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下去 二

发布日期:2017-03-25

 1989年夏天之前,妈妈一直生活在高原郡,也一直在这家制衣厂工作,当爸爸在高原郡从事黑市交易时,总是习惯和她的哥哥民植在一起,因为民植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这样,妈妈和爸爸就可以经常见面,但是,除了礼貌性地打招呼外,他们几乎不说话。那个时候,人们对“约会”是没有概念的,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的文化是非常保守的,如果你在西方长大,你会认为这自然会产生浪漫的爱情,你可以从书本、电影里学到如何去浪漫,或者从生活中观察到,但是这里没有。在我爸爸妈妈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学。他们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只能从他的眼神里来猜测对方的想法,或者,当她说话时,他从她的语气里感受到她的爱。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是偷偷地拉着手。我不知道当爸爸遇见到妈妈时的感受,但是,妈妈肯定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苗条、健康、高颧骨、精致的五官、白皙的皮肤。妈妈头脑敏捷,意志坚强,我相信这些深深吸引了爸爸。妈妈并不觉得爸爸那时的相貌有啥吸引人之处,对妈妈而言,爸爸长相普通,身高一般。但是,她哥哥民植告诉她:我的朋友是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他的妻子的。他说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他甚至可以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生存下来”。这意味着,不管遇到什么恶劣的环境,爸爸都会顽强地克服,灵活机智地度过难关。


按照传统,双方父母要为他们办理婚礼。所以,爷爷就陪着爸爸,一路做生意前往高原郡。 他们决定,把货物分散在两个地方,惠山和高原郡, 这样会更安全些,他们就可以不用带太多的香烟和钱,以防风险。 当他们安全抵达后,就住在民植家里了。爷爷很快注意到我妈妈,发现她正和他儿子正眉来眼去。之后爷爷就跟我姥姥一起坐下来,商量这件事。 他们觉得,由于两个家庭背景是相同的,都是可怜的坏成分,所以,他们俩很般配,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正如我们所说的,燕子配燕子,喜鹊配喜鹊。在这个例子中,新娘和新郎正是两只喜鹊。然后仪式开始。大家告诉真植和琴束,你们订婚了。就这样简单。结婚仪式很普通,妈妈穿着传统的韩服,爸爸来到她家里,亲戚和朋友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 桌上摆满食物,大家互相祝贺。然后,妈妈坐火车来到惠山,到公公婆婆家,再一个简单的家庭聚会, 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爸爸妈妈从警察局买到了他们的身份证,并登记结婚了。仅此而已。俗话说:螺帽跟随螺钉走。男人是螺钉,螺帽是女人。所以,女人跟着丈夫去他的家。但是,她不用随他姓。对大部分妇女而言,这是嫁给老公后,她们生命中能保留的唯一的东西:名字。


爸爸妈妈结婚后的头几年,一切还挺顺利,他们搬到了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小屋,那是我爷爷退休后,政府分给他的。小屋子已经非常破旧了,爸爸开始修补巩固,因为他的家庭开始要添加新成员了。妈妈怀上了我的姐姐,恩美,很快,姐姐在1991年1月就出生了。爸爸离开了那家金属制造厂,希望能找到一份自由度大一点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离开办公室多几天,到稍远处去贸易。除了香烟,爸爸还在惠山的黑市买进糖、大米和其它货物,然后他开始在国内沿途卖掉它们,获取利润。当天生意做到临近东海的元山市时,就买回那里的沙鳗鱼干,一种细长小鱼,惠山的人喜欢当做配菜来吃。所以,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区域,可以卖到很好的价格,这也是爸爸收入最好的产品。因为妈妈几乎一直生活在内陆,现在又要花精力照顾家庭,这使她从未受过外界的影响,她不知道什么是黑市,对生意也一窍不通。但是,一切在九十年代都变了,饥荒蔓延了全国,整个国家经济崩溃了,人们都开始为生存而开始做买卖。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对朝鲜来说是卑劣罪恶的,沾污了社会的纯洁,大部分人在应酬、交往聊天时,从不谈钱,提到钱是令人不齿的。

  

现在,妈妈嫁给了一个一天到晚和钱打交道的商人,这使她不得不花时间来适应。但是,像许多忠诚于朝鲜政权的人一样,她必须把意识形态和实际生活分开来,不让它们产生大冲突。她逐渐变成一个熟练的商人,这跟从前的她很不一样,但她认识到,跟其他人比,她丈夫是一个公认的很能力的人,她跟他学,也帮忙卖一些产品,在合法的市场或者不合法的黑市买进卖出。尽管我们境况比大部分邻居们要好些,但是,我们仍不算所谓的上层阶级。只有和政府高层有联系的家庭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号。他们有福利,有假期,可以去朝鲜的首都平壤去旅游,去瞻仰众多的纪念碑。不过,我们还是有能力去平壤旅游一下,那时候恩美还是个幼儿,妈妈还穿着从中国走私过来的时装。她很喜欢名牌手提包(虽然只是中国的山寨货)、日本产的外套和好看的化妆品。我们从朝鲜逃出来以后,我有时会拿我妈妈开玩笑,说她是朝鲜的芭黎丝·希尔顿。她从来没有因此为傲,不多她确实挺有品味的。


尽管我们的物质还算丰富,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对她而言,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她,在怀着恩美快要分娩的时候,她还一直上山砍柴火。医生说我妈妈每天起早贪黑工作,这就是我姐姐为什么才八个月就出来了,我们猜想,我只有7个月就出生,更是早产儿,会不会是妈妈整天拉煤穿过惠山的铁路,劳碌过度造成的?运输煤是我爷爷背地里做的一部分生意,在他失去在军需供应所的工作后,他在惠山找到一份军工厂保安的差事。我爷爷发现在一栋建筑物里,有个地方存有大量的煤,他就让我爸爸妈妈去偷。他们在黑夜里偷偷地溜进去,然后把煤背在身上,穿过夜幕下的市区,行动要很快捷,这是一个很艰苦事, 如果被不识相的警察抓住———是指那些不接受行贿的警察,那结果就是被逮捕。有天夜里,我妈妈在那座桥上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的疼痛,第二天,她生下了一个非常袖珍几乎只有小母鸡大小的婴儿,那就是:我。


按照朝鲜的法律,爷爷、爸爸妈妈都是罪犯。爸爸通过买卖赚钱,在其他国家,爸爸这种做法可以简单地被认为是商人而已。爸爸贿赂政府官员,那些政府官员的工资也不足够养活他们的家庭,爸爸对他们行贿,以换取他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自由通行。爷爷和爸爸妈妈偷走政府的东西,这是事实,但是,政府也偷走全国人民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自由。回头想想,我家的生意只是超前了点而已。1993年,我出生时,集权经济已经崩溃,腐败、贿赂、盗窃、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了在朝鲜的生存之道。整场危机中,唯一没变的就是政府的专制和暴政。


 我的童年时期,爸爸妈妈能清楚地感觉到,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朝鲜,几乎难以生存,但他们不知道原因。外国的媒体完全被封锁,报纸只是报道有关政治制度的好消息,或者,谴责那些恶意造成我们生活困难的敌人。事实上,在我们封闭的国境线之外,曾经扶持朝鲜的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切断了朝鲜的生命线。从1990年起,朝鲜的经济开始大衰退,苏联解体了,莫斯科废除了出口产品给朝鲜的“友情税率”,失去了优惠的燃料供应和其它必需品,朝鲜的经济嘎然而止。政府没有办法保持当地的化工厂正常开工,没有燃料,卡车无法运输进口的化肥到农场,农产量陡降。同时,苏联几乎完全中断了粮食援助。在这期间,中国援助了朝鲜几年,朝鲜本身也做了些转变,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比如,韩国和美国,但是,他们很少给予优惠的贸易价格,还要求朝鲜支付硬通货。当时,朝鲜已经拖欠了银行贷款,无法再借到一分钱。


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饥荒已经蔓延到北部的几个省了。政府的配给量开始锐减,有时甚至断供。在如此危机面前,政府还是坚持固有的政策,而不是改革方案,全面开放国家,争取国际援助和投资。政府号召我们,为了节约粮食,每个人每天只吃两餐饭。在1995年的新年贺词中,新的领导人金正日号召朝鲜人民要更努力工作。他说道:虽然,1994 年带给我们的是“血与泪”,我们还是要满怀信心地迎接1995年,为了使祖国更加繁荣,我们要万众一心,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不幸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流血流泪那么简单,一场连续不断的暴雨带来可怕的水灾,洪水冲垮了全部的庄稼,经济走向彻底的崩溃。 金正日描述这场我们的民族与大饥荒的斗争是“苦难的行军”,这是当年用来描述他爸爸那一代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艰苦卓绝时期的短语。在这场大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里,近百万的朝鲜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经济的崩溃开始扰乱了朝鲜的社会阶层,以前政府提供所有的必需品,现在,政府号召我们要自力更生。后来国外的救援物资终于源源不断到来时,本来是用来帮助我们灾民的,但是,政府却把绝大部分物资分给军队,军队的需求永远第一满足。其他用来救济灾民的物资,要通过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分发,但是,这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物资快速地卖到地下黑市。突然,几乎每一个朝鲜人都开始学着做买卖,要不就是挨饿到死。政府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力管理这些非官方市场,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事实面前,金正日终于允许建立由政府管理的永久性的集市。但是,这个新局面却给我爸爸带来了不幸,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集市公开地买卖交易,我们称之为“自由市场”,它大大地冲击了爸爸的原有买卖方式,同时,惩罚黑市交易活动也越来越严厉。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努力,生意却越来越差,而且还深陷债务。爸爸不得不尝试其它的贸易,妈妈和她的朋友们有一台过时的脚踏板缝纫机,她们经常缝补一些旧衣服,或者用碎布缝制童装,我和姐姐就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把多余的衣服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些人在中国有亲戚,他们可以申请去走亲戚。二伯朴真至少去过一次,但是我爸爸没有。政府对我爸爸的行动一直不是非常信任,对他的商业活动一直保持着严密的监视。


那些去了中国的人,回来时会带一些东西在“自由市场”边上的临时摊位上售卖,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令人惊讶赞叹不已的东西,甚至那些看起来非常精美漂亮的衣服,在中国其实就是垃圾。在朝鲜,什么都不能浪费。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可以扔掉东西,这些是要用来重新利用的啊,空的塑料瓶,袋子,马口铁罐头,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当你是个孩子时,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看到的眼前发生的事情。 我生活在爸爸妈妈、亲戚和邻居们这样小圈子里,有时,我们有饭吃,有时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挨饿。对我来说,这很正常。灾荒时,为了生存,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活干,经常把我们姐妹俩留在家里。如果他们一时找不到人来照看我们姐妹,妈妈就不得不用一根铁棒横栓在门上,以保证我们俩的安全,有时,妈妈会离开很长时间,待到太阳下山了,屋里越来越暗,姐姐她很怕黑,就哭起来,我就会跟她说“姐,别哭。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也失去了勇气,跟着一起大哭起来。直到我们听到妈妈在门外的声音时,才如释重负地边哭边跑向门去,妈妈终于回来啦。看到这一幕,妈妈非常非常心疼,但是,如果妈妈带回来一些食物,所有的痛苦都立刻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自由国度里,孩子们的梦想是长大后他们要做什么,如何发挥他们的智慧。在我四、五岁时,我所有的长大后的追求和渴望,就是买足够多的面包,然后全部吃下去。因为你总是挨饿,你就总想着食物。我不理解为什么妈妈带回一些钱后,总是把大部分的钱存起来,说是为了以后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在挨饿,除了面包,能吃的就是一星半点的稀饭或者土豆。姐姐和我都同意,等我们长大了,肯定将全部的钱用来买面包吃,直到吃饱为止。我们甚至为此争吵起来,她告诉我,她能吃一篮面包,我说,我能吃十篮,她又说她也能吃十蓝,我说,我能吃一百篮。我想我能吃掉一座山一样多的面包,因为我从来没有吃饱过。


冬天是最难熬最糟糕的日子,河已结冰,没有流水可取。在城里能抽取干净水的地方,只有一个水泵,大家不得不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待几个小时,然后才有机会装满水桶。在我五岁时的某一天,黎明六点多钟,天黑咕隆咚的,妈妈要出门赚钱,所以她早上六点就带着我去打水,把我放在队伍里边排队边等她,在冰天雪地的户外,我一直站了一整天。到了天再次黑了的时候,妈妈才回来。我记得我的小手冻僵了,我还记得那空的水桶和前面长长队伍的人们。在这件事上,妈妈非常抱歉,我没有任何埋怨妈妈,因为她是身不由己,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对妈妈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往事,她的心里一直深深地内疚。当时,妈妈总是为一碗饭发愁,为食物四处奔波,没有时间陪伴我们度过童年时光。尽管朝鲜反对资本主义做法,但是,还是有不少放高利贷的人靠每月放贷利息过得很富有。我爸爸也向他们贷款,以维持他的生意周转。 但是,黑市交易受打击,价格下跌,很多商品、货物被没收或者被偷,贷款人就还不起高利贷了。每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时,放高利贷的人就到我们家来,要收贷款。他们不停地叫嚣、威胁恐吓着。终于,我爸爸被逼着走投无路了,他知道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赚到钱,但是,那是非常危险的。他有些关系在平壤,他们可以给他弄到一些贵重金属,像黄金、白银、紫铜、镍和钴,这些可以倒卖到中国去获取利润。妈妈极力反对这件事,当初爸爸卖沙鳗鱼和香烟烟,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他把全部的利润用来行贿,或者被关进教养所劳改一段时间。“你可以这样做”妈妈说,“但是,你要知道,走私偷来的金属,你是要被杀头的!”当妈妈得知爸爸要去平壤带那些禁运物资回惠山时,妈妈更害怕更激烈地反对。


朝鲜的每一列客车的尾部都会挂一节特殊的车厢,我们管它叫“外接车厢9号”,这9号车厢是专门用来运输为金正日购买的特殊食物、水果; 从朝鲜不同地方收集来的贵重的材料;那些要分给遍布国内的朝鲜干部和党政人员的各种礼物、生活必需品。在这节特殊车厢里,全部东西都被装在大木箱子里,完全密封,甚至连警察也不能打开窥视一眼。任何人进出这节车厢,都要被严格搜身。我爸爸认识那节车厢工作的人,他同意帮忙从平壤到惠山偷运金属,把金属藏在车厢中的小隔间。妈妈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同意了这铤而走险的方案,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们一家活下去的办法。从1998年到2002年,爸爸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平壤做走私生意,通常,一年里有九月在外面,很少回家,只有在他搞到一批金属又要紧急运走时,才随货物一起坐火车回惠山,回到家短期歇一下。妈妈很快学会了怎样处理在惠山这边的事务,她从火车站接收货物,然后转手卖给那些走私贩,他们会越过边界,把这些贵重金属倒卖到中国。


当爸爸的生意不景气时,我们就会重新回到贫穷,又要挨饿了,但是, 大部分时候,我们家还是过得不错的。当爸爸回到惠山时,就会在家里招待本地的政府官员,让他们高兴高兴, 其中包括他的领导们,这些人都是拿了爸爸的好处,对爸爸在上班时间里旷工跑去做生意视而不见。妈妈用大米和泡菜做出一大桌菜,烤一种叫“bulgogi”的韩式烤肉,还烹饪出各种不同的菜肴,爸爸则在一边把每个人的玻璃杯都倒满伏尔加酒或者其它进口酒。在酒桌上,爸爸有着令人称奇的幽默感,讲些吸引人的故事,我在一旁睡觉时,总能听到从酒桌那边传来爸爸的声音和男人们不断爆发出的笑声。只要有饭吃,能买得起新鞋子和新校服,我就很高兴了。一年级时候,我是班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最不聪慧的一个。在朝鲜,学生们排队是按照身高,座位是按照学习成绩。在学习阅读和写作时,我总是遇到麻烦,总是需要特别的帮助,我讨厌在班上我总是垫底,坐在最后一排,有时,我拒绝去上学。我个性倔强,也许我要竭尽全力,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我发誓要练习阅读,开始逼着自己去搞懂那满书页上乱飞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爸爸在家时,他有时把我抱着坐在他的腿上,给我念一些儿童读物,我喜欢听故事,但是,朝鲜的读物都是有政府控制下出版的,并且都是围绕着政治为主题的。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童话故事,也有的故事是描写韩国的,那是一个肮脏和恶心的地方,在那里,孩子们光着赤脚,穿的破破烂烂,在街上乞讨。但我后来到达首尔后,没有看到这一幕,书上描绘的这一切倒是朝鲜的真实生活。但是,我们在朝鲜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宣传。当我终于可以自己看书读书时,发现现有的书籍根本无法满足我。再说,绝大部分的书都是关于伟大领袖的,描述他们如何地努力工作,如何为了人民牺牲自己。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是金日成的传记,它描述了金日成在年轻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遭遇,饿了吃青蛙,困了睡雪地,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我们在学校学习很多科目:数学、自然、语文、音乐,这些科目都带着政治宣传。 我们还要学习金日成的儿子,我们亲爱的金正日领袖, 他是我们的榜样,要向他一样对金日成怀着无限的忠诚。教科书上有一篇文章,说金日成每日政务缠身,非常繁忙,他不得不在车上看文件。但这很困难,因为路面不平,车身晃动,无法看清。于是年轻的金正日就用沙土填平了道路,这样他爸爸在车上看书就会舒服些了。教科书也写到我们的领袖还有着惊人的超能力,他可以靠意念来控制天气,他在金日成大学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写了一千五百本书。 当他是个孩子时,他就已经是战术家了,他在玩军事游戏时,他的团队总是赢,因为他总能想出令人惊叹的新策略和新战术。这类故事也启发了同学们去玩军事游戏,但是,没有人要都扮演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因为,他们总是被打得灰不溜秋。


在学校里,我们唱颂歌,歌颂金正日如何辛苦地巡视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亲临指导,睡在车上,仅吃一点点米饭团,感恩他给予我们工作:“亲爱的,亲爱的领袖,为了我们,请您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含着热泪演唱,“我们都为您哭泣”。所有的纪录片、电影、广播、国家电视台都是宣传同一个主题-----人民对金氏家族的崇拜。无论何时,只要银幕上出现领袖面带微笑的照片,令人热血沸腾的背景音乐就会同时响起,我每次都会特别感动。我们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神,从小就被教导要尊敬长辈。在我们的集体思想中,金日成就是我们敬爱的祖父,金正日就是我们的爸爸。有天晚上我梦见到金正日,他微笑着抱起我,给我糖果吃。我高兴得醒过来了。很长时间里,这个甜蜜的梦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回忆。


张振成, 一个著名的北朝鲜叛逃者,前获奖的诗人,他原在朝鲜宣传部工作,他把这种现象叫做“情感专政”。在朝鲜,政府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包括你要去哪,学什么,你到哪里工作,还有,你说的话。他们需要通过你的情感控制你,摧毁你的个性,消灭你根据自己的对世界的看法作出判断的能力,让你成为一名国家的奴隶。(注:张振成曾是朝鲜诗人,在朝鲜第三统战部负责对韩国的宣传工作,进行心理战。因其作品得到金日成的赏识,得到与金日成的会面机会。但此次会面让张振成对平壤政权产生动摇,认为金正日只是普通人,不是被奉为神的领袖。全国饥荒时期,他目睹家乡饿殍遍地的情况,后又接触到韩国的媒介,思想产生变化,开始创作反抗朝鲜政权的作品。2003年,他被人举报,为了躲避追捕,与友人逃难到中国。后于2004年1月到达韩国。)独裁,无论从情感上还是身体上,都在强化你的方方面面,这种思想灌输在孩子学说话时就开始了,在朝鲜,妈妈们每星期都要带着孩子到“人民班”开会、学习,每周至少一次。你学会称呼你的朋友叫“同志”,大家互相知道家庭地址,你被教育的只有一种思想。

  

学生一进入学校,就要掌握十条准则,就像是《圣经》中提到的十诫一样。(第一条:在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领导下,我们要为国家的统一斗争付出自己的一切。第二条:全心全意忠诚于金日成同志的伟大领导。第三条……第十条:我们必须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的革命代代相传下来,继承和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学习这个主体思想,会就对领袖的极度效忠,同时,也产生对敌人满腔怒火的仇恨。我们的教室或者课本里都有各种夸张丑化美国人的漫画,这些怪诞的美国鬼子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只巨大的高鼻子,他们正在被勇敢的朝鲜儿童用刺刀和长矛刺死。有时课间休息时,我们会排着队伍,轮流上去殴打或刺杀扮成成美国大兵的木偶。我非常害怕魔鬼般的美国佬再来袭击我们,用最恐怖的方式来折磨死我们。到了二年级,我们开始学算术,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了。在朝鲜,算术也是宣传的工具,一个典型的算术题是这样的:“如果你杀死一个美国狗杂种,而你的同志杀死两个,你们一共杀死几个美国狗杂种?”


我们从来不说“美国人”,那样显得太恭敬礼貌了,必须叫“美国狗杂种”,“北方魔鬼”,或者“大鼻子北方佬”,如果你不这么说,你就要遭受批判,因为你对敌人太仁慈了。与此同时,在提到金氏家族的时候,必须加上头衔或者正面的形容词,以示我们对领袖无尽的爱戴和尊重。有次我妈妈正在做饭,我在旁边拿起一份报纸念起来,费了半天劲刚刚读完长长的头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今天说…我不认为爸爸像其他人一样被洗脑了,妈妈告诉我,爸爸非常清楚这个政府对人民做了怎么样的事情。我曾经听过爸爸对此发一次牢骚,可是,在当时,我不理解爸爸说的是啥意思。 有一次,我们看电视里的新闻消息,金正日正在某处视察部队,新闻播音员总是不断地说我们亲爱的领袖如何地不顾严寒,谆谆教导忠诚的战士,看到这些,爸爸突然严厉地说“这个混蛋!关掉电视!妈妈立刻低声制止他“小心你说的话,我知道这不仅是你的想法。但你不要在孩子们面前说,你这样会毁了我们一家。我当时并不知道爸爸在说金正日的坏话, 我无法想象有人可以不尊重我们的政府和领袖,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爸爸不是唯一有不同想法的人,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开始活跃,在官方管制下繁忙的“自由市场”边上的几块小地方,买卖已经运作得很好了。仅仅在稍早的几年前,这些地方只有几个老奶奶售卖自家种的蔬菜而已,现在,建起了一排排波纹铁皮屋顶的敞开式的市场,小贩们售卖各种东西,从自家手工的米糕到中制造的运动鞋。如果你找对了地方,你就会发现其他东西,比如,数字电子表、DVD机等,小贩们利用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买卖。


那些往来中国、给黑市供货的走私贩们住在市场后面的低矮的房子里,房子沿着河边而建,我很熟悉这一片地方。每次我爸爸从平壤带着货物回来,他会把金属藏在我的小书包里,然后背着我从家里走到走私贩的棚窝中的一家, 然后,一些男人就把这些包裹从这里带到河对岸,交给中国的买家。有时,走私贩在半路上和中国来的接应人交接货物,有时要涉水或者走路穿过鸭绿江到对岸去。他们都是在夜间进行,用手电筒打信号的方式和对方联系。因为很多人做这种生意,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用手电筒打出一个特殊的信号:一闪,两闪,三闪......这样才不会和其他人混淆,弄错了对象。把守边境的士兵也成了这项贸易的一部分,他们每天都守在那里等着拿自己的那点儿好处。当然,即使政府这还没注意到种商业活动, 但仍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买卖的,一旦被发现,将有致命的恶果。在朝鲜, 公开处决常常是一种教育手段,让大家知道对政权的忠诚和不服从的后果是什么。


当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惠山的市场后面,一个青年男子被公开处决了,因为他杀了牛并吃了牛肉。罪名是他没有得到特别批准可以吃牛肉。牛是国家财产,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能吃。因为它要用来耕地和拉车, 所以,任何人屠杀牛就是偷了政府的财产。这些都不重要。警察向全市通报了要处决他的消息,这个青年男子也被指控犯了其它的小罪行,但是,杀牛吃牛是他的主要罪行。他患有肺结核,没东西吃,但是,政府并不因此对他网开一面,还在全城公告他被判死刑,把他押到了集市,绑在一个柱子上。他的胸部、膝盖和脚踝这三处地方都绑上了绳子。三个拿着步枪的人在他面前开始射击,行刑队打算用枪把绑在年轻人身上的绳子打断,所以射击持续了很久。终于,绳子打飞了,尸体整个趴在地上。就这样,行刑队拖走了尸体,装进了麻袋,然后扔到卡车的拖斗,扬长而去。目睹了一切的我妈妈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她感到全身冰凉,身体都僵住了。她不敢相信就在自己的国家,一个人的性命竟还不值一只动物,就算是一条狗,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朝鲜的罪恶还远不止这些,比如,政府坚决阻止国外的腐败思想渗透进来,所以一切外国媒体都被禁止。虽然很多家庭拥有电视机、收音机、VCR机,但这些仅用来收听和观看一种节目,就是国家录制的新闻节目和宣传电影,这有多无聊。政府严厉打击收看国外的电影和韩国的电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会突然到家里来搜查非法的音像制品, 如果一个地方有供电的时候,首先,他们突然切断电源,你的录像机或者DVD机就会掉电,这样,当他们穿门而进时,磁带或者光碟正卡在机器里。但是,人们也想出了周旋的办法,通过两部DVD机来掉包。当听到巡逻队正在过来时,赶紧用另一台DVD机来代替被卡住碟的机器。如果你由于走私或者传播违法的音像制品被抓住,就会受到严惩,一些人甚至被处以死刑,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政府永久性地全面掌管着广播和电视。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的不满,可能就会被逮捕,送去劳教所接受再教育,但这仍旧不能阻止大家的怨言。有时在朝鲜边境,我们会收到中国的电视信号。那些食品广告特别有趣,都是我没见过的外国食物,像是牛奶和饼干。在朝鲜,我从来没喝过牛奶!直到我逃出去才知道原来牛奶是从牛身上来的。大家看着广告里不可思议的东西,知道中国人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的生活能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以前特别好奇,为什么有人要冒着被抓的风险也要看中国的广告和韩国的肥皂剧,还有很多年以前的摔跤比赛。我觉得是因为在朝鲜的生活太压抑了,日常生活里没有一丝色彩,所以人们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这种生活。看部电影,人的想象力就能带着自己自由地飞翔两个小时,等回过神来,人也会觉得轻松不少,对于生活的纠结也能暂时放下。我二伯朴真有台录像机,我小时候会经常去他家看好莱坞的电影。 我阿姨会拉上窗帘,告诉我们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喜欢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也喜欢《007》系列。但真正改变我人生的电影,是我在七八岁是看的《泰坦尼克号》。我很惊讶,这故事竟然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


那些活在1912年的人用的东西竟比当时的大部分朝鲜人用的还要高科技!但最让我无法想象的是怎么会有人拍出这种令人羞耻的电影。在朝鲜,拍这样电影的人肯定会被处决的。我们不允许有真实的人性故事,有的只是对领袖的宣传。但《泰坦尼克号》这部片子是关于爱情和人性的, 我不敢相信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真的愿意为了爱情去死,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是为了国家去死。我被这种人要决定自己命运的观念深深震撼。这部盗版的好莱坞电影让我第一次看到自由。对外国事物的第一次轻微接触让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与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不同,但我不能想象我哪天也能过上电影里的那种生活。 看着屏幕上的人们,我觉得不真实,我也不允许自己羡慕他们的生活。为了应付我们可能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政府已经用宣传给我们打了预防针,让我们变得麻木,以至于在饥荒肆虐时,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朝鲜人的大脑中一直有着两种不同的世界,它们就像是平行的火车轨道一样可以互不干涉。一种是自己被教导的世界;另一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世界。后来我到了韩国,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才知道真的有一个词汇是形容这样特殊的情况的:双重思想。 人可以同时在大脑中拥有两种相矛盾的想法——而且还可以保证不疯掉。有了“双重思想”,你才可以在早上高喊打到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午就可以逛逛自由市场,买些走私进来的韩国化妆品。有了“双重思想”,朝鲜人认为自己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天堂,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自己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有什么值得自己嫉妒,与此同时,却也津津有味地欣赏电影和电视节目,看着敌国的老百姓过着自己无法想象的优越生活。有了“双重思想”,你才能呆在惠山,一边看着宣传影片中那些生意红火的工厂、塞满食物的超市还有在游乐场衣着鲜艳的人们,一边说服自己确实是在领袖的引导下,和影片中的人住在同一片土地上。有了“双重思想”,你才能在学校看到“儿童最重要”的标语,同时在回家经过孤儿院时,看到那些腹部鼓鼓的孤儿正用渴求食物的眼神看着你。或许在我心底的最深处,我知道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朝鲜人很擅长说谎,哪怕是对自己说谎。小巷中被冻死的婴儿和饥饿的妈妈并不符合我的世界观,因此我看不到他们。在垃圾堆和河面上看到尸体不是什么稀罕事,面对陌生人的哭喊求助,我们冷漠地路过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一幕我永生难忘。那是一天下午,我姐姐和我在池塘边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那是人们打水的地方,他肯定是挣扎着去那里喝水的。他全身赤裸,双眼圆睁,张着大嘴,面部因痛苦而扭曲。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了,但是这具尸体是我见过最恐怖最为惊悚的一具,他的身子可能是被狗之类的动物咬烂,内脏被扯了出来。我真的为他感到难堪,躺在地上的他一丝不挂,毫无尊严。我无法直视这一场面,拉着姐姐的手惊恐万状地跑回家了。有时无家可归的人会来敲我家的门,讨一点儿吃的。只要允许,我妈妈绝对会出手相救。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她的女儿来敲我们家的门。“我又冷又饿,”她说:“如果你有吃的东西,我会先让我女儿吃的。”我妈妈非常理解她,因为她也有孩子。她把她们请进屋,给了她们一些吃的。我在旁边看着她们,发现那女孩儿和我差不多同岁。她们非常有礼貌,即便是已经饥肠辘辘,却也没有狼吞虎咽。我时常想起她们,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是否还生活在朝鲜。有太多绝望的人在大街上哭喊着请求帮助,你必须要封闭自己的心,因为那场面真的会让人非常痛苦, 我想地狱也不过如此,但,见多了也就麻木了。

  

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在饥荒中失去了家人。年幼的和年长的先去世,然后是女人,男人会撑得稍稍久一点。饥饿的人们越来越虚弱,最后再也无力能抵抗疾病,或者体内的成分严重失衡,导致心力衰竭而死。我家的情况犹如浮萍一般起起落落。1999年,爸爸决定放弃火车,改用卡车将走私的金属从平壤运出来。但司机和汽油的花费太高,关卡也多,所以要行贿的钱也多了,结果他最后根本没有赚到钱。为了弥补损失,他又不得不重新开始用火车来运输,同时我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姐姐去她亲戚那里住几个月。等我们到了高原郡以后,才发现我姥姥家也过得很艰苦。姥爷几年前去世了,姥姥和大儿子民植住在一起。她的小儿子钟植几年前因为偷盗国家财产而入狱,现在假释在家。在劳动营中他换上了肺结核,这在朝鲜很常见。现在食物本身就不多,他又一直非常虚弱。

  

我姥姥还要照顾很多邻居的孩子,要确保每个人都不被饿着,她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骨瘦如柴。尽管她几乎不吃东西,但还她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累赘。装着假腿的姥姥对我特别好。即便我缠着她让她趴下来给我当马骑,她也不生气。她经常笑,故事也讲得好。我坐在她腿上,听她讲她小时候生活在南边的故事。她说有个叫做济州的美丽小岛,爱潜水的女孩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好久,像鱼一样在海底游来游去,搜集食物。我一直很好奇,她嘴里的蔚蓝色大海和可爱的海豚是什么样儿的。有天我问她:“姥姥,你见过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啊?”她告诉我是鲸鱼,它靠着在背上的孔呼吸空气,然后又可以从那里喷出水柱来。我从来没见过鲸鱼的图片,但是听起来我会喜欢这种动物。

  

她讲得很多故事都是朝鲜时代的,那时没有南北之分,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说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都是一样的。她也会告诉我她去首尔的事,尽管在朝鲜,这个地名是不能被提及的, 你不能说出口这个邪恶的地名。我也只是从报纸的文章中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以被压迫的韩国大众的名义写出的反帝国主义政治宣传文章。但不知怎的,姥姥的话让我在心里对这个地方有了深深的好奇。她告诉我:“如果南北统一了,请一定来我的墓前告诉我。我们在高原郡的时期真是一段非常悲惨的时期,由于饥荒,很多人去世了。我姥姥一直要吃很多药,一部分是缓解疼痛的麻醉剂,还有就是助她忘却烦恼的安眠药。一天早上,我正要出去玩的时候,我看见她吃下了很多药,那份量要比以往的多得多。姥姥,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啊?”我问。她很平静地对我笑笑说:“姥姥我想好好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

  

到了下午,屋内传出一阵骚动。那是舅舅钟植在呼唤我姥姥的名字。我们都跑进屋,看到他正不断地摇晃她的身子,大喊:“醒醒!快醒醒!你说句话啊!但她就躺在那里,十分安详,不管我舅舅如何喊叫,她终归还是听不见的。几个月后,我舅舅也去世了。我现在还能听到他呼唤妈妈的声音,求求她醒来。有些事情我一直想忘记,但我知道这是忘不掉的。2000年,我七岁的时候,爸爸的生意特别好。姥姥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惠山,家里也好转起来了,至少在我们的标准看来是富裕的,一天能吃上三顿米饭,一个月能吃上两三次肉,有钱看病,也可以买新鞋还有沐浴露和牙膏之类的东西,这都是普通朝鲜人用不起的东西。电话和汽车或者摩托车之类的东西我们依然没有,但在我们的朋友和邻居看来,我们家已经过得很奢侈了。我爸爸每次做生意回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他给姐姐和我买了新衣服和书,给妈妈买了香水和粉底。但是最让人兴奋的还是那台一九八零年代的任天堂游戏机。我最喜欢《超级玛丽》。只要有电,我就可以在电视前坐上几个小时,控制那个小人儿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现在只要听到那个音乐我就觉得很开心。爸爸妈妈也爱玩游戏,而且两人的好胜心都特别强。看着他们两个拿着手柄,像孩子一样的吵来吵去的样子真的很好笑。 


他们还喜欢看专业摔跤的录像,总是等我们姐妹俩睡了以后,在黑黑的屋子里看比赛。我们能听到两人的声音:“使劲儿打他!”我妈妈特别喜欢一个金发碧眼的大块头女摔跤手,她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但我不喜欢这种比赛,因为实在是太暴力了。毕竟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家,这种场面已经太多了。爸爸妈妈的关系有些纠结,却也充满了激情。他们相敬如宾,是非常好的搭档,也能让彼此开怀大笑。爸爸清醒的时候,视妻子为珍宝,但是他喝醉的时候,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朝鲜社会本身就充满着粗鲁和暴力,这也深深影响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女性生来就要服从自己的爸爸以及丈夫,男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小时候,女人都不能和男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很多邻居和同学的家里还有专门给他们的爸爸准备的碗筷。家暴更是家常便饭。有户邻居家的丈夫非常暴戾,她妻子在吃饭的时候都不敢弄出声音,怕自己的丈夫会因此而打她。但相较而言,我爸爸还算事比较开明的。我们一家能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很尊重我们。也不经常喝酒,虽然曾打过妈妈,但也只是一两次而已。我不是在为他的行为找借口,我只是单纯地在解释这种文化——这种文化让朝鲜的男人生来就有特权,就像我们每个人生来就要服从政权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我家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的。我妈妈不会逆来顺受,不像其他朝鲜女子只会哭泣和认错。我妈妈会打回去的。她性格刚强,是比他丈夫还要坚强的一个人,这一点我爸爸确实比不过她。每当他们俩的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都会去街上找邻居求救。我怕他们迟早要弄死对方。

  

有时两人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我妈妈会威胁要离婚,但最后两人也会很快和好。但后来有一个女人来到了我爸爸的生活中,这次他们俩真的差点儿就离婚了。我爸爸开始在平壤做生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地方落脚,还需要有人来做他的帮手。他住在平壤的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单身女子,名叫婉顺,她能帮忙做助手,而且她家住的房子很宽敞,有一间是空出来的,我爸爸正好可以住下来。九个月的时间,他就住在那里。可想而知,他们两个可不单单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虽然我爸爸一再否认这件事。但在朝鲜,一个有钱或有权的男人包养情妇并不是特别罕见的事情。之后,婉顺真的爱上我爸爸了,还要嫁给他,但首先他要先甩掉我妈妈。这简直就是韩国肥皂剧的桥段——而且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2001年八月,我妈妈要去平壤几个月,换我爸爸在家陪着我们。在做生意的同时,她自然会去住婉顺的家。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婉顺打电话给爸爸,说妈妈去见了其他男人。非常不幸,我爸爸真的信了这些谎话,后来两人在通电话的时候,她指责妈妈出轨。她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她非常生气,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要离婚。这次她没开玩笑,没有回惠山,而是坐火车去了高原郡找她哥哥民植,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我爸爸知道她不会回家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变得非常沮丧,每天喝酒,这不是他的作风。我妈妈到了高原郡差不多两个星期后,一天下午,我听见有人在敲门。打开门一看,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门外,从衣着上看应该是城里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婉顺。她一听见我妈妈要离婚的消息以后,马上就搭乘下一班的火车来到惠山。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能感觉的出来一切都不太对劲儿。

  

那天稍晚,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小朋友永佳叫我去她家玩,然而我一进屋,发现我妈妈正在那儿等我。看到她我真的太高兴了,马上就抱住了她。延美啊!我好想你!”她说。我不知道一切都是怎么了, 为什么她好久都不回家,现在就算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后来妈妈告诉我,舅舅说只要不带孩子,那么她就可以离婚,他会收留她。但她放不下我们,在离开我爸爸的这段期间,她又想起了他的种种好,所以妈妈决定回来与我爸爸和好。你爸爸还好么?”她说。他现在正和一个从平壤来的女士在一起呢。”我回答。呆在这里别动,我不叫你你先别回来。”她说。她一到家,发现婉顺正坐在地上和爸爸聊天。我不知道妈妈的突然回归是否让爸爸亲和他的女朋友大吃一惊。妈妈跑进屋,一脚踢在了婉顺的屁股上,对她喊:“给我滚出去!婉顺站起来,然后给了我妈妈一巴掌,我爸爸不得不把她俩拉开,免得我妈妈把婉顺撕成碎片。我爸爸让婉顺赶快走,妈妈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那时是十一月初,那位来自平壤的年轻女子穿着单衣单鞋,完全不够抵御寒冷。她站在门口哭着求我爸爸让她进去。同时,我爸爸求我妈妈不要离婚,他依旧发誓说他俩之间什么都没有,妈妈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但她知道家庭要比那个女人重要的多。她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不走了,而婉顺搭乘下一列火车回到了平壤。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住在朝鲜乡村里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肯定很多人回答:“有生之年去平壤看一看。我八岁的时候,这个梦想成真了。只有拥有特权的人才能在首都生活和工作。一般人去平壤需要得到官方的允许。但我们已经对平壤非常熟悉了,熟悉得就像是我家后院一样,因为有成千上百的图画书和宣传电影都是关于平壤的,那座城市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准确定义。对我们来说,平壤就像是神秘的宗祀,有着高耸的纪念碑和令人兴奋的洪伟景色——简直就是红场、耶路撒冷和迪士尼公园的结合。爸爸还是隔很久才回家,所以夏天的时候,他想分别带我和姐姐去平壤,在那儿呆上一个月。我是第一个去的。能跟爸爸在一起,还能到这个梦一样的城市看看,我简直太兴奋了,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我几乎夜不能寐。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2002年夏天是朝鲜首次举办阿里郎节[ 注:阿里郎节是朝鲜官方举办的大型团体操表演活动,不定期地在平壤的五一体育馆举行。其内容以大型团体操为主,表现了朝鲜的革命历程和金氏家族的光辉事迹,还有朝鲜的建设成就以及当代风貌。],我不敢相信我能亲眼看到这场大型活动。我向邻居和同学讲述了我的平壤之行,后来他们的父母出面,让我不要再向他们的孩子们吹嘘了,他们也吵闹着要去平壤了。为了这次旅行,我打包了所有我最好的衣服,还有我的玛丽珍鞋[ 注:玛丽珍鞋是一种包脚、圆头、在脚背有一条或数条绑带的鞋。]。爸爸带我搭乘了早上的火车,尽管惠山离平壤只有225英里,但由于电力短缺,火车走走停停,依旧花了好几天才到。爸爸买了很多食物在火车上吃,我们还在卧铺车厢,但绝大部分人坐的是硬座。列车终于到达平壤站时,婉顺正等在那儿。我依旧不懂为什么她几个月前来惠山的时候,我们家会闹得那么大,我也已经不怎么记得她了。但出于一个小孩子的第六感,看到婉顺挽着我爸爸的胳膊时,我就知道这躺旅程的目的绝对不单纯。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停留太久,我已经被花花绿绿的平壤给迷住了。

  

一切都让我吃惊。那天,我第一次乘坐了公共汽车,我很惊讶人们竟然还能坐地铁,甚至还有私家车在街上跑。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出租车,所以我爸爸还特别教我这种交通工具的名称,以及它的意思。最让人诧异的是我爸爸买给我的一种饮料,是一种瓶装的颜色鲜亮的液体。我喝下去之后,才发现这简直难以下咽——或者说让我感觉很痛苦,就像是被电到了一样。爸爸,这个好难喝。”我眼泪汪汪地说。快别像个乡下人一样的,”他轻声说:“你多喝一点,慢慢你就会喜欢了。”但那种充满泡沫的苏打水真的吓到我了,我以后再不想喝了。平壤简直就是天堂。每个人都看上去干净得体,依照金正日的命令,所有女性都必须穿裙子。但在惠山,很多女人都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对我来说,这里的人都举止优雅,说话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可不像我们乡下的人那样说话土里土气的。

  

在惠山,房屋破旧、小路泥泞、乌黑的铁轨也锈迹斑斑。但平壤的一切都相反,一切都亮丽如新,闪闪发光,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笔直大道。那里几乎没有乞讨的人,但是有些被称之为“小燕子”的流浪儿童, “小燕子”是朝鲜对流浪儿童的称呼,因为像燕子一样在各处停留觅食,在朝鲜的所有市场和车站经常会看到。不过在平壤,只要小燕子们出来讨要食物和钱,警察会马上出现把他们拉走。不管我们去哪儿,爸爸总是紧紧拉着我的手,怕我走丢了,因为我总是在这座大城市里东张西望。有天晚上,他带着我坐公共汽车到市中心区看夜景,那景色让我整个人都要疯掉了。晚上的惠山中唯一的亮光就是金日成纪念碑,但在这儿,所有的主要建筑都闪闪发光,就像是火把一样。还有很多宣传标语,有些是用霓虹灯做的,写着“平壤,朝鲜之心”。更夸张的是平壤的餐厅也是用霓虹灯装饰的。曾经在书上读到的,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景点,我们全都去了,还去了著名的柳京饭店,那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式建筑,本是要成为世界第一高楼的这座饭店一直没有完工(到现在都没有)。我们还在有“太阳之山”万寿台的喷泉公园里照了相,那里有一座金日成的巨大铜像,我在他的脚下献上鲜花。伟大的领袖从七十五英尺的高度微笑地看着站在巨大广场上的人民。他穿着风衣,一手高举,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爸爸总是爱开玩笑,他对婉顺说:“要是能把他的这件风衣卖给中国人多好。”他接着说:“实在不行,他的一只鞋也行啊。” 这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话。后来我发现,他就像是《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一样,私底下知道老大哥的宣传政策,也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运作一个国家的。我还小,还需要很多年才能知道金氏家族的人不是神。

  

我对平壤有有一种温暖神圣的感觉,那里是伟大领袖走过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金正日生活的地方。 光是知道他和我呼吸着同一片空气就让我感觉骄傲无比,这是本能的反应。有一天,我们打算花两个小时沿着大同江顺流而下,去金日成的出生地万景台看看,但中途我们改了主意,去了附近的一家上好的中国菜馆。我从来没在餐厅中坐着椅子吃饭, 在惠山,有时我们也能在市场吃些东西,人们的家里也很少有餐厅,一般都是坐在地上吃饭。坐在椅子上让我感觉特别奇怪——如果有选择的话我还是喜欢坐在地上。但我真的喜欢向女服务生点餐,还有人专门把食物放在你面前。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吃到了又软又香的面包,而不是像以前吃的又黑又硬。我终于有机会尝到了那种油油的面条,和我在鸭绿江边的时候闻到的一模一样,但吃到嘴里以后,才发现我却不怎么喜欢这种味道。我没把这想法说出来,只是想马上吃点泡菜。我还吃了一片薄薄的猪肉还有其它好吃的中国菜,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后来,每当我饿了的时候,我就在脑海中千百遍地回想那些好吃的菜肴,后悔当时没多点些东西来吃。


婉顺的家在平壤东边的船桥区,在一座高层建筑的十一楼。就在那儿,我有生第一次坐了电梯。我之前在电影和韩国的肥皂剧中见到过,但真正进电梯时却让我感觉到害怕而不是兴奋。大楼里的供电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节省电力,走廊和电梯里的灯都没开。我们一路飞上楼层的过程中,我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爸爸的手。一进屋,在窗户和灯光的照耀下,一切又都明亮了起来。公寓里有三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厨房还有一个大餐厅。婉顺的爸爸还有继母住一间卧室,婉顺和她的两个妹妹住在第二间卧室,我和爸爸住在第三间,至少我在平壤的时候是这么安排的。我们一到公寓,爸爸就因为车马劳顿而困倒在床上,婉顺也在他旁边躺下来依偎着他。这样的场景让我很不舒服,因为以前只有我妈妈会躺在爸爸身边。所以我爬到了他俩中间,紧紧贴着我爸爸。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在激昂的国歌声中起床。 朝鲜的每家每户都必须要有一台收音机,而且不能关掉。唯一的电台由国家管控,这是政府将思想控制落实到每家每户的手段。早上,电台会播放很多激情高昂的歌曲,例如《繁荣昌盛的祖国》等等,时刻提醒民众要为社会主义生活而自豪,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人。我很惊奇原来在平壤,每家的收音机竟然都有电。我家经常没电,所以只能自己醒来了。

  

早上七点,会有一个女人来敲门,大喊:“起床了!快去打扫卫生!”她是人民班的头,这栋楼的所有住户都归她管。在朝鲜,每个人都被要求早起,然后去打扫走廊或者室外。集体劳动让能我们坚持革命思想,团结一心。政府要求我们成为同一器官里的细胞,分离了彼此就不能活下去,我们要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到了中午,广播里会发出蜂鸣声,每个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去吃午饭了,没人能逃过这一切。人们都打扫完卫生以后,就排着队坐公交车去上班。在北方省份,很多人不会去工作,因为已经没事可做了。 工厂和矿场都停产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生产。即便是去办公室和装配车间上班的人,也只是喝酒打牌和赌博而已。但是在平壤就不一样, 人们看上去都特别忙。有一次,婉顺的妹妹带我去她工作的工厂参观,那是一家为汽车轮胎制作塑料的工厂。那是我在朝鲜看到的唯一一家正常运作的工厂。


我在平壤的那一个月还经历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拿到了几张五一竞技场的门票,五一竞技场是全球最大的足球场,可容纳15万名观众。我们观看了盛大的阿里郎节表演,精彩的戏剧、音乐还有体操表演,让人应接不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三万到五万名学生表演的节目,他们每人拿着彩色的方块,不断地组成各种赞颂政府的图画和标语,为此他们在台后苦练了好几个月。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几个小时的这种表演对于学生来说简直就是折磨,连稍微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为领袖牺牲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领袖已经为我们牺牲了很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说不定就成为了那些学生中的一员。我还去了动物园,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猴子、老虎、熊还有大象。我好像是走进了我的图画书中一般。孔雀是最让我兴奋的动物。我以前觉得这种动物并不存在,是编出来。但是当雄孔雀开屏时,我差点尖叫出来,我不敢想象我的世界中竟然还有如此美丽的生物。

  

几周过去了,婉顺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开始有些喜欢她了。我爸爸对她特别好,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身患肺结核,这种病在上层社会中也很常见。我爸爸保证她能吃好穿暖,还能用好药。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差不多痊愈了。现在想想,我爸爸对婉顺肯定是有感觉的,但就像我生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仍选择视而不见。有一次,我在半夜的时候醒来,听见有人在吵架。我爸爸没有睡在我旁边,而是和婉顺在其它房间里,她正不停地哭诉。你为什么还不离婚!”我听见她说:“我可以照顾延美啊,她现在还小。恩美的话就跟着她妈妈好了。我爸爸非常愤怒,他低声说:“不许胡说!你会把孩子吵醒的!后来,爸爸让我保证,回家以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告诉妈妈。


旅程快结束的时候,爸爸得了非常严重的胃痛,所以决定去平壤红十字医院检查。医生对他的病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又去了首都最先进的医院,一般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能去那儿看病。但整个国家最好的医生也说不清楚他的病情,爸爸最终还是放弃了,打算带着我回家。带着他刚进的货,我们一起坐火车回了惠山。一路上,山脊越来越陡峭,土地也越来越荒芜。平壤的明亮霓虹和干净街道已经渐渐淡入我的梦中,我透过窗户,只看到瘦削的农民在犁地,顺便捡起落在地上的种子和粮食。每次只要列车进站,就会有流浪儿童爬上车厢,敲打窗户讨些吃的。他们一哄而上地抢夺人们扔给他们的腐烂食物,甚至还有发黑发臭的米饭。爸爸很担心,这些孩子要是吃了这些东西的话肯定会生病的,他告诉我说我不能把垃圾丢给他们。我看到有些孩子和我的年纪相近,更多的孩子还比我小。但我当时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和怜悯,只是好奇,他们是怎么靠着这些残羹剩饭活下来的。火车从车站出发时,有个小孩扒在车厢上,用尽全力地站在火车底架上,不让自己掉下去。他看着我,眼神中没有丝毫的好奇或者愤怒。我看到的只有想要生存下去的决心,一种在绝望中也要活下去的动物本能。


到达目的地之前,火车在两站的中间停了下来。有人说是因为有个流浪小孩爬到了车顶,摸了高压电线后被电死了。因为要把尸体搬走,列车晚点了,有人好像因此而有些生气。但除此之外,这场事故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妈妈在车站接我时,爸爸正给第九号车厢的保安付钱,然后提走了他的货。回家真好,看见我熟悉的房子还有院子里的向日葵,真的很开心。我很想念妈妈,想马上把我在平壤的所见所闻告诉她。延美啊,看到主体思想塔了吗?”妈妈一边给我做米糕,一边问:“还有其他的纪念碑呢?看到呢,妈妈!我们跟着婉顺去了好多地方。是吗?”妈妈的语气波澜不惊。是啊,”我说:“我们还去了动物园呢!但除此之外的,我也没有再说什么了。爸爸再去平壤的时候,带上了恩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夏天快要结束了。爸爸在平壤的时候,他接到了婉顺打来的一堆电话,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原来婉顺还帮其他在平壤的走私贩,赚些外快,但那人被抓时供出了婉顺。之后,警察带她去审讯,但在中途休息时,她逃走了。现在她正东躲西藏的。爸爸要再去平壤的时候,妈妈警告她说要离婉顺远一点。她告诉爸爸,那女人是个祸害。但是我爸爸没听她的话。


2002年十月底,爸爸准备从平壤回来, 他进了一批货,要卖到中国去。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麻袋和绳子把货物包起来,送上火车就行了。这批货很珍贵,在首都都不一定有,但是我爸爸知道镇里有人能搞到这些好东西。对于妈妈之前的劝诫,他没有理会,也不相信她一向精准的直觉,而是在到了平壤之后就联系了婉顺。当时的她还在为我爸爸工作,她去买包裹货物的麻袋和绳子,我爸爸就在市场附近等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检察院的探员一直监视着他们。检察院应该是收到了我爸爸会到平壤来的消息。我爸爸了快一个小时了,但是婉顺一直没有出现,所以他就去找她。那些埋伏在她家附近的探员没有立即逮捕他,而是一直跟着他,想放长线钓大鱼,找到存放非法金属的地方。但是看到我爸爸准备乘公交车离开的时候,他们一拥而上。你是朴真植吗?”一个人问到。我是。接着他们一人按住我爸爸的一只胳膊,将他逮捕。后来,我妈妈费了好大功夫,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平壤的铜金属走私商被警察抓住了,在审讯时供出了我爸爸。那人告诉警察说他知道还有个人在收购非法金属,是惠山的“大鱼”,名叫朴真植,另外还有一个来自平壤的女助手。婉顺也几乎同时被捕,后来她在劳动“训练”营里服刑了六个月。听说她出狱以后,嫁给了一个前任军官,两个人还有了孩子。我很高兴她能把这些历史都抛在脑后。其实,她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想活下去而已。然而,我爸爸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2002年十一月,妈妈从邮电局回来,不停地哭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听到她和永佳的奶奶对话才知道,妈妈想联系在平壤的爸爸,但怎么都找不到他。她这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因为走私罪而被捕了。妈妈希望这都不是真的,是一场噩梦而已。但是她也清醒, 必须要马上行动起来。她要去首都,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被关押的地方,然后试着花钱把他赎出来。早上,我妈妈就要去平壤了,她坐下来对我姐姐和我说明了一切,还有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她提醒我们说,以后别人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对待我们了。她说:“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家的坏话,但是别让这些闲言碎语影响你们。你爸爸会很快回来保护我们的”。她说我们没什么可耻的,应该像平常一样说说笑笑,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在恩美面前跪下说:“你是姐姐,我不在的时候,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才行。”然后她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延美,你要多帮帮恩美啊。她给我们留下了一袋大米和一些食用油。她说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会有收入了,不能像以前吃的那么好了。必须节约,一粒大米都不能浪费。我们送妈妈去了车站,要上火车的时候,她给了我们两百朝鲜元,万一大米吃完了,这些钱也够买些干豆子和玉米了。“我会尽快回来的,到时候会带吃的回来。”她说完,分别拥抱了我们,然后说了再见。我们在原地站了很久,一直到火车不见了踪影。我当时只有八岁,但我感觉我的童年也随着那辆列车一起消失了。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卖食物的小摊。我们盯着那些糖果和中国进口的零食看了好久。这些东西太贵了,妈妈从来不给我们买,但是我们又太想吃了。我们想都没想,直接花光了妈妈刚给我们的钱,买了一小包中国的夹心饼干和一杯瓜子。再次见到妈妈,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

  

冬天来了,天黑得越来越早。天寒地冻,把房门都给冻住了。我们不知道怎么生火取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饭。妈妈留给了我们一些柴火,但是我们没办法把它们劈成小块,斧头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再加上我没有手套,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要把木刺从我的手上拔出来。一天傍晚,轮到我负责烧火做饭,但是我用了潮湿的柴火,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姐姐和我都要窒息了,但是窗户和门都被冻住了,根本打不开。我们大喊着开始锤墙,希望邻居能听得见,但是没人理会我们。最后我拿起了斧头,直接劈掉了门上的冰块,这才打开了房门。能在那一个月里活下来真是奇迹。妈妈留给我们的食物很快就被吃完了,到了十二月底,我们几乎就是饿着肚子的。有时候我们朋友的妈妈会给我们做点吃点,但是他们本身也很穷。到了九十年代,饥荒虽然结束了,但是日子依旧艰难。住在惠山的姑姑也没有什么可以分给我们的,二伯朴真很生我爸爸的气,因为他被逮捕为家人惹了麻烦,让每个人都不好过。说来心寒,爸爸妈妈之前一直对他和他的家人很慷慨,但现在看来向他求救是没什么希望了。我们的邻居金宗爱是个好人,她一直很照顾我们。她是党员,在军队的部门工作,所以条件要比其他人好一些。有一天,大雪纷飞,姐姐和我在外面和朋友玩,那时正值寒假,等我们五点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家里没灯也没吃的,我们就坐在厨房,准备度过又一个寒冷饥饿的晚上,这时金宗爱出现在了家门口,手里还端着一碗白米饭。我现在闭上眼睛,仍能记起那碗米饭的香气,这也许就是我这辈子闻过的最好的味道。这一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饭,也对这种简单的善举充满了深深感激。

  

我朋友永佳和她的奶奶也帮助过我们。永佳有时候会来和我们一起睡,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怕黑了。写下这些文字真的让我很痛苦,因为我不想回忆起那段绝望日子,从那时起我就讨厌黑暗。即便现在,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遇到挫折,我也会把屋子里的灯全部打开,越亮越好。如果有天黑夜不再降临,那我会很高兴的。寂寞的时候,姐姐和我就会唱小时候妈妈唱给我们的歌。我们希望能听到她说她马上就回来,但是没有电话也没号码,我们找不到她。一月的一天,妈妈突然敲响了房门,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她真的回来了。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迟迟不肯松开,三个都流下了高兴的眼泪,因为我们都还活着。她带回来了一些大米、玉米和干豆,姐姐和我都太饿了,等不及了,要大吃一顿。但是我们知道食物还是要省着吃,因为妈妈不会久留,她必须要去平壤多赚些钱,然后去救爸爸。


她告诉我们的事情非常恐怖:她到了平壤以后,发现丈夫被关在拘留场。起初那里的人不允许妈妈见他,但最后妈妈还是买通了一个警卫。爸爸的状态非常糟,警察不停地折磨他,一直踢他的腿,所以整条腿肿得厉害,连路都走不了,厕所也不能上。然后守卫又让他跪下,在膝盖后面夹了一块木头,生不如死。他们想知道他走私了多少东西,还有谁和他的生意有牵连。但是他几乎没怎么交代。后来他被调到了十一营,那是位于平壤西北部的甑山郡的“再教育”劳动营。这种类型的机构中服刑的一半都是轻罪犯,或者是试图逃离朝鲜的女囚。但这种监狱的残酷程度不亚于其它的重罪及政治犯的集中营。“再教育”营中,所有犯人都被迫进行大量的农业劳动或者手工业劳动,但是每天能吃到的食物非常地少,犯人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残羹剩饭而打起来,甚至还有人用老鼠充饥。到了晚上,所有的犯人都要背诵伟大领袖的演讲,或者进行无穷无尽的自我批评。尽管他们都被迫承认犯下了“反人类罪”,但是依旧被认为是“可宽恕”的,所以只要在金日成的教诲下反省了自己的过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是可以重归社会的。审判是可有可无的形式。但是对于我妈妈来说,丈夫被送到这种所谓的轻罪集中营是件好事。这让她有了希望,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团聚。

  

妈妈回来以后,恩美和我都感觉如重生一般的美好。那晚,我们三人挤在火炉旁边,那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没有感到害怕。然而,到了第二天,我们被警察重重的砸门声吵醒了。他们是来带走我妈妈的,就她丈夫的罪行要对她进行审讯。但是他们看到我们两个小女孩以后,也心生了怜悯,问我妈妈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亲戚能照顾我们,她回答说我爸爸还有个兄弟叫朴真。之后警察就让人民班的班长把朴真带过来。他们告诉朴真说,在我妈妈被带去审问的这段时间里,要好好照顾我们,然后就把妈妈带走了。之后几天里,妈妈就在检察院的办公室里不停地写报告,就她自己还有丈夫的情况作出说明,写出他们做过的所有错事。到了晚上,那儿的人就直接锁了门后离开,白天回来后就接着审讯。最后,她终于被放出来了。警察觉得她可以外出,但是告诉她之后还是要回来继续接受审讯。看到妈妈平安归来,恩美和我喜出望外。她来朴真家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求妈妈,以后为了爸爸再去平壤的时候,别让我们留在伯伯家了。伯伯一家对我们非常不好,特别不欢迎我们,他们待我们就像是奴隶一样,随便使唤我们,在妈妈不在的情况下继续留在他们家,我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再说了,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去照顾我们自己了。妈妈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

  

每当想起我妈妈离开的场景,我的眼泪还是会不自觉地涌上来。那天,她穿着米黄色的外套,我哭着拉着她的手,求她别走。没有妈妈的日子特别难熬。我想和其他孩子一样,盼望有人永远等我回家,有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起床。一开始妈妈也故作坚强,说只不过是再出去一趟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后来她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延美啊,要听话啊,”她说:“等四十天,我就会回来了。对我来说,四十天简直太长了,而且实际上这段日子也确实不短。之后的七个月,我妈妈就不停地在惠山和平壤之间来回穿梭。她售卖手表、衣服还有二手电视——这都是些政府不太注意的东西,即便被抓到也不会被怎么样。然而,来回运货就耗费了她不少的时间。她只见到丈夫一次,两人都不知道他还要被关多久。有时她妈妈即使回了家,也没有食物或者零食能带给我们。姐姐和我特别小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因此而抱怨,但现在不会了。我们只在乎妈妈好不好,只要我们能呆在一起就行,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那时候,姐姐和我辍学了。朝鲜的教育是免费的,但是学生需要自己掏钱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校服,学校还要求学生带食物给老师。我们已经没钱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也没人在乎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学校,而且对我们来说,尽全力活下去才是最主要的。要洗衣服的话,就要到河边把冰凿开取水。至于饮用水,姐姐或者我每隔一两天就要去排队接水。妈妈留给我们的食物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们经常饿着肚子,瘦骨嶙峋。妈妈说得没错,其他小孩开始嘲笑我们了,说我们都是犯人的孩子。每个人都说我爸爸毁了我们的大好前程,让我们身处绝望之中。我们不去理会他们,依旧抬起头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们心里清楚,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自从我爸爸入狱,被开除党籍,我们的命运就无法逆转了,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2002年年末到2003年年初的这段时间,是我度过的最长最黑暗,也是最饥饿的一个冬天,我脸上长满了疹子,痛疼不堪,遇到阳光就会龟裂流血。大部分时间,我脑袋都是晕晕的,而且胃也不好。很多孩子和我有一样的症状,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得了糙皮病,因缺乏维生素及其他矿物质而导致。由于每天吃下去的食物只有玉米,没有肉类,除非尽快补充营养,否则这种病会在几年之内要了你的性命。我到了韩国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春天里的鲜花和嫩芽竟然代表着生命与新生。春天对于朝鲜来说可是死亡的季节。到了春天,储存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吃完了,但是新的作物才刚播种下去。春天就是人们死于饥饿的时候。我姐姐和我就经常听到大人们看到尸体以后的玩笑话:“没能挨到夏天真是太倒霉了。现在,我在三四月份去美国或者英格兰的时候,可以在大自然中闲情逸致,在花香中小酌一杯。但是我仍然记得小时候的我总在祈祷,幻想着绿油油的山坡上那些花儿变成面包糖果。 

  

春天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烧那么多木头了,我们还能去镇外的小山上吃些虫子和野菜来填饱肚子,这样能稍稍缓解一下饥饿感。有些植物吃起来味道还不错,比如说三叶草。恩美最喜欢的植物,我们一般称为“猫草”,是一种又小又绿的叶子。我们还吃一些植物的根,但是不去嚼,而是直接吞下去,能感觉到我们嘴里吃到了东西就行了。但有一次我们吃了一种根以后,整个舌头肿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里都说不出话,从那之后,我们还是小心了一些。很多孩子喜欢去捉蜻蜓玩,而我抓到之后,就直接吃了它们。邻居家的男孩子有一个塑料打火机,他教我如何用明火烤蜻蜓的头。那味道简直好极了,有种烤肉的香味,吃起来也相当不错。夏末,我们还烤了蝉,那简直就是美食家级别的体验。 姐姐和我有时会在田野里呆上一整天,尽量在回到那个安静又冰冷的家之前,把自己的肚子填满。

  

2003年八月末,我妈妈回到了惠山,对她的审讯结束了。她也不愿让我们独自再过一个冬天,妈妈卖了房子,要把这些钱汇到老家高原郡去。 但是卖房子这件事情其实不那么容易,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买卖是违法的,妈妈和买家只是达成了口头协议,买卖不被记录在案,也不用签文件,相信没人会去告发的。就这样,我们收拾行李,离开了唯一的家。后来,我们去了舅舅家,也就是爸爸的老朋友民植的家中。他和舅妈还有两个儿子住在一起,房子是他私人所有的。民植是司机,开着公家的车给当地的工厂跑运输。但是在朝鲜,仅靠着工资是活不下来的。2002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两千四百朝鲜元,在非官方汇率之下,约两美元。这些钱连最便宜的粮食都买不起,再加上物价还在不停地疯涨。舅舅也是很难抚养两个小孩了。好在我妈妈手里还有卖了房子的钱,她用这些钱给舅妈在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以此来贴补家用。当时的政府开始管控集市,对所有的摊位进行收费——这简直就是贪污的最佳方法。舅妈开始卖鱼和米糕,但是利润太薄。妈妈剩下的钱都给了舅舅,但是他很快就花光了。

  

过了几天,妈妈的大姐民熙来高原郡看望弟弟。看到了我们清苦的生活,她特别难受,所以要回松南村的家时,决定带着我一起走。她丈夫从政府退休,孩子们也已经成人,所以她并不会觉得我是个负担。我大姨的家是传统的韩式建筑,有茅草屋顶和木梁。房子前面是用黏土铺就的院子,里面有一个用砖块垒起来的圆形烟囱,还有一个在室外做饭的火炉。 大姨和姨夫对我非常好,但是姐姐妈妈不在身边,我感到非常孤独,经常哭。农村生活确实不是容易适应,几乎没有电,所以人们生活也不会依赖于它,这里是一个科技还未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晚上,人们出行靠星星月亮, 四周群山环绕,山涧里的清泉甘甜可口,随意捧起一把就能喝,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女人们日常的服装就是传统的韩服。那里的人家没有钟表,作息全靠公鸡打鸣。公鸡一向很准时,但也有罢工的时候,一旦公鸡没叫,人们的生活规律就被打乱了。我大姨养了很多只鸡,我的事情就是要看住母鸡下好的蛋, 确保蛋不被其它鸡吃掉,也防止有人来偷。除此之外,洗碗和砍柴也是我任务,但是我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而且我已经不会饿到整个人都虚脱了。实际上,我还是饿,一看见食物我不停地吃。就像雏鸟一样,一睁看眼就想着吃,直到晚上睡觉,这种感觉才结束。大姨做的菜用的都是简单的食材。大姨自家院子里种了玉米、土豆和辣椒,还种了一些红薯拿去市场上卖,然后把叶子留着自己吃。那些叶子的营养非常高, 养的猪就吃我们剩下的东西。家里还有葡萄园,那时我第一次吃到了葡萄,感觉简直太棒了。


在那里,我恢复得很快,体重有所增加,还长高了。我不算是高个子,但是如果我从一开始就能吃得饱,而且不用去背水的话,我肯定长得比现在要高的多!大姨的女儿在咸兴的医院工作。我在大姨家住的时候,她正在当地医院的产科实习。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和一名当地的警察订了婚。我挺喜欢他的,他总是能带回来很多录像,都是他们在突击检查的时候没收的。医生的工作是救死扶伤,但是政府却不提供任何药品。城市里的病人还可以在黑市上买到药物,但是在偏远地区,就无法买到了。在大姨居住的地方,最近的集市都在五英里以外,而且道路崎岖不平,一路上要跋山涉水,就算是坐着牛车都没办法走的。在这种情况下,危急病人基本上没有希望了。基于主体思想,政府鼓励人们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医生也一样。于是,表姐就经常带着我去山里采草药、树皮还有坚果,以便应对不同的病症。我就像个小狗一样紧跟着,知道了哪些东西能治病,哪些能吃,哪些有毒。

  

那里的医生还要学会种地。不仅仅是种草药,就连做绷带和白大褂所需要的棉花都必须要自己搞定。尽管这样,物质总是紧缺的。就连大城市里的医院都没有听说“一次性”使用。所有的绷带都要回收,洗干净以后重复使用。护士用同一支注射器给每位病人打针,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到了韩国以后,看到医生把刚用完的工具直接扔掉了,这让我感到特别的诧异。现在,我生活在韩国,却特别想念当时的乡村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感情,站在山岗,拥抱自然,返璞归真。 换句话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生活在古代的朝鲜,那是一段我只从姥姥的故事中听到的遥远时代。我觉得姥姥也渴望回到那个时代去,一个你我都不甚了解,只存在于老歌和梦中的时代。乡村生活给了我一个避风港去休养生息。但老天是注定不让我在那里久留的。2004年初,我妈妈来了,还带来了一条坏消息,我爸爸被迫接受了秘密审判,要在重罪监狱中服刑。 

  

一开始,我们听说爸爸被判了十七年,后来才发现是十年。但无论如何,没人能在那种地方活那么久,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政府就是让人民害怕。在那种地方,你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囚犯不能正眼直视守卫,因为畜生是不能直视人类的。不允许探监,也不允许写信。在那个随时都能让你粉身碎骨的监狱里,每天能吃到的只有清粥,所以囚犯们各个都虚弱无力。到了晚上,囚犯们就想是沙丁鱼一样地被塞进狭小的牢房里,头挨着脚睡在一起。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挺过来。我意识到我可能再也看不到爸爸了,不禁全身颤抖。就算他活下来了,等他出狱,我也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他还能认得我吗?妈妈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带着我回到了高原郡,说服她哥哥让我们母女三人住进来。她会赚足够的钱来养活我们的。妈妈、恩美还有我搬进了主屋旁边的小房子里。屋子里有张用电线缠出来的小床架,我们在上面搭了一层木板,但是太硬了,还晃得厉害,所以我们干脆就睡在了地上。屋外的房檐下有一个小厨房,下雨的时候锅里全是雨水。后来我舅舅找了些他的朋友来,给我们砌了一堵墙,防止雨水把火熄灭。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住了两年。比起惠山市,高原郡要小得多,人们也更友好一些,也没人去偷去抢。全国经济崩溃以后,惠山的犯罪率急剧攀升,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把值钱的东西都藏了起来。洗完衣服以后必须晾在家里,因为晾在外面是绝对会被偷。人们什么东西都偷,包括狗。在朝鲜,人们养狗只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来看门,二是用来吃。和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狗肉被视为珍馐,尽管对我特别喜欢狗,根本不会去吃它们。我家的狗白天必须用链子拴起来,晚上一定要关进屋子里,不然肯定有人会来偷的,或者偷去卖掉,或者吃掉。


高原郡要安全一些,但那里的人却依旧十分贫穷。但和惠山不一样的是,高原的每个人和以前一样,分享手中的一切。在惠山,我们做了米糕以后,会自己偷偷吃掉,或者只和最亲近的邻居分享。但是在高原,如果你做了米糕,那么所有邻居都会过来吃,到最后一块不剩。我舅妈对政府非常忠诚,她还是人民班的班长。人民班会议每周召开一次,目的是追踪每个人的活动,以及宣布新的指导意见。每周六,我们都会接受政府的宣传,进行自我批评。学生在教室里进行,而工人就在办公室里进行。起初,我们要引用金日成或者金正日所说的话,就像引用《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然后,要将自己上周所做的全部事情写下来,之后就站起来,在众人面前进行自我批评。我有一套开头的固定说法:“这周,我过于散漫,没有充分感激慈祥的领袖给予的无尽无私的爱。”然后就说我没有认真工作,没有完成党分配下来的任务,或者没有努力学习,没有对同志表达出充分的爱。这最后一条特别重要,因为在反抗“美国狗杂种”或者“西方恶狼”的道路上,我们都是同志。结尾,我会说:“我们亲爱的领袖原谅了我,因为他有着仁慈且和蔼的领袖精神。我感谢他,下周我会加倍努力。”

  

这一部分结束以后,就到了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会第一个站起来,我特别擅长这个。一般我会选择一名同学,被我选到的人要站起来认真听我列出罪状:他没有追随领袖的教导,或者她在集体作业中没有积极性。批评结束以后,被我批评的人要感谢我,还要确保自己会改正这些行为。最后我也会被别人批评。我特别讨厌这样做,但是我不会让这种情绪浮现在脸上。如果说惠山市的自我批评是认真严肃的,那么高原郡的自我批评简直可以称的上是残酷无情。在这个孤立且具有爱国精神的地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对政府的献身精神很单纯,不受外部世界的任何干扰,而且政府也希望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状态。


那时的我已经快十岁了,妈妈把我送进了当地的中学,但是我没有上过小学的最后两年,所以感觉到功课非常难。而且高原郡的学校要比惠山严格的多,这里的孩子不能单独去做任何事情。早上要参加集体劳作,打扫街道或者清理纪念碑,之后每个学生都排着队向教室前进。我们摇摆着手臂,整齐划一,高唱颂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多么的明亮!我们是新一代!同样的事情在放学的时候也要再做一遍。对于朝鲜的学生来说,学习不是唯一任务,学生是国家防止彻底崩溃的免费劳动力。我的书包里经常装着很多布,下午要用来做手工。春天时,我们要去集体农场帮忙种地,把田地里的石头都移走,然后种下玉米,浇上水。六七月的时候,我们要去除杂草,而到了秋天,等收割结束后,我们要捡起所有落在地上的谷物,因为我们手小,所以特别适合这项工作。我很讨厌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被教育:大家都在饿肚子,所以不能浪费一粒粮食。在农田里,我唯一喜欢的事情就是找老鼠洞,因为老鼠们也和我们做一样的事。它们的洞里会藏着几磅谷物过冬,幸运的话还能直接捉到老鼠。但是我们捡到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学校,不是自己的。一天结束后,老师们会将学生们找到的粮食全部收上来。我们不能把粮食带回家,所以老师就让我们排着队,然后让我们把口袋翻出来检查。后来我们把粮食藏在校服的里层,然后在校服外面套上工作服,这样就能偷偷地带回家了。


另一个困扰朝鲜的问题就是肥料短缺。九十年代,经济崩溃以后,苏联停止向朝鲜输送肥料,我们的工厂也停产了。 但是即使外国向我们援助了一些,那些肥料也到不了田间, 因为所有的运输系统都瘫痪了,这导致农作物减产,使饥荒更加严重。所以政府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填补肥料的空缺,那就是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这不仅没有成本,还是可再生资源。每个工人和学生都有定额要完成,你能想象这给我们家带来了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吗?每个家庭成员每天都要做出贡献,早上起来就像是打仗一样的,我舅妈是最厉害的。记住,别再学校拉屎!一定要回家再解决!”高原郡的舅妈每天都对我说。而我大姨每次出门在外上完厕所以后,总是抱怨说自己没拿个塑料袋,不然就可以装回来了。“下次我一定要带个塑料袋出门!”谢天谢地,她一次都没那么做。一月是收集粪便的高峰期,因为播种季节马上就要来了。在朝鲜的普通人家中,厕所通常和主屋相距较远,所以到了晚上就要十分小心,要防止邻居过来偷粪。有些人家干脆直接把厕所锁了起来。在学校,老师们会让我们出去捡粪,然后带回班里来。所以要是在大街上看见狗拉屎,就像看见了金子一样。舅舅有一条大狗,每天能拉很多屎——家里的人就天天为此你争我夺。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理喻。妈妈在高原郡做很多生意,给女人做面部按摩和纹眉,在黑市上买卖录像带和电视机。但这些还是不能让我们顿顿都能吃上米饭。所以再一次,姐姐和我要去找野菜和虫子来充饥。 

  

我喜欢开在山涧里的洋槐花,但最好吃的应该还是蚱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摩托车骑得也越来越好了,而且我还特别会抓小虫子。妈妈用油炸过以后,味道简直太好了。但是大部分野菜是没有营养的,填饱肚子而已。走在山坡上,会捡很多很多的叶子,我吃一些,小兔子们吃一些。家里养的小兔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吃饭。现在我走在路上,还能找到兔子最喜欢吃的植物。当它们还是小崽子的时候,我就开始养了。我会给小兔子起名字,比如红眼、小黑还有小金。但是它们不是养来当宠物的,时间一到,就会被剥掉皮吃掉。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肉类来源。毛皮也非常重要,学校要收集毛皮给军队,用来做士兵的冬装。每位学生每学期要上交五张毛皮。但是剥皮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军队的要求又高,所以学校会把质量比较差的毛皮退回去。这样一来,为了完成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集市上买。当然了,学校也不会把所有的毛皮都交给军队,他们自己会留一部分,然后拿去卖掉。因为我妈妈也做些兔毛皮的生意,所以我很清楚这些。有些时候妈妈从学校收购的毛皮,就是很多人为了完成任务而从她那儿买走的。这种混乱的循环虽然让我妈妈赚到了些钱,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却是个负担。


我十一岁时,也走上了父母的老路。妈妈给了些钱,让我们自己做点儿买卖。我买了些米酒,送给柿子园守卫,他们让姐姐和我溜进去,我们装满了整整一大铁桶的柿子以后,再长途跋涉赶回高原郡,在那里的集市上卖掉。好吃的柿子哦!”“快来买啊!”我冲着来来往往的人喊。到了晚上,我们已经赚了足够的钱还给我妈妈,剩下的自己买了些糖,然后又买了瓶酒,再当作好处送给果园的守卫。后来妈妈不得不叫停我们的小生意,因为我们在果园和集市之间跑来跑去,鞋都要穿坏了,她可没钱来买新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这次短暂的经历学到些东西:一旦你开始为了自己做生意,你就开始学着为自己着想了。在分配体系倒塌之前,东西全由政府控制,现在政府的控制力渐渐下降,出现了自由市场。这小小的生意让我知道我是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这让我又一次知道了自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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