里来,母亲总是回答说等我长大就知道了。我觉得男孩子也和女孩一样地单纯。在惠山,很少家里有固定电话,只有最有钱的人才有手机。如果男孩子想约女生出去,只能上门去找她。当然,对于家长们来说,约会依旧是一件丑闻,这时候男生就要想办法了。我知道有几个男孩子想约我出去,他们都曾经爬山八楼,直接敲我家的门。我妈妈特别反感,会冲着大门喊:“滚出去!走开!”她不会让我出去的。

  

为了躲开我妈妈,男生们会在学校和我约定好,到了晚上他们会来我家楼下喊暗号,然后我就会找理由出去。当然,恩美也有追求者,还有其他住在这栋楼的其它女孩。所以每当太阳落山,楼下就是蛙声一片。我之前对谁都不感兴趣,直到遇见了昌圭,我的初恋。那年我十三岁,他比我大五岁,是两江道的[ 注:两江道是朝鲜东北部的地方行政区,与中国接壤,位于鸭绿江和豆满江上游。]一名高中的准毕业生。他比其他人要高一些,皮肤白皙,声音浑厚。他和我家的亲戚住在同一栋楼,还是邻居,我和爸爸妈妈去拜访亲戚的时候第一次看见他。起初他在走廊或者街上看到我,也只是点点头,随便打声招呼。之后有一天,他约我出来,我真的很想答应他,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很清楚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刚搬来不久,所以昌圭不知道我是个罪犯的女儿。他家庭条件优越,有权有势。他父亲曾留学海外,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是大学里著名的农业学教授。他母亲在劳动党中很有地位,是个政治人物。如果他的父母知道我们在一起,他肯定会大祸临头。如果他动了真情和我结婚的话,那一辈子就都完了。他将不能入党,也不能进最好的大学,更别提什么美好前程了。我是个累赘,会拖累他。所以我一直没答应他。但他很坚持,所以有一天我答应去他家参加一场派对,那天他父母都不在。我真是太天真了,派对里都是他的同学,我是最小的,也绝对是最穷的一个。突然我感到特别羞愧,我的衣服陈旧不堪,都是些二手货,裤子也有破洞。我们习惯在进屋之前脱掉鞋子,这下大家都看到了我打满补丁的破袜子,在这些有钱人面前,我羞得头都抬不起来。 

  

昌圭一家住的公寓特别大,和我们的一样大,但是只住着他们一家人,而不是三家人。看见垃圾桶里的橘子皮和蛋壳的时候,我都惊呆了。鸡蛋在我家简直就是山珍海味,我们只有在新年或者其它特殊场合才能吃得到。橘子更是少见,我从来没吃过一整个橘子——只有我们家条件还不错的时候,爸爸曾经买回来一个,我只吃了一小瓣。把橘子皮扔掉真是太浪费了。我尽量去融入他们,跟上他们的话题。昌圭试着向我解释他在学校怎么用电脑,尽管我从来没见过那东西,但还是微笑着点点头。朝鲜的普通学校没有这种东西,我太尴尬了,无端地生起昌圭的气来,我早早就离开了,一路跑回了家。我觉得我俩已经结束了,但是昌圭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他原谅了我不辞而别。每当我看见他,心中总是一阵刺痛。后来还是见了他,但前提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只能等到天全黑了以后才能见面;如果有街坊邻居看到我们在一起,对他来说的就太危险了。我们在街上看见对方的话,其中一人也要扭头走向另一个方向。昌圭设法搞到了我家地址,一天晚上他来敲门。我爸爸妈妈对他印象很深, 妈妈觉得他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爸爸让我留他吃晚饭。但是我说不。我不想让昌圭知道我爸爸是个犯人。干嘛要让他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们有多穷——我知道我是永远无法和昌圭一样的人结婚的,我不会有快乐的未来,没法上大学,如果没饿死,以后或许是个农民的老婆。


冬天来临了,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老旧的铁路系统依靠电力运作,但是电网出了问题,火车无法正常运行。北方的电力系统太差,从平壤开过来的火车在到达惠山之前要先停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再次出发。没过多久,火车干脆停运了。我爸爸妈妈等啊等啊,但火车就是不来。现在从平壤运输金属的唯一方式就是汽车,但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可能。生意做不成了,也没人愿意再借钱给我爸爸妈妈。日常开销全是从生意的本钱里出的,没多久那些钱也花光了。一旦寒风从江面上吹来,家里就变得像冰窖一样,爸爸每天上山捡木头,想尽量让我们暖和一些。他吃雪来填肚子,妈妈会做一切可能做的小生意,只是为了能买一些玉米和冻土豆。现在我们一直都处于饥饿状态,我已经不再奢望面包了。我想要的只是下顿饭。饿肚子真的有可能要了我的命,成了我最大的恐惧。味道已经不重要了,吃东西也不会有愉悦的感觉,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为了生存在吃,不自觉地计算每一口粮食能让自己活多久。爸爸妈妈都不敢睡觉。他们害怕自己一旦醒不过来时,孩子们就会活活被饿死。再一次,他们夜不能寐,想着第二天还能做什么才能活下来。


2007年二月,我们在二伯朴真家里庆祝春节。那一刻,我才真真切切地发现,我家的情况已是一落千丈。我小时候,我们是整个家族中最富裕的一个,那时每个人都来我家过春节。但现在我二伯是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就在他家聚会。他没有把我爸爸当成是兄弟,而是像仆人一样地使唤。在爸爸出狱后,在朴真家住了一个月。就这个月里,他们让我爸爸扫地做清洁,还家责怪他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分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好,现在再加上我爸爸是罪犯,成分就更差了。就连他们的小孩也当着一家人的面羞辱我爸爸。聚会那晚,他们不让我爸爸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庆祝,这些人可曾经都在我爸爸的饭桌上大吃大喝过的啊。那一晚真的很难过,但是我爸爸也只能吞声忍气。他以前是个机灵又幽默的人,还有点玩世不恭,但出狱后,整个人都变了,这一点我这个十三岁的女孩都能看得出来,我知道那段监狱生活彻底摧毁了他。他不敢直视警察,哪怕有些警察曾经与他把酒言欢。爸爸之前很喜欢听韩国的歌曲,现在也不听了,他害怕有人会举报。出狱后,他只唱一首歌:《祖国比我生命更重要》。歌中唱到:“祖国上上下下绿树成荫,但没有一棵是我种下的……”他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爸爸了。聚会结束后我特别感慨,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从二伯家到我家差不多有两英里半的路程。爸爸当晚没有走,所以就剩下我们母女三人沿着漆黑的河岸一路走回家,只有来自中国的烟火给我们指引道路。我生在朝鲜,所以我不应该对任何事物感到嫉妒,可我现在除了嫉妒,已经没有别的感觉了——我对住在河对岸的人感到无比嫉妒。我还是不敢想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我很想去一个有光亮有食物的地方。我已经不自觉地被那些光亮吸引了。就在当时,我开始朦朦胧胧地感到那些光亮对我们朝鲜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追求那光明,我将失去纯真,甚至有些时候,我失去了人性。每当新年到来时,金正日都会发表讲话,我们都要将它背下来。


2007年,讲话的内容和以前也是大同小异:朝鲜人民很强大,会打败我们的敌人,经济正在好转。但是我们已经不信这一套了,因为生活已经过不下去了。爸爸妈妈终于受不了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在朝鲜没有出路,于是他们开始商量对策。我们认识一个人,他曾经在俄罗斯打过工。虽然说那工作就是苦力,但是至少他能吃饱,还存了足够的钱,回到朝鲜以后开始做点儿买卖,生意还挺成功的。爸爸还认识另一个人,他曾经被政府派去利比亚做劳工,以赚取外汇。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他在利比亚非常孤独,整整三年没有见到家人。但他有东西吃。有时候甚至还吃到鸡翅膀。我们都饿极了,想听更多的细节。那人说利比亚人吃很多鸡肉,但是通常不会将整只鸡都吃掉,他们把鸡翅砍掉,然后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便宜到连朝鲜人都能买得起的程度。这让我们都震惊了,利比亚简直就是天堂。爸爸之前很想出国,希望能想办法赚些钱寄回来,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就更没了。朝鲜人一直都被教导说世界上的其它地方都很肮脏、很恶心、很危险。其中韩国是最糟糕的,那地方就是充满污秽的人坑,是我们憎恨的美国狗杂种的殖民地。爸爸没有打算去韩国,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如果能想办法穿过那条河,我们说不定还有希望。爸爸妈妈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声音小到连老鼠都听不见。我们有亲戚在中国,但是没办法联系到他们。如果我们穿过国界,他们就可以帮我们一把。我们都看过中国的电视,还有那些奢侈品的广告,知道他们很有钱。我们也认识那些合法去过中国的人,其中就包括二伯朴真,他说中国人有很多吃的。也有传闻说朝鲜女人在中国很容易找到工作。最近有几个少女失踪了,人们都在说她们到中国去了,所以说不定恩美和我也能找到工作。妈妈听说中国的小孩很少,而且姐妹和我的年龄还小,说不定会有人能领养我们。


但是在一个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外国报纸的地方,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消息。如果你问得太多,就有人会举报你。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哪些传闻是真的。爸爸妈妈虽然了解黑市,但他们也只是买进金属之后再卖给走私贩,由他们带进中国,他们本身在中国也没有关系。一般走私贩也不会直接见面交易。那样太危险了。而且河岸边的监控非常严格,贸然自行穿越是非常危险。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贿赂边防军,带着我们离境。但是我们去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爸爸妈妈让恩美和我去问问,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那些女孩是怎么到中国去的。如果真的有,爸爸就逼着母亲和我们一起去。他说他会留下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中国也找不到工作。而且他也担心一旦出逃,他的家族人也会跟着遭殃。如果女人逃去了中国,政府不会太过在意,身后的亲戚通常也不会被处罚。但是如果男人逃了出去,政府就会对他的兄弟姐妹或者其它亲属施以严惩。他们的医生或者教授的饭碗就会不保,甚至有可能被送进监狱。尽管二伯对爸爸并不好,但是爸爸仍旧想着他们。而且,那时他觉得我们并不会走很远,他告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如果你们过的不错,新年的时候就到河边来,到我们经常游泳洗衣服的地方来,我们在那儿见。”

  

姐姐和我开始四处打听,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一天我偶然听到一件奇怪的事情,邻居的一个女人告诉她朋友说,她认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人曾经过河去中国,在长白挨家挨户地敲门。有户人家接纳了她,给她做了很多好吃的,还给了她很多漂亮的衣服。然后那家人想让那女人嫁给自己的儿子。她不想这么做,于是又跑回惠山。但是这次她被朝鲜的边防军逮住了。邻居说那女人真是不知好歹,居然拒绝那么好的条件。我真是不明白她们在说些什么。回头想想,那时的我们怎么会那么天真。我们都不知道“人口贩卖”,也无法想象真的会有这种邪恶的事情。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批判性思维,因为我们已经被洗脑得不会思考不会提问。我真以为只要我们不被逮捕或者被枪杀,恩美和我就会没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是又饿又绝望,只要能活下去,什么风险都不顾了。即使我们已经打算逃去中国,我还是秘密地和昌圭见面。我们很单纯,连手都没牵过。一天晚上,整栋大楼一片漆黑,我们在走廊尽头见了面,那里有一扇窗户,可以直接看到长白县的灯火通明。我感到特别冷,昌圭就把他的外套给了我,然后又轻轻地抱住了我,我问他:“我们要是住在哪儿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他说。我不能告诉他我们的出逃计划。再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知道他四月份就要去服兵役。普通人一般都要在部队服役十年,但是他家有钱有权,所以他只要呆两年就够了,然后他就去上大学。大好前程正等着他,但是他却说让我等他。邻里街坊对我们家的情况还不了解,所以他也没听说我们的背景。“延美啊,等我八年,”他说:“等我,我会娶你的。”他说他无论如何每个月都会想办法见我一次。听见这话我心都碎了。突然间,我对万家灯火的渴望让我觉得自己非常残忍。

  

第二天一早,昌圭就来接我了。他要带我去惠山的集市。天气阴沉沉的,他花钱叫了一辆摩托车来接我们。和平常的摩托车不太一样,那辆车有四个轮子,后面还有一个敞开的货箱。我们爬进货箱,躲进油布里面,以免被雨淋到。到了集市以后,他说我可以挑自己最喜欢的项链,他会买给我。我挑了一个钥匙形状的吊坠。他说他就是那把钥匙的主人,总有一天要打开我的心。我冲着他笑了笑,但内心却一点都不轻松。我一直找不到能带我们去中国的向导,但是恩美说她知道一个人,尽管还不知道那人的名字,但是她说我们要走的话就要尽快了。春天快到了,河面上的冰很快就要融化了,所以要赶紧走才行。还没等到我们做出具体的计划,我却在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高烧。“怎么了,我的女儿?”妈妈的声音听起来特别遥远。我病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开始呕吐。没过多久我全身就长满了红色的疹子,我感觉自己要不行了。有传闻说有种从中国过来的传染病正在到处肆虐,但是没人知道采取什么对策。妈妈借了些钱给我买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病得越来越重。我胃疼得要死,根本吃不下东西,我变得瘦骨嶙峋,步伐蹒跚。这才不得不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过后,他们认为我必须要切除阑尾。当时我那年轻的爸爸依照自己的经验,认为这是唯一能救我的办法。虽然我们的医疗是免费的,但是要做手术,医生们还是希望我们掏钱给他们。这让人很愤慨,但是政府几乎没有向医院提供任何物质,因此病人只能通过贿赂医生才能得到救治。但爸爸妈妈最终说服了医生,只要我们能搞到手术需要的麻醉药和抗生素,他们就可以给我手术。妈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社区向别人借钱。我们的邻居,那位善良的金宗爱借给了我妈妈两万朝鲜元,约合人民币146.16元。然后妈妈用这笔钱去黑市买了药。开刀后,医生们才发现我的阑尾并没有问题,而是严重的肠道炎。他们还是把我的阑尾拿掉了,打了一些效力极强的抗生素,然后就缝合了。但是那一点点麻醉药并没有维持多久,我在手术结束之前就醒过来了。我无法形容那种痛苦,我没命地尖叫和挣扎,他们只能拼命压住我,我疼得要疯掉了,但他们还是把手术做完了。之后妈妈给我吃了些止痛药,可我最后还是晕过去了。醒来之后,我发现我躺在病房的地上,妈妈在我旁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床位都满了,所以就在地上给我铺了一张草垫子。我发现我正戴着一枚金黄色的戒指,上面镶嵌着玻璃水钻。妈,这戒指是哪儿来的。?”我有气无力地问。你睡着的时候,昌圭来了。”她说。他带了些零食和果汁,还有这枚戒指。本想在术后给我一个惊喜,但是我一直没醒来。妈妈说昌圭握了一会儿我的手,然后给我戴上了这枚戒指。之后他又来了一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手指。延美啊,看见你一直戴着这戒指,我真高兴。”他说。

  

我尽全力给他一个微笑,然后把那枚松垮垮的戒指给他看。“太大了。”我说。那你就要快点好起来,然后变得白白胖胖的。我住院的时候,他几乎天天来看我,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他。妈妈一直陪着我。因为我们没钱给医院的人,所以护士根本就不管我。因此,从清洁刀口,到给我找吃的,都是妈妈做。医院的设施陈旧,脏乱不堪,要上厕所,还得跨过一片空地。起初我根本站不起来,后来才慢慢有点力气,自己去了厕所。那时我才发现医院用那片空地来存放尸体。我在医院呆了那么久,那些尸体就像是柴火一样地堆在病房和厕所之间。更可怕的是老鼠们日日夜夜地在啃那些尸体,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惊悚的场景。老鼠们一开始会先吃眼睛,因为那是人身上最柔软的部分。我依旧记得那些红色的血窟窿。我晚上还会因此而做噩梦,在半夜尖叫着醒来。我妈妈也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就把尸体扔在露天的地方。你们就不能把尸体运走以后烧掉么!”她向路过的护士大声说。那护士耸耸肩:“现在只有五具尸体,等到有七具尸体的时候,政府才会过来收。”她说完,转头就走了。

  

妈妈一直努力坚守自己的信念,说服自己正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国家,但是看到现在朝鲜的腐败与冷酷,她深感震惊。现在的她更加确定,不能再让自己的女儿继续生活在这里了,我们要尽快逃出去。医生说,我还要在那个地狱般的医院里再呆上七天才能拆线。那时已经快到三月了,时间不等人,再晚就没法过河了。可是我仍旧全身虚弱无力。三月二十五日,再过一天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我姐姐来了医院。她告诉我们说她不能再等了,所以她自己找了人带她去中国。她已经十六岁了,开始自己拿主意了。妈妈拉住她,求她等等我们,可是她说:“不行,我今晚就和朋友的姐姐一起出发。如果今天不走,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她看着妈妈,对这次的出逃表现地不以为然,好像去中国不是一件大事情,只是去对岸串门一般,说不定马上就回来了。妈妈虽然不同意,但也拗不过她。可是那晚,恩美又来了医院,她说“我们今晚走不了了。看吧,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能走!”妈妈说。不是,”姐姐接着说:“我们重新定了时间,明晚就走。第二天,二伯借了一辆摩托车,想把我接回家。家里人都希望医生能给我拆线,让我回家,但是医院还是不放我走,因为我们还欠着医院的钱,我不得不再呆一晚上。姐姐来医院的时候,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色衣服,头发也扎了起来。我告诉她我今晚走不了了,姐姐一听,避开了其他的病人,低声对妈妈说:“对不起,但我今晚必须走了。妈妈还是不敢相信恩美就这样下了决心。她只是说:“好吧。反正你还是要回来的。” 

  

她甚至没有给恩美一个拥抱,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这让后悔了很多年。想起那晚,我也会不禁流下泪水,我们都不知道恩美是多么的绝望。爸爸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但也只是伴着辣酱的油炸土豆而已。这种饭可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价格很贵,但是他很担心我,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所以爸爸特地为我做了这一餐,让恩美带去医院给我。但当时我根本吃不下。我不怎么饿,姐姐。”我说。那能让我吃了么?可以,你吃吧。”我说。她就坐在我旁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好像有人会过来把土豆抢走一样。这真好吃,”过了一会儿,她说:“千万别告诉爸爸啊!我保证不会的。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生活真的很艰苦,我们想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吃东西。那晚妈妈还陪着我,而恩美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我们以为她可能回家去了。到了早上五点,爸爸到了医院,全身不住地颤抖:恩美呢?她在哪儿?不知道啊!”妈妈说:“她没和你在一起吗?没有,她就没回家。

  

恩美就这样离开了,妈妈没想到她真的会这么做,又后悔又生气,连气都喘不匀了, 爸爸则紧紧地攥着手。 恩美掉会不会进了冰窟窿里?万一连尸体都找不到了该怎么办?他们决定马上开始寻找姐姐的下落,所以我必须马上出院。他们找到了医生,百般乞求,医生才答应帮我拆线。我还是虚弱得摇摇晃晃,好在昌圭之前答应过我,在我出院的时候来接我。他和他朋友骑着摩托车来接我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朋友等在外面,我和昌圭在病房里独处了一会儿。昌圭说,他知道了我的家庭背景。一些嫉妒心强的女孩看到他经常来医院看我,就告诉他我的爸爸其实是一名罪犯。但昌圭说他并不在乎,还是想娶我。他是一个那么阳光的人,而且还特别有信心能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无以表达,只能微笑。对他来说,我的微笑就是回答。在我绝望的生活中,他的存在就是一方温热,一盏灯光,一丝希望。对他,我永远充满感激。

  

他扶着我走出了医院。他的朋友发动了摩托车,开始慢慢地向我家行驶,一路上昌圭都紧紧地抱住我。因为我还不能上楼梯,昌圭就背着我爬了八层楼。一开始他还健步如飞,后来也是满头大汗了。“你变重了啊!”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也只能微笑,伤口还是太痛了,连话都讲不出来。到了家门口,我还是很不想让他进门。家里太穷,真的是太难为情了。我们就在门口说了再见,他就回去了。一进家门,我看见爸爸妈妈坐在地上,依偎在一起。他们没找到恩美的下落,爸爸悲伤得难以自拔,不时痛哭。可他不敢哭出声音,要是被隔壁听到了就糟了。他们也问过我们恩美去哪儿了,爸爸总是敷衍说她去朋友家了,不能让他们知道事实,否则他们会去举报的。我们等啊等,等到了天黑,还希望恩美能回来。但是我们总是忐忑不安,总觉得她一定会遇到各种不好的事,脑海中一直浮现各种恐怖的画面。一时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感到筋疲力尽,想要睡一觉。这时我才在枕头下发现了恩美留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着:“去找这个女人。她会带你去中国。”上面还写着地址,那里靠近河边,在渭渊站的对面。第二天一早,爸爸妈妈找到了和恩美一起离开的女孩的家。他们带着纸条,两家人一同前往那个地址。 到了以后,一个女人打开了门,妈妈上前就问:“我的女儿在哪儿?你把她藏在哪了?那女人直摇头,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你的女儿。他们一时间也奈何不了她,只能悻悻地回家了。

  

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恩美的消息。三月三十一日,爸爸让妈妈出门办些事儿,那时我虽然还是很虚弱,但可以走路了。我和妈妈一起出了门。她也打算顺路到恩美的朋友家看看,或许他们知道恩美和那女孩的下落。我们到了那家门口,发现那里好像在举行葬礼,每个人都在哭,女孩的母亲更是哭天喊地:“都是我的错啊,”她边哭边说,她说她女儿一直吃不饱,她准备的食物也不舍得让女儿多吃点。“我还骂她,说她吃得太多了。要是知道她就这样走了,我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啊。”她不停地哭,丈夫在一旁极力地让她冷静下来:“你这样会哭坏身子的。”,转身他又小声对我妈妈说,这样对他的女儿也许最好。 他觉得女儿在这个国家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住在附近的一些女人也说,如果有机会,她们也想去中国。离开她家以后,妈妈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也是孤注一掷,一定要知道恩美到底去了中国没有。她让我一个人再去一趟那个女人的家里,告诉她我也想去中国。希望那女人能让我进门看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觉得恩美就在那房子里面。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还是那个女人。她应该刚过四十岁,和我妈妈差不多,穿得十分破旧, 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我往屋里瞟了一眼,发现里面尽是断壁残垣,感觉下一秒整个房子就会坍塌。 她看见我一个人,瞬间变得十分友好。我告诉她我也想去中国,她回答说她可以安排,我赶紧叫妈妈过来。那个女人突然就关上了门,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只好站在门口和她讲话。这时,她虽然不承认她认识我姐姐,但却迫切地想赢取我们的信任。你们先等等。”她说。她走出房间,往房子的角落走去。一会儿,她探出头来,让我们来到房子旁边的小巷,那儿有一名怀着身孕的女人,态度很友好。我们今晚就可以渡河。”那个怀孕的女人说。那一刻,我突然清楚地意识我要离开朝鲜了。在我敲门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中国,还要带着妈妈一起去。尽管原本的计划是姐姐和我先走,之后才轮到妈妈。但是现在的我不能丢下我妈妈一个人走。我拉住她的手说:“妈,我们必须要走!以后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但是妈妈把我拉回去了。延美啊,我不能丢下你爸爸一个人啊,他病得很重,你只能自己走了。”我拉住她说:“不行,如果我先走了,你可能就会死在朝鲜了啊。我不能一个人走。她开始求我说:“那就给我一个向你爸爸道别的机会,然后我就回来。我没有让她回去,虽然她说她只是想和爸爸道别, 但爸爸可能会留她,她也可能会改变主意。所以我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她, 我说可以在那儿找到恩美,先在中国住下来,再让爸爸过来就好了。 我仍以为我们能随时到河岸边来,冲着对岸的爸爸挥挥手,就像是当年那些中国小孩在对岸问我饿不饿一样。但是现在最要紧的事我们明天就能吃上饭了,不必再为食物而发愁了。我让妈妈无路可退。我拉着妈妈的手,那个怀孕的女人说:“如果我妈妈能走,那我也能走。你们都能走的。”她说。那我姐姐呢?我们能在那儿找到她吗?”我问。绝对能,”那个女人说:“你们一到那儿,所有的朝鲜人都住在一个地方,你们能在那儿找到她。我们听了,觉得这很合乎情理,因为这是管理所有朝鲜人的方式,把不同的人带到不同地方进行管理。

  

我们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帮我们,也没想过为什么不用付钱给她们。我们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尽管妈妈在黑市上做过生意,但是她是很相信别人。作为一个朝鲜人,我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那么单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不停地换地方,在惠山郊区的几栋建筑物之间走走停停。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都躲进了一间公共厕所,那个女人给我了我们一些又黑又小的衣服,让我们穿上。她说这些衣服能让我们看上去像是在边界上走私货物的人。如果我们被抓到了,就要这么说,说我们只是被雇来去中国取货的,打算很快就回去了。然后那个女人就走了,两个男人来了。 他们带着我们走过大街背后的羊肠小道离开了镇子。他们说如果走大道,会有人看见的,肯定会带来不少的麻烦,所以他们带我们上了山——那是我们经常去捡木头的陡峭小山——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到了河边。那时我刚出院还不到两周,我已经走不动了。那两个男人走得非常快,没过多久,我忍受不了刀口的疼痛,跟不上了。一开始只是两个男人给我们带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男人。这人看起来年轻一些,但他的举手投足就像是个头儿。 他告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的注意事项: “过河以后,不要说你的真实年龄。”他说:“我们告诉那边的人,你俩分别十八和二十八岁。如果你们太小或者太老,那么没人会接收你们。而且也不要告诉别人你们是母女,他们要是知道这一点,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成为麻烦的。

  

我们感到很奇怪,但也只能相信他们。 因为我觉得只有他们知道怎么才能顺利到达中国。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了,天也黑了。我们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什么东西, 现在,他们也没打算给我们吃什么。到了某个地方以后,带路的那两个男人让我们跟着这个年轻的男人走。我们走过了悬崖,漆黑之中仍能看到陡峭的河岸,下面有一条大路通向冰冻的河流。跟着我,”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声音。到了河对岸以后,我们不能休息。 躲过了朝鲜的边防军,还要躲中国的边防军, 一旦我们被逮到,就会立刻被遣返回国。 向导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停下来,就这样,妈妈和我就跟着他爬上了冰封的河岸,一直到了一个又小又黑的小屋。 一个秃顶的肥胖男人正等在那里。给,把这些衣服换上。”那个男人说。通过他蹩脚的口音,我们知道他是居住在长白县的中国朝鲜族人。在黑暗中,我们脱下了原来的衣服,换上了廉价的中国服装。现在如果要暂时休息的话,至少看起来我们不会被认为是外国人。那个光头男人把我母亲拉到了小屋的另一边,而朝鲜向导和我呆在一起。放心吧,”朝鲜向导说:“没事儿的。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并不好。我听到妈妈在不停向那个光头男人乞求,而且还伴随着我从没听过的奇怪声音。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个男人提出要和我发生性关系。妈妈必须要快速做出反应, 那男人不知道我们是母女,也不知道我只有十三岁。如果知道了这些,他可能会把我们送到边防军那里。妈妈开始解释,说我还在生病,刚做完手术没多久,刀口会裂开的。我会很小心的。”他说。不行!”妈妈哭喊着。关你什么事儿啊?”男人说:“你干嘛那么关心那个女孩儿?我是她姨妈,”妈妈说:“我们本不应该告诉你这个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你们敢给我惹麻烦,我就把你们送回朝鲜,让他们把你们给抓起来。不会的,我们不会惹麻烦的。让我来吧。”妈妈说。接着,那男人就强奸了妈妈,就在一张脏兮兮的毯子上,一张不知道已经被他用过多少次的毯子上。几分钟之后,那个男人和妈妈又重新出现了。一辆车停在了门口。我们全部上了车,妈妈和我坐在后座,我们一直沿着河岸走了很久很久。我能感觉的出来,刚才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是妈妈为了保护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妈,怎么了?”我一直忘记我现在不应该再称呼她为“妈“了。没事的,没什么。”她声音颤抖着说。我还是不习惯坐车,胃里一阵恶心。母亲让我躺在她腿上,紧紧握着我的手。后来我们绕过一个弯后,她让我起来看看。透过汽车的窗户,我看到了河对岸朝鲜那些黑乎乎的大楼。延美,你快看看。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的故乡了。

  

远远看到我家的那栋楼时,我的心猛地一紧。我知道爸爸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回家。我发誓我看到了一道光从那里射出来,好像是爸爸给我们的信号。但是妈妈说那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幻觉,因为那儿根本就没有电。我们的下一站是光头男人在长白县的公寓。怎么了?”妈妈问那个年轻的朝鲜向导。你听他们的话就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回答。那个光头男人的妻子也是朝鲜族,半身不遂,她的母亲在照顾她。他家有电,现在他终于看清我们的脸了。他一下子就上了火,对向导怒喊:“这两人根本不是就不是十八和二十八岁。母亲还是坚持把故事圆起来,她解释说自己其实三十四岁,实际上母亲的真实年龄是四十一岁。但是光头还是看出来我还是个小孩。于是他拨通了电话,用韩语和某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我听得出来,是关于钱的问题。她妻子一直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终于她开口了,开始向我们解释。如果你想呆在中国,那么你就要被别人买走,结婚成家才行。”她这样告诉我们。我们都呆住了。她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被别人买走”?一个人怎么能卖掉另一个人呢?我觉得人们只能买卖狗和鸡,还有其它一些动物,不会买卖人啊。还有,什么叫“结婚成家”?我完全不敢想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我们还犹豫不决,她也发火了。快点决定!”她大声说:“要不被卖掉,要不回去,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自从我拉住妈妈的手不让她离开的那刻起,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改变。从现在开始,该由我拿主意了。妈妈看着我说:“你想怎么做?我想都没想就开口了:“我要吃东西。”我们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再加上现在的情况太复杂,我的脑袋都变迟钝了。好好,延美啊,”妈妈说:“但是,你想不想回朝鲜去呢?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们被卖掉,那么很可能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村子里,这样就可以计划下一次的出逃,也能找到恩美,而且也能有东西吃。我要留在中国。”我说。很好。”那个光头说。这时妈妈开口问:“你知道我大女儿恩美的消息吗?她应该也来了中国,但是我们都没她的音信。光头说,他前几天本应该接收两个女孩,但是她们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他还试图联系她们,但还是失败了。据他所知,那两个女孩应该还在朝鲜。但他保证她们会很快到达中国,我们会在一个村子里见面,那儿还住着很多从朝鲜出来的人。好。”我说:“我们同意了。他又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个肥胖的中国男人和一个带着朝鲜口音的削瘦女人出现了。他们和光头一起坐下来,当着我们的面商量我们的价格。那个胖男人叫志方(Zhifang),跟光头一样,也是这条人口贩卖链上的一个中间人,最终他会把我们卖给我们的“丈夫”。听他们的讨论,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对母女通常会用极低的价格被一起卖掉,而两个健康的年轻女性则可以用很高的价格被分别卖掉。所以朝鲜的人贩子先是骗了光头,现在这个光头又开始骗志方,试图隐瞒我们是母女,为了卖出更高的价格,他还打算让志方相信我其实已经十七岁了。志方一直盯着我看,他说:“快说你到底几岁了?


我没办法说服他我已经十七岁了,因为我太弱小了,所以只能承认我只有十三岁。 “我就知道!”志方说。终于,他们达成了协议。光头用人民币五百元的价格从朝鲜人贩子手里买到了我妈妈,现在又以四千两百元的价格卖给了志方。我最开始的价格差大约是一千八百元人民币,现在是以一万五千元卖给了志方。我们每被转手一次,价格就会翻几番。(这是2007年的价格)看着他们在谈判,一种锥心刺骨的羞辱感令我永生难忘,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我们竟然变成了一件件商品,那感觉已经无法用愤怒来形容了。我仍然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只知道我们被卡在了恐惧和希望的之间。 我们已经麻木了,需求也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只想着要赶快逃离危险的边境;赶快逃离这个丑陋的光头和他暴怒的妻子;赶快找到一些东西来吃,然后再考虑之后该怎么办。我们的价格谈成了,朝鲜向导、志方还有那个削瘦女人都离开了公寓。终于,妈妈和我有东西可以吃了。当光头的岳母把一整碗米饭和腌黄瓜放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来没在冬天看到过黄瓜,感觉特别地神奇,那米饭多得好像吃不完似的。 在朝鲜,我们要把食物分给其他人,所以碗里还会留下一些。在别人家里,把碗里的东西吃干净是非常粗鲁的,因为要剩下一点给主人。但是在这儿,米饭特别多,你可以吃光一大碗。垃圾桶里的食物比我在惠山一个星期见过的都多。突然间,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特别高兴。


第二天早上五点,大雪纷飞,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街角。我们走出公寓,光头让我在大门口等着,接着他再一次推到了我妈妈,当着我的面强奸了她!妈妈就像只动物一样毫无尊严,我看到她眼中的恐惧,我呆呆站在那儿全身发抖,我什么也做不了,只得哀求他停下来。这一幕也成了我的性启蒙。他完事之后,就把我们塞进了出租车后座。我们全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后座里还有一个朝鲜女人,大概三十出头,她说她也是刚到中国的。一个叫蓉顺的女人是志方的帮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向我们解释说我们被卖掉之前,要先去一个地方。妈妈和我依偎在一起,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一路上我们穿过了中国的乡村,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晕车,大家也几乎都没怎么说话。天黑的时候,车子终于停下了,那儿像是一个大城市的边界。妈妈不懂中文,但是她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点英语。她看着一块写有中文和英语的牌子说,我们到了长春,吉林省的省会。一路上,我们呼吸的中国空气和朝鲜的就不一样。朝鲜的空中一直充斥着灰尘和沙粒,而中国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似乎能闻到每家每户做饭的味道。蓉顺和胖男人志方住在一栋现代化的公寓里,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新奇。进了他们家以后,蓉顺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想吃什么?鸡蛋,我要吃鸡蛋。”我脱口而出。


自从爸爸被捕以后,我只在新年的时候吃过鸡蛋。现在蓉顺给我煎了整整五个鸡蛋。我就着面包,吃着蛋黄,对中国越来越好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了蓉顺的故事。她本来在朝鲜干些走私的生意,结果负债累累,破产了。就在那时,志方说,只要她肯来中国和自己住,他就能给她一份工作。现在,不用志方亲自出马,所有在边界买进女人的活儿都是蓉顺在干, 这可是冒大风险的事。她和志方虽然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她没有任何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所以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并遣送回国。实际上,大部分的脱北者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男人们一般都会被介绍到农场去干粗活, 他们不敢有任何抱怨,因为农民们只需要一个电话打给警察,他们就会被逮捕并送回朝鲜。中国政府不想让难民大量地涌入,也不想惹恼平壤当局。这不仅仅因为朝鲜是中国的贸易伙伴,还因为靠近其边界的朝鲜拥有核武器装备。同时,夹在中国和韩国之间的朝鲜,也成了中美之间的缓冲地带。北京当局并不承认这些滞留在中国的朝鲜人是“难民”,而是称其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要遣送回国。可是,我们来中国之前,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们以为自己应该是受人欢迎的。 确实,在某些地方我们确实受人欢迎, 但不是官方层面上的。


朝鲜女人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很受欢迎, 因为那里缺少女人。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禁止大部分夫妻养育超过一个孩子, 中国人也是重男轻女的。 如果生的是女婴,很不幸,大部分都会被遗弃。根据人权组织的调查,很多女婴会直接被杀掉。这导致男孩太多,以至于他们成年之后找不到女人来结婚。在偏远地区,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再加上很多女人都去了大城市谋生,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残疾或者弱智的男人是最难娶到媳妇的,这些人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催生了朝鲜新娘的市场。 但是买一个新娘并不便宜,有些时候会超过数千美元,几乎是一户贫困人家一年的收入。当然,人口贩卖在中国也是非法行为,所以这种婚姻下出生的小孩也不会被承认是中国公民。这意味着他们没身份证明,没办法上学,长大后也找不到工作。一切的人口买卖都是非人道的,但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这仍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我们吃完东西后,志方回来了。他刚从长白县回来,现在向我们讲接下来的事情了,他说等会儿有一个中国男人来接我们,到农村去见我们的丈夫。我们能被一起卖掉吗?”妈妈问他:“这其实是我女儿,不是我侄女。这个胖男人并没有特别惊讶。“对不起,你和你女儿只能被分别卖掉,”他说:“我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投了钱,只有这样我才能把钱赚回来。可我女儿还不能结婚啊,”母亲说:“她只有十三岁。你别担心,我知道她还小。”志方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个人啊!我怎么能让一个十三岁的姑娘去结婚呢?”他说如果妈妈同意我们被分别卖掉的话,他和蓉顺愿意暂时收留我,等我长大以后再做决定。他们也会把电话留给我妈妈,让我们能保持联络。妈妈和我商量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同意了。这或许是我们目前能有的最好结果。妈妈说她同意自己单独被卖掉。志方说:“好的。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如果你想吃西瓜,我可以明天买一个回来。第二天,志方和蓉顺带着我出去了,这是我对中国的初体验。我们路过了很多家商店,我第一次看到人体模型,我都不知道那是真人还是假人。蓉顺看着我盯着它们发呆,就对我说:“它们都是娃娃,这还算是小型的。我不敢相信商店里有那么多东西, 到处都是饭馆和卖吃的小摊, 可以直接在大街上买到烤玉米,还有各种我从没见过的水果都被串起来卖。我唯一认得的只有草莓,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我想吃那个。”我指着草莓说。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草莓,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好吃的东西,我的嘴永远都停不下来了。起初我还担心这东西会不会很贵,但是他们说完全不用担心价钱。


我觉得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前几天发生的种种恐怖的事情,心里只有各种需要记住的新鲜事物。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让我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让蓉顺教我几句中文。她教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什么(Zhe shi shen me)?”每走到一处,我就指着一个东西问:“这是什么?”然后蓉顺会告诉我那个东西的名字。开始的第一个星期,蓉顺要教会我交通规则,防止我直接走到大马路上去。惠山没有交通灯,也没有几辆车,平壤虽然有,但是我那时还小,不记得具体的细节了。但是在这里,你一定要抬头看信号灯,然后才能过马路,否则会被车撞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太难消化了。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灯与汽车,还有形形色色的人,让我头晕目眩,汽油味、路边烧烤摊的味道差点让我直接呕吐在路边了。后来,我们回到了公寓, 志方告诉我说我妈妈要走了。志方要把她和另一个女人带去下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卖掉。突然间,我的梦醒了, 妈妈要走了,而我要和陌生人住在一起。她在我面前依旧坚强,但我能从那温柔却疲惫的脸上看出她内心的坚定。你要乖,”她对我说:“记得每天打扫房间,给他们做饭。这样他们才能留下你。”胖男人在一张纸上写下家里的电话,妈妈拿着那张纸条对我说:“我会尽快给你打电话。或许恩美就在那儿等着我呢。”


前一天晚上,志方给了我们几个馒头。我觉得那简直太好吃了,就特意剩下一些打算留给妈妈在路上吃。结果今天我去一看,那馒头竟被那个朝鲜女人给吃了,现在我要和妈妈道别,却没什么能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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