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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天堂 五

发布日期:2017-03-26

 

 到了中国,父亲干过各种活,至於是什麽他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只是再三强调那里人人都吃得很丰盛。三个月後,他存了点钱,决定回家接我和母亲,带我们一起到中国。但是他刚渡过图们江返回北韩,就在离边界不远的小径被拦下。他扛了一袋满满的香肠和食物,打算带给家人。一名士兵拿手枪指着他,一开始父亲撒谎,假装刚从边界附近的南阳回来。眼见士兵不相信,他就塞些香烟和钱过去,但那人什麽也不收,把父亲带到军营。当时天色已晚,在点着油灯的大房间里,一群军官打开父亲的袋子取出食物,就在他的面前狼吞虎咽起来。父亲一向易怒,无法忍受辛苦积累带回的珍贵食物,就在他眼前被侵吞。他连连挥拳表达抗议,触怒了这些军官,出手揍他要他安静。父亲被转到更大的军营待着,第二天早上,再由军官和几名士兵徒步押送,前往距离二十公里远的稳城郡保安局。一行人沿着图们江畔走,好几次父亲试图逃脱,他相信这些兵的枪里没有子弹,都是空的。事实上,几个月前附近发生的一起事件导致官方禁止使用真枪实弹。有一群饥饿的北韩士兵穿越中朝边界偷窃食物,被当地居民发现後,士兵还开枪杀死好几个人。在中国政府的抗议下,从此之後防戍河岸的北韩军队不准再对中国人开火。父亲几度尝试要靠近河岸跳水,但每一次都被押解人员勒令喝止,因此没机会脱离掌控。

  

父亲在元旦当天到了保安局,警察为了庆祝新年只顾喝酒,把他丢在角落,一边狂欢饮酒,一边还拳脚相向。第二天,父亲转到稳城郡监狱,他在狱中接受长达两个星期的严格审问,交代他在中国从事什麽活动。父亲描述监狱周围是泥灰砖砌成的墙,高达一米八,墙头插着碎瓶子和电网。一名警卫把他衣服脱掉,拿走皮带,甚至是内裤的松紧带。金属是违禁品,所以衣物的拉链、纽扣都被拆下来拿掉。有犯人真的将拉链或纽扣吞下肚,因为这样一来就得送出监狱动手术。一旦有这种情况,他们就更有机会逃跑。警卫带父亲到牢房,牢房的门很小,犯人把它叫做壁龛门。犯人必须蹲下进去,警卫还会从背後踢你一脚。稳城郡监狱有十间牢房,五间关男的,五间关女的。一间牢房应该关七个人,可是每间都关了至少二十个人。这些狱友都是已经被判入监,不像父亲是拘留监,是押回候审。服刑的犯人通常不会待很久,因为在监狱里活不了几年。担任监班长的犯人会对父亲再做一次搜身,确定身上没有藏任何东西,褫夺然後对父亲朗读相关规范後,再向外头的警卫回报。父亲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服从规定坐在地上,排成一列,双腿盘坐,手压在腿下,脸面向小壁龛门的铁栏,头保持低垂四十五度,不能移动出声。根据规定,所有犯人都被褫夺公权,因此不准以语言或行动表达自己。犯人失去身份後,就是一个号码。根据同样逻辑,监狱里的犯人也不再有政治阶级,因为他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一份子,也没有需要接受改造教育。至於教化所,也就是劳改营的状况就完全不同。只要有犯人稍微挪动一下手或头抬高一点,马上会被监班长处罚。处罚的方式是叫他把手伸出铁栏杆,让外头的警卫用棍子抽打,要是有人敢把手缩回来避免挨打,就会额外多挨几下。很多接受处罚的犯人因此掉了好几片手指甲。

  

牢里分配的饭菜只有七十克的浓稠玉米糊搭配一勺清汤,一天三顿。玉米糊用小塑胶碗装盛,不过为了吃久一点,有些犯人会用手捏起玉米糊,放到卷成圆筒的塑胶纸,每次吃的 时候就吸一口。其他人用的则是碗里的一种无柄的特制铝汤匙。那些因为逃往中国被拘留的犯人,习惯在中国吃饱喝足,会想尽办法拿到额外的食物配给。很多人就出售身上穿的新衣服,中国制的时髦款式(一件流行T恤能换十五份食物配给),所以犯人和警卫之间就建立起某种买卖关系。不过这种交易很可能害了他,因为监狱里没有电力或暖气,所以放弃一些衣物可能不太明智。对一些犯人来说,这是在饿死和冻死间二选一。父亲在用餐时间时入监,一名警卫对他说,“因为你待过中国,在那里胖了不少,现在给你禁食三天。”父亲在稳城郡以好斗闻名,甚至有个绰号“恶煞”。更别忘记,我们家族有人和金日成合影过!当警卫在搞清楚和哪号人物打交道後,後来对我父亲好一点。父亲被容许坐在牢房的後排,那里比较吹不到冷风。他还自个儿盖一条被,其余十九个人只能盒盖五条被。

  

监狱里规定早晨五点起床,开始清扫牢房地板和厕所。因为没有水,排泄物必须用手清理。之後,犯人再恢复盘腿坐姿,而且必须保持静默不动。这真的是一项酷刑,蝨子叮咬时,你只能看着它们为所欲为,因为稍微动一下都会被处罚。父亲衣服的袖口很紧,所以蝨子没法再长驱直入,都聚集在手腕的位置,把他咬得体无完肤。过了好几年,父亲身上的咬痕还都清晰可见……一天只有一次放风时间,犯人能够随意移动十分钟。犯人的双腿通常都肿胀粗大,因为盘腿的姿势几乎完全阻碍了血液循环,站起来都有困难。犯人试着做些运动,但是主要的活动就是杀蝨子。寄生虫在他们身上下了很多卵,衣服内里都变成白色了。父亲入监的第一天,以为牢友都有头皮屑,後来才知道那些都是虫卵。成虫全身呈黑色,非常嗜血。到了晚上,会用替代性的照明方式:一盏插在汽车电池的小灯泡。十一点熄灯。根据规定,犯人头对着脚睡成一排,避免彼此交头接耳。牢房空间只容侧睡,晚上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因为空间如此狭隘,要是有人起身去上厕所,回来就找不到空位睡,只能一整晚蹲着。即使如此,也没人敢吵醒牢友。事实上,最好不要得罪任何牢友,特别是监班长。选上监班长的都是残暴又毫无顾忌的人,只要他高兴,大可以行为不良为由,夺走其他犯人的食物。也就是说监班长有权决定让牢友是生是死。父亲因定期被叫去审讯,所以不用一直待在集体牢房。尽管生活作息非常严苛,他还是能逮到机会和一些境况悲惨的狱友聊天。吃饭时最适合聊天,父亲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是因为饥饿犯罪。隔邻一个犯人就坦承,他挖出死屍,用注射器吸出大脑的液体,再用高价卖出,因为民间传统相信脑髓有绝佳药效。饥荒驱使人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

  

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犯人从小门被丢进来。他短了好几根肋骨,这是因为警察把他绑在暖气机上,对他拳打脚踢。这种对待不是很常见,所以引起大家的好奇。新犯人起初说谎,解释自己是因为偷肉被关进来的,但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最後他才向牢友吐露实情。这个犯人的妻子外出找食物好几天了,他和八岁的女儿留在家里。女儿不断吵着要东西吃,但他没有任何东西给她,自己也饿得半死。後来父女俩吵起来,他一怒之下出手打女儿,她的头撞到了地板。他说,当时女儿陷入昏迷,口吐白沫。他想女儿大概快死了,就算活下来也会有严重的後遗症,所以决定了结她的生命且把她吃掉。男人拿斧头劈开她的脑袋,撕下手臂的肉来。他吃手臂维持了好几天,接着开始吃臀部和大腿的肉,然後是肝脏。结束这场血腥的盛宴後,男人将剩下的屍体用屋里的炉子烧掉想毁屍灭迹,骨灰和烧焦的残骸则撒到山里。过了段时间後,村里发现有只狗叼着一块人类的骨头。警方调查认为与男人的女儿有关,因为男人曾通报女儿失踪,他俯首认罪,被痛殴一顿後进牢房等候审判。因为这个食人者的肋骨断掉,剧痛使他无法坐下,只能保持躺的姿势,身体越来越虚弱,食不下咽。他一直要求喝水,但是犯人除了每天三餐的一瓢汤以外,不准喝东西,他的要求也只是换来警卫的连番侮辱。他没水喝根本就吃不下,所以把分到的食物都放在口袋里。接着他腹泻不止,只能喝自己的尿,呼吸也变得非常微弱,其他牢友看到他的情况,随即判断这是垂死前的挣扎。他们告诉父亲,“我们看多了”!在监班长的指示下,大家七手八脚脱掉这位将死之人身上的衣服,拿走他藏在口袋里的食物,以及鞋子。父亲呵斥道:“你们怎能这样对待病人?”他们回答说:“反正他快死了,也用不着衣服,但活人还要活下去啊!男人隔天咽下最後一口气,监班长看到屍体後,站起来面向门口,依照监狱规范正式通报:“七号牢房报告:八号犯人死亡。”警卫进来,指定五名犯人搬运屍体。他们捉着死人的脚,将他由牢房拖到走廊。父亲说他听到死人的头颅敲着地板和门柱的声音。

  

父亲入狱时,所属牢房两个星期就饿死两个人。囚犯死亡的消息从来不会通知家属,万一有家属出面,警卫也只是告诉他们,“看到也没有意义”。坟墓也找不到了,因为犯人不再具备公民的身份,他们就是从世上消失了,更别想有鲜花或花圈。在稳城郡,犯人的丧事是这麽办的:警卫领着其他囚犯,将屍体从监狱运到山坡的玉米梯田。离那里不远,有几十个约十五公尺深的洞穴,是当地居民为了找寻煤矿开挖的。家家户户在洞穴里拼死拼活挖煤,然後再用小篮子带走。这些私挖的矿坑并没有完全被禁止,但当局有权没收挖出来的煤。警卫选了一个特别深的洞,命令下头挖煤的人将屍体放入,然後封起来,这个矿坑就成了坟墓,这都是在死者家属毫不知情下进行,家属因此再也没有机会找到亲人的遗骸,也没有机会到坟墓前相会,因为根本没有墓碑。不过稳城郡曾有家属找到过死刑犯的坟墓,不用说这是贿赂的结果,家属也很快就被送到劳改营了。

  

父亲狱中的九号牢房关着另一个吃人犯,他姓文,六十多岁。他向警方招认曾吃超过四十名妇女,选择的对象大多身材略微丰满。由於被判死刑,已经没什麽好怕的,於是他决心逃狱。一天放饭时,他小心地削尖碗里的铝汤匙,划伤脖子和手臂动脉,认为到了医院可以找机会逃脱。但是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出现,等医生一缝合伤口,他就在特别戒护下被带回牢房了。既然一切已落空,这个连续杀人魔也道出了自己如何犯下罪行的故事。在稳城郡的每日市集中,他在那些进城卖玉米的妇女身边打转,将她们引诱到家里,跟她们说他手里有很多玉米要脱手。当受害妇女俯身查看储藏室里的一桶玉米,他就用斧头敲打她们的後脑勺,再把这些妇女大卸八块,供自己和八十多岁的母亲以及儿子食用。他儿子已婚,媳妇不肯吃人肉,但是帮忙守住这个可怕的秘密。文挑上的最後一个受害者是附近邻居,这是一大失策。他杀死的是一名老同学的太太,因此同学怀疑到他头上,最後揭发了文氏一家人的恐怖秘密。杀人魔以及母亲、儿子都被判死刑,只有没吃人肉的媳妇被释放。为了杀鸡儆猴,警察举行对被告极为恶劣的“严厉批判”。被告两边由警察押着,身上戴着罪证,被拖着绕行稳城郡一下午。祖母头上顶一个盘子,上面放着某个受害者破碎的头骨,杀人魔和儿子脖子上则绑着烧焦的屍体残骸。他们可怜兮兮地戴着罪证,头低垂着,被群众辱骂、扔石头。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九七年的八月底或九月初。祖母和儿子之後很快就被枪决了,但是杀人魔在牢里关了很长一段时间,等不到平壤审理档案的干部签署执行死刑的命令,最後倒是先饿死在狱中。

  

在监狱里待了两个星期後,父亲被判要劳动改造教育六个月,母亲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他被已送到稳城郡的劳改营服刑。北韩每个城镇都有劳动锻炼队,稳城郡的劳动锻炼队是专门羁押脱北者和到田里偷东西吃的小偷,那里大约有一百名犯人,男女兼收。劳改营四周有两公尺高的木篱笆,上头架着有刺的铁丝网。父亲告诉我,他认得入口的一个守卫,他们以前常一起喝酒,父亲试着和他攀交情,但守卫却装作不认识,还走过来打他的头。劳动锻炼队的主任是母亲的远亲,也同样不认过去交情。父亲恳求主任让他免於工作,还伸出两只手指给他看,因为蝨子咬的伤口都化脓肿起来但是他毫不理睬。劳改营里男人和女人会被隔离,但外出工作倒会一起。主要的工作就是拿铲子在劳改营附近挖防空洞。这项工作相当费力,因为地面都冻结了。他们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在营里也得做开挖的工作,比如制造泥灰砖或修理因为结霜破裂的水管。晨点名後,犯人离开营地去工作,周围有荷枪警卫持续监视他们。晚上回营地时,犯人被要求唱<保卫社会主义>的歌曲。晚点名後,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课。父亲告诉我,这些集会最令人憎恶,因为犯人整天空肚子做苦工,脑子里想的全是晚餐。政治学习课上,犯人要坐成一排,阅读金日成和金正日所写关於主体思想的意识形态文章,且熟背有些段落,要是有人背不出来会受到严厉处罚。在低温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被强迫光着手脚在院子里走,背诵必须记忆的段落,直到不经提示朗朗上口为止。学习结束後,犯人也终於能吃到令人作呕的晚餐,清汤,三、四根玉米芯和一碗黍蜀,这是将用来做扫帚的稻草掺杂着绞碎的玉米芯,通常是喂猪的饲料。一天有三餐,劳改营里的食物配给规定是两百克,而监狱只有七十克。吃过饭後,又是另一次政治学习课,持续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任何人不遵守纪律,就会被铁链五花大绑在柱子上。

  

劳改营里的老人很快就会死掉。因为吃的食物,其中一个常见的死因是便秘,这种死法相当痛苦。许多人离开劳改营不久也死了,有些是因为体力耗尽,但有很多例子是因为他们回家後完全没有东西吃。对於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的人来说,劳改营比起外面世界更有机会活下去。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他们宁可关在劳改营有饭吃,也不愿意以自由之身死在外头。母亲从一些保安人员口中得知父亲在劳改营里,他们要她带一些换洗衣物去。母亲带回父亲破烂的衣物,上头有许多虫子、跳蚤和蝨子。劳改营允许家属一天一次在午餐时刻探访,时间有三十分钟。那些供得起的家属会带给犯人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很珍贵,因为劳改营配给的食物少得可怜,光靠那些很难生存。我去探望父亲时,他正发着高烧,我们带去的食物一点也吞不下。他禁食了九天,这对体力耗损很大。劳改营的护士带他到医院检查,量了体温和做血液测试,医生诊断是伤寒。我现在明白父亲一定是被叮咬手腕的蝨子传染上伤寒的。但是当时我相信官方对於这项疾病成因的说法:根据宣传,这种传染病一般来自於南朝鲜,那里是万恶的渊薮。同样的,我们也被警告,可能因为吃海里的鱼得到霍乱。而被感染的鱼不用说也来自南朝鲜水域。如今我知道这些都是谣言。我还记得一九九七年有一段时间,霍乱四处肆虐,官方正式下令禁止民众吃海里的鱼。其实我们根本吃不起鱼,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买得起。由於市立劳改营有疫情扩大的危险,半数犯人都已经得到伤寒,父亲特别被获准离开营地,条件是一旦他康复能行动自如後,就要返回营地。根据这类案件的程序,他被交回地方警察的手里,他们护送父亲回家。父亲终於回到家团聚了!但这不代表他自由了,警察每天来巡视,地方委员会加上所有邻居都被保安局动员来监视他。所以一天差不多有十个各种背景的线民,定期来我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个人每天都必须交报告给保安局

  

我当时念中学二年级,无法再忍受这种气氛。只要听到同学叫我“叛国贼的儿子”,我就和人家打架。虽然叛逃的事情变得见怪不怪,那些家长逃到中国的小孩还是同样受到霸淩和侮辱。一天,一个干部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看到我父亲在劳改营里被铁链拴着。他激怒了我,於是,我又凶狠地出手揍他。其他同学企图调停,然後老师来了。老师说:“又是你,就只会打架……你父亲还有案在身,别再惹麻烦!”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头也不回地回家。我在家里待了好几天才回学校,要不是祖母要求我回去,我是真的很不愿意。我回到学校後情况变得更糟,每个人都给我脸色看。很显然,我现在是个“中国叛徒”了。那些白痴都很厌恶我。之後,我完全拒绝回学校,这回祖母理解了,没有再坚持己见。反正,上学与否现在也没有那麽重要:班上四个同学饿死了,大多数人也因为太虚弱到不了学校。所有事情对我而言都找得到原因,但我也开始怀疑到底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麽。父亲逐渐从伤寒中复原。在这段疗养期间,他告诉我在监狱和劳改营里的悲惨遭遇。他知道身体复原越快,就必须越早回到劳动锻炼队。沮丧之余,他开始酗酒。当父亲猛灌烧酒喝得醉醺醺时,有时口无遮拦到你希望他闭嘴。一天傍晚,他高声咆哮说:“金正日,狗娘养的……混蛋,猪猡!”母亲惊慌之下,扑过去用两只手捂住他的嘴。祖母当时也在房间,整个人吓坏了。她出门去观察邻居动静,好确定他们没有听到。万一邻居听到,我们就会被呈报上去,整个家族都可能会被枪毙。还有一次,他醉得特别厉害,开始大叫:“就算中国的狗都比我们吃得好!穷人都吃得起米!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母亲和我想办法让他闭嘴。他反倒对我们狂吼:“要是你们不跟我走,我走之前就先宰了你们!”

  

父亲已经下定决心,要带母亲和我去中国。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每天都在争论到底该不该去。父亲搬出各种想得到的理由企图说服我们,“就连穷人在中国都有饭吃”!他不断重复这句话,但是母亲不相信。她说:“虽然现在食物短缺,但是北韩当然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逃走了,留下来的家人会发生什麽事?你自己走吧!”但是父亲坚持:“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你带到中国。你一定要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形。如果你不喜欢,总是可以再回来!父亲的话也没有说动我,我说我宁可在北韩当乞丐也不愿意跟他到中国。我还用学校里学会的口号来回父亲的话,“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和伟大领袖金日成,我不惜奋战到死!最後父亲跟我说:“姜赫,你知道吗?如果我回去劳改营必死无疑。”这句话让我深思,但还是没动摇我的决心。父亲因为生病而发狂,用各种最难听的话辱骂金正日,叫他是“脏狗”,而且指控他和全国每个女人上床……我真的很困惑,尤其在饥荒的时候,国家的宣传更变本加厉,继续歌颂赞美“伟大无敌的领袖”。我之前提过,我从此没再去学校。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但我也必须说,因为我的心态,父亲担心我会向同学检举他,他也不准我去上学。

  

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最後终於让步了,她反过来劝我跟他们走。“你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只吃得到棒子面汤!”她这麽跟我说,当时我才十三岁。她接着又说,我们只会在中国待上一年,不会更久,等赚够了钱就回北韩。最後我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了。有些人会低调地来建议我们最好的逃亡路线,父亲也会和他们交换资讯,但是我们也必须一切小心,提防派来监视我们的便衣保安人员。他会突如其来造访,表面上是来“聊聊”,事实上却是在试探我们的动向。为了取信於他,父亲夸大他的腿和屁股上的发脓伤口有多痛,还假装跛脚。那名保安人员无疑从跛脚得到结论,认为就算父亲想逃亡,也会因为行动不便而放弃。为了谨慎,我们只有在家里才讨论逃往中国的计画。即使在家里四面墙包围下,还是压低音量,尽量避免提到“离开”、“中国”等字眼。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确定没引起任何怀疑。父亲刻意告诉所有邻居,他再也不想去中国,因为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藉着放出这些风声,他试图摆脱怀疑。我虽然才十三岁,却觉得这种声明很可能更惹人疑心,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我来说,我不想没和三个最要好的朋友道别就离开了。我偷溜去见哲振、宽侑和宽真,向他们吐露即将离开的秘密,四个人都哭成一团。离开时,我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送给他们,就是我自己画图和装订成册的歌本集。我们发誓总有一天一定要再相聚。

  

我们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淩晨四点展开逃亡,是前一天在外婆家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天亮前走,因为那时父亲受到的监视最少。我记得外婆完全睡不着,我们起床时她还醒着。她泪流满脸,塞了几块豆腐,劝我们吃一些,“吃了多点力气,你们很需要!”但是我们根本食不下咽。母亲存了三百朝鲜圆,万一我们逃亡失败了,就要付钱请走私犯帮忙。我们只背了几件衣服,因为就算拿着再小的布包也会形迹可疑。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往边界走了十二公里,一行总共八个人,父亲、母亲、婶婶的朋友、父亲两个朋友,其中一个还带着一儿一女,还有我。我们在早上七点钟到达图们江畔,当时是零下二十度……父亲和我、母亲以及其他五名逃亡者,打算从浅水处越过边界,战战兢兢走在结冰的江面。这时候边界的驻卫兵出现了,对着我们一行逃亡队伍挥舞着步枪。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心惊胆战,第一个在结冰的江上奔跑,跌到了又爬起来,怕没几步又失去平衡滑倒了,一直溜进冰冻的江水中……我没有回头拼命往前游,奋力在冰块中前进,我的身体冻僵了,心脏一秒钟跳一百下。那些追赶的军人喝令我们不要动,回来,但是没有开枪……他们是还在瞄准吗?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子弹?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复敲打太阳穴:逃走……不计一切代价逃走。我像是一个被猎捕的野兽。终於,我奔跑在图们江另一头江岸,我情绪激动,吓得快喘不过气来。这简直难以相信:我越过边界了!父亲跟在我身後,後面还有其他五个人。母亲还在水里,我把她拉上岸,她推我去树丛边躲起来。气急败坏的士兵从对岸盯着我们好一会儿,还拿出步枪恫吓。我们因为越过边境而心花怒放,嘲笑那些士兵枪里连颗子弹也没有。父亲和我大喊:“有本事来抓我啊!”一边比出猥亵的手势。


我们抵达一个村庄的外围,父亲那里有熟人,是他上次过来时认识的一个朝鲜族中国人。他远远看到我们一夥人,全身都湿透了,马上就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他说:“不管怎样,都别留在这里!要是被查到了,我们会被罚钱。”(对收容北韩难民的人,中国政府会课以罚金。)他为了怕路人看见,将我们带到他家,稍微弄乾衣服。因为我们的衣服都有衬里防汗,所以湿透後就很笨重。这个人给我一碗饭,还有糖果饼乾。我很惊讶他这麽慷慨,在北韩没有人会这麽做。父亲说:“你看他们这儿都吃饭!”我边吃饭没有说话。这个人甚至送母亲一条裤子,因为她自己的在逃亡时弄破了。为了更稳当,我们一直等到日落才进入村庄。我们才刚刚准备要离开,有个骑摩托车的人就来了。我们以为是警察来抓人了。但是很幸运的,这只是另一个朝鲜族中国人。“你们应该早点过来!现在这样会引人注目,马上就被告发了。”他看到我们时这样说,我们身上衣服还是湿的。他从头到脚打量我,加上一句:“这小男孩一定很冷,这样会死人的。在村里,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一间房子,里头一个背着婴儿的女人在卖烤肉。香味让我口水直流。她马上递给我一片美味的烤肉,我吓傻了。我无法理解这样的慷慨,一直在大惊小怪。我之後才想到,这位做生意的女人是从外表猜测我们是难民:这是她对我大方的原因。

  

一个中国的村庄有这麽多车辆,商店橱窗里满满的食物,还有居民的富庶都让我惊讶不已。在一个杂货摊上,我看到了香蕉和橘子,以前从没见到这样的水果。中国人生活都过得很好,吃得也好,有些人还胖胖的,油光满面。在北韩,全国只有一个胖子,那就是金正日!情侣在街上手牵手,女人在尼龙外套里穿短裙、短裤和低胸上衣。看到人们能爱做什麽就做什麽,以及随心所欲地打扮真是令人惊奇。北韩女人裙子必须过膝,男人衣领要扣上,最重要的是,不论何时衣服上都要别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徽章。这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脸上有着自然的表情。很多人感觉上很有朝气,做起事来也充满活力,这是我在北韩不曾见过的。我突然了解到,北韩人总是看起来好像脸上戴了张面具。这里的一切该怎麽说……都很真实。父亲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瞧,在中国只要工作就能过好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迷惘。我开始明白我在北韩学到的东西,在另一半的地球毫无用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刚跳出井底的青蛙,在井底的青蛙只看着由井口框住的一小圈天空,就把它当作全世界。我现在已经穿越到了镜子的两一面。我们搭乘公车离开边界,前往最近的大城镇。从此我们过了四年乐观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担忧被中国公安追捕,他们会自动遣返所有的北韩“非法移民”。

  

父亲在中国打过好几份工,先在锯木厂工作,然後在餐厅当服务生,母亲有时候也会在那里的厨房帮忙。这对於经历过饥荒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小天堂了。之後父亲帮一个山东人在工作室安装机器,接着到老金厂镇 一座私人矿山勘查黄金。东北山脉有许多富含金矿的土地,金矿主人陈先生很乐意雇用父亲。我们和陈先生可以攀上点关系,因为母亲有个堂姐,早我们一步逃到中国,就嫁给陈先生的亲戚。陈先生看到我,告诉父亲我不上学很可惜。陈先生一向生活阔绰,也非常受到别人尊敬,公安不会来找他麻烦,是个很好的保护着。他帮我安插进村里的学校念书,假装我是中国人。那时我在中国待几个月了,中文已有相当进展,很快成为班上的好学生之一,我让陈先生感到骄傲。为了让我受教育,延边的一位老师也帮了忙,他是一个支持团体的成员,专门收留北韩饥饿孩童。他看我很会画画,还想办法让我进延边的艺术学校。虽然因为怕被逮捕,他後来放弃了这个念头。

  

我在中国的学校里交到一些朋友,但不是很亲近,为了谨慎起见,我必须冒充是中国人。我说自己来自靠近朝鲜边界的村庄,为我中文说得不好提供合理的藉口,因为那里的居民说韩语,中文反而很差。但是我不能告诉同学我在北韩的过去,如果这个可怕的秘密曝光,我会被强制遣返。而且,我也想忘掉那一段可怕的生命。我换了很多所学校,因为我们一直频繁搬家,甚至隔天就搬,以避开公安和线民的耳目。因此,我从不在一间学校待超过半年。尽管如此,三年过後我的中文还是有很好的进步。为了让我的伪装更可信,我不再和北韩同胞见面。反正我不会在学校里撞见他们,因为这些非法移民的家庭既无余力,也不想送孩子上学。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工作谋生,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我是个例外,我非常渴望求知,就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想要破解这个与从前所知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我在中国做过不太光荣的事,我瞒着爸妈加入一个不良少年帮派。一开始,我只是出於好玩和好奇,後来却涉入令自己懊悔不已的暴力行为。我怎麽可能会知道,最後会被卷入这暴力的漩涡?

  

这是从我上学的某间学校开始的,在东北地区,中国人和朝鲜族的社区是分开的,两个族群间常常爆发打斗。由於朝鲜族关系非常紧密,只要有人被威胁其他人就会马上赶来相助。他们腰上挂着呼叫器,只要有朝鲜人遇到麻烦,就会用呼叫器召集大家。这个帮派得知我是非法的朝鲜人,就来找我加入。我同意了。我们经常整个下午在玩电子游戏争霸战。缺钱的时候,就在学校勒索同学。有个学生後来告发了我们,帮派马上出动去揍他,他被打得很凄惨。对这件事我深感自责。但当我想脱离帮派时,老大威胁要跟公安告发我。我才了解我脱离不了他们的掌控,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很脆弱,这也是他们最初找我加入的原因。幸运的是,没多久我家就搬离这个城镇,我得以逃过这个帮派的惩罚。我们每天在街上或其他地方见到公安,就躲起来,随时都得保持戒备状态。因为中国政府会提供线民赏金,所以告发很常见。收留朝鲜人的中国人要付很高的罚款,除了在山区常见到的朝鲜族外,很少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这些朝鲜族和我们语言一样,中文也讲得很差。有些无耻的中国老板雇用非法的北韩工人,然後在发薪日前一天向公安告发,这样他们就不用付该付给的薪水了。“人口贩子”向身无分文的非法移民家庭出主意,把女儿或妻子卖给乡下的中国鳏夫或单身汉,价格在五百到三千人民币,许多人真的就答应卖掉家人。人口贩子有时直接绑架年轻的北韩非法移民妇女卖掉,连钱也不用付。这些妇女被送到完全陌生的乡下,那里讲着听不懂的语言,大部分时间被控制行动。然而,当我听到这类故事,总是想像她们最後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至少她们有东西吃。婚姻是北韩妇女成为中国公民的好方法,之前提到的母亲的堂姊就是采取这个方式。

  

中国公安不断在街头与民宅发动突袭检查。就连晚上,我们也听到警车要去搜查朝鲜非法移民的警笛声。我们每搬到一地就会租一间小公寓,因为很害怕被抓,即使人就在家中,也关上所有门窗假装家里没人。我们同时要留意那些北韩政府派来假装成难民的间谍,他们潜伏在中国,当北韩的高级官员或是不利於金正日的人物逃亡到中国时,就接受指令行动。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其拘捕,然後强制遣返,不论有无中国官方的合作。因此有伪装还是比较好。以我们的处境来说,最好就是住在中国人的社区,搬家也是找中国人一起行动比较安全。因为小心,我们搬了几十次家,只要附近有人怀疑我们是别国来的,就马上打包行李。数万名和我们一样的难民,一切都以审慎原则为要。许多北韩人会在中国工作几个月後,再非法潜回国去养家,但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被抓到。中朝边界的卫兵,非常清楚这些逃亡者都带着钱回来帮助留在北韩的亲戚,因此集中火力追捕这群人。从这些不幸的人身上搜刮战利品,可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直到现在还是这麽做。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不会花力气阻止人们逃往中国,因为这样就无法从这群人身上赚到外快了。起先这些逃回来的人把钱藏在鞋底,但很快被拆穿,於是很快又有其他花招出现。在偷渡图们江、鸭绿江或其他界河前,女人会将钞票塞在阴道,男人则将钱放在塑胶袋或保险套吞下。但北韩军人很快就发现是怎麽回事了,此後,任何抓到的叛逃者都必须全身搜查,还要被押送去强迫上厕所。被捉到的叛逃者最少要判劳动锻炼六个月。

  

在中国和北韩之间来来往往的人变得相对增加,也跟着散播了不少讯息。父亲从一个来自稳城郡的逃亡者口中得知,党干部曾特别为父亲召开会议,即便他不在场也将他判了死刑。最主要的指控是父亲潜逃到中国是“侮辱了他的家族和伟大领袖金日成以及金正日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父亲成为“反革命的叛国贼”。从此以後,我们更加担忧被中国公安拘捕,因为肯定会被强制遣返回北韩。事实上,二OOO年九月我们确实在汪清县被捕了。当时是早上十一点,我们正在家中,数十个公安破门而入。我们被检举了,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们家隔壁是一间餐厅,老板娘的先生就是个公安。一天,老板娘请我父亲帮忙打几桶水。父亲拒绝了,因为这个女人已经知道我们是非法难民,以为她可以从中占便宜,叫我们做白工。她显然不甘心被父亲断然拒绝,当天晚上就向公安密告。在监狱里,公安把我和父亲关在同一间牢房,父亲看来一脸挫败。过了很久之後,父亲才告诉我,他当时相信自己难逃一死,决定宁可自我了结,也不愿意被送到北韩保安局的手上,因为我在他身边,他才没这麽做。牢房里还有其他六个北韩人,都在等待强制遣返。母亲和女犯关在不远的地方。中国公安一般不急着遣返,直到积累足够数量的犯人,大约十个左右,才会一次押送他们通过边界。现在已经至少有七个人了……时间已到重要关头。就在最後一刻,父亲总算成功贿赂了一个中方的监狱官员,他同意以四千三百元人民币的代价放我们出去。但是父亲没有这麽多钱,於是他传消息给外头一个朝鲜族的朋友刘先生。他和刘先生认识很久,过去刘先生常到稳城郡来找我们做交易。刘先生知道父亲已经在北韩被判死刑,如果他不伸出援手,我们一家三口就只能被处死。刚好不久前,刘先生生了场重病,为了买药和治病他卖掉自己的小房子,手里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同意借给我们,也让父亲得以和狱方人员谈好条件。

  

父亲一辈子感激刘先生愿意借那麽大笔钱,而且只凭口头保证,一直到出狱一年後,我们抵达南韩时才将钱还清。父亲拿出南韩政府发给难民的津贴,寄还给刘先生相当於当时借款四倍的钱。毫无疑问,刘先生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自从我们到了中国,父亲就打算安顿下来。即使我们曾被公安逮捕,也没有改变念头。他从没想过到南韩寻求政治庇护。事实上我们认为南韩的生活相当悲惨,这样的计画也未免太荒谬,我们的脑海里充斥着北韩宣传机器不断强迫我们接受的恐怖景象。北韩电视有时会出现南韩场面暴乱的示威游行,这更强化了我们对南韩的负面印象。我们得到的资讯是,南韩比北韩更为困苦,而且人们生活在持续的政治暴动中,要出动戴头盔的警力血腥镇压。北韩宣传南韩的影像总是取景在很小的范围,镜头晃动很严重。我後来才知道这种技术手段是为了掩饰南韩大都会的现代街道和建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背景认出漂亮的车辆,使我们怀疑那个世界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影像里没有避开南韩的示威群众,他们身上穿着有质感的衣服,但是我没有太注意到这件事,在我心里南韩始终就是个“撒旦”。但是,在延边这个中国边界城镇,有非常多来自北韩的非法移民,父亲机缘巧合下遇到一些来自南韩安企部的特务,他们描述的南韩简直如诗如画。父亲告诉这些人,我们家族原先相当受到金正日的重视,他们提议帮助我们前往首尔。但他们口中的南韩有多少可信度,我们仍大表怀疑。


在中国我们衣食无缺,还可以存钱寄给在北韩的亲戚,让他们应急。我们透过许多非法来中国打工的北韩人将钱带回去。如果我们相信南韩人民生活贫困,为什麽要冒险走这一遭?更何况这样一来我们将离需要帮助的家人更遥远,此外投向敌人的怀抱,将置其他家人的生命於危险之中。同时,我们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及有家人在南韩的脱北者。他们保证南韩是一个富庶现代的国家,在那里赚的钱是中国的十倍。我们在延边也见过几个南韩人,他们时髦的外表反驳了我们的偏见,也引起我们好奇,证实了那些老夸耀南韩有多好的人的说词。父亲回头去找其中一个南韩安企部的间谍,这个人在我们住的延边区域涉及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名南韩特务表明立场,愿意提供一笔钱交换带我到南韩。他保证,父母亲随後可以和我会合,但是父亲被这个提议吓到,将他撵走,“不用说了!你想叫我卖儿子,门都没有!但我们在中国越来越像是被追捕的猎物,公安突袭越来越频繁。尤其我们待过牢里,侥幸逃过被强制遣返,更了解被遣返的危险正一天一天迫近。由於对南韩的迷人故事仍旧半信半疑,父亲於是打算试着向日本要求政治庇护,因为我们在日本还有远房亲戚。中间有些管道可以采取初步行动,但至少要等一年。因为祖母年轻时住过日本,日本政府还要求祖母出面,表示这是我们能得到签证的条件。父亲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太乱来又太冒险。

  

在中国,我们也遇到其决定他逃亡的远房亲戚,尤其是振,他是我的堂兄,我们很合得来。他大约二十五岁,头脑又好实际。在北韩,他镇日梦想着一件事:上大学。他总是名列前茅,自然有能力上大学,但是身为我们家族的一员,已经被视为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忠,党因此否决他的入学申请。在念完中学後,振理应像其他人一样服十三年兵役。但就在入伍前的几个星期,他却逃到中国找我们。他马上找到木工的工作,而且做得得心应手。工厂的工头很看重他,甚至把他视为接班人。但就在不久前,振也被中国公安逮捕,正准备被遣送回北韩。幸运的是,他的老板出面将他保释出来。振受够了一直被中国公安追捕,花了数个月研究到南韩的途径。在中国东北能够得到的消息来源很多,南韩的基督教牧师、南韩政府官员以及中国走私贩都是。一天,振和我下定决心要去碰碰运气。一旦我们到达南韩,如果做得到的话,我们会写信给中国的家人,告诉他们如何前往会合。父亲和母亲拉长着脸,接下来又连续讨论了好几天,才终於同意了。见我心意已决,父母亲虽然不情愿,最後还是放我走了。我其实没给他们其他选择。“不管如何,我是走定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父亲,他还希望能够想出别的替代方案。不管如何,振让我父母很信任。不过我的一个论点也打动了他们:既然我还未成年,风险会比较小。如果我被拘捕送回北韩,可能只会判在劳改营待几个月,很快就可以再回中国找双亲。因此我去南韩的事就定案了。我将像个侦察兵一样行动。临别那一天,心都揪成一团,非常感伤,道别时间很长……我和振以及文氏一同坐上往北京的火车,文氏是以前稳城郡的邻居,她也躲藏在延边,迫不及待要展开这趟旅程。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和我们走了一段路,後来他退出了,因为担心长途跋涉被捕的可能性越高。我们的王牌之一是我能说流利的中文,这使我们得以多次脱离危险。

  

到了北京我们搭上往中国南部的火车,一直搭到南宁(编按:在中国广西省),离我们出发地有四千公里远。要到越南,我们必须穿过树林密布的山丘,沿途是湿滑的泥巴路,我们连续走了好几个小时,也不确定走的方向对不对。文氏忍不住说:“我太累了,乾脆死在这算了!”我们得劝她往前走,有时还要背她。这是路程中最艰辛的一段。我们终於抵达越南,一切只能临机应变。我们参考地图,试着用破英语询问路线资讯,但是大多时候人们听不懂我们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画图,如果我们在找公车站就画公车站,火车站就画火车站……想找南韩大使馆时就画南韩国旗。我们搭公车和火车从北越前往南越,到胡志明市(过去称西贡)的南韩领事馆敲门求见。一名办事员在门口阶梯接待我们。“我们无能为力,你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於是我们决定搭巴士前往寮国,在永珍我们再次寻求南韩大使馆协助。这次我们受到比较好的处理态度,但是再度被告知,他们帮不上忙。我们只好用特殊方式非法进入柬埔寨,先坐巴士到边界,再请骑摩托车的走私贩载我们越过边界。但我们也被警告:穿越寮国和柬埔寨边界时要特别留神。寮国边界有许多违禁品走私,所以我们不难找到骑摩托车的走私贩。但我们实在无法向两个雇用的走私贩解释清楚,他们竟然载着我们直奔边界检查站!一看到军人我们拼命比手划脚要他们掉头,那时离步哨只有一箭之遥,他们迟疑了一会,总算照着要求掉头,那一刻简直像一世纪这麽久。我不知道为什麽那些军人没反应,也许是因为我们及时回头,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总之我们出不去寮国,两个走私贩也终於搞清楚,我们没有证件想要非法穿越边界。经过冗长的讨价还价,我们隔天又试了一次,这一次价码也飞涨了,他们竟然开口三百美金!最後总算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这回摩托车走的路和前一天不同,比较复杂难行,车轮还不断卡在泥泞的路面。最後我们被耍了,两个走私贩把我们直接送入虎口:另一个边界检查站。这一次我们被捕了。

  

边界的驻卫兵拿枪对着我们,要我们跟着到军营。我们现在落入寮国军人手中,自然要受他们审问。我负责应答,一半中文一半韩文,宣称说我们是南韩公民,护照被偷了。有些军人懂得一点中文,所以我尽量说中文好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南韩人,但又不能说太多免得露馅。他们的问题很明确,我就用韩文回答含混带过。我想我们是生是死就看这次对质了,所以等到他们找来一个寮国的中文通译,我开始只讲韩文,继续打烟雾弹保护自己。我告诉自己只要这些军人弄不清我们是谁或来自何处,他们就不知道该拿我们怎麽办,最後只好放人。最重要的是尽可能装笨。看来这些军人似乎是那两个骗子走私贩的同夥,把我们载来检查站,是希望多榨一点钱。最後总算谈妥价码解决了问题,我们重获自由,涉水过河越过边界。但是麻烦没完没了。几个柬埔寨军人发现我们行踪,用步枪抵着我们,拿走我们身上所有剩余的钱,甚至连鞋子都交出去。这次讯问令人捏了把冷汗。由於相信我们身上一定还藏着钱,一个军人拿左轮手枪对着我的胸膛。我挑衅道,“来啊!开枪啊!”这是用韩文说的。这时候出现一个军官,我猜他是上校,整个气氛马上转变。上校用英文说:“我来帮你们的。”又说:“你们是北韩人吧?”我假装我们是南韩人,希望去南韩大使馆,还特别强调是南韩。我急着拿出仔细描绘的南韩国旗素描给他看。他回答:“我明白了。”要我们三个人都坐上他的车。

  

开了几个小时後,我们到达上校家。他住在一栋宽敞美观的宅邸,花园里还有高高的棕榈树。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小时,一直处在又惊又怕的情绪。柬埔寨对於逃亡的北韩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国度,因为施亚努国王和金氏家族关系交好。金日成在平壤还建了一座供施亚努使用的宫殿,从七十年代以来入住多次。在金边有一条金日成街,也有一所很大的北韩大使馆。不用说,我们在这个国家十分不安,如果遭逮捕很容易被强制遣送回国。和上校之间沟通并不容易。我们只懂几个英文字,大部分是用我画的解说图沟通。我们终於弄清楚他急於插手帮忙的原因,但觉得这些理由仍相当可疑。他声称有人付他钱,将非法北韩移民带往安全处所,以能够安全避难的难民人数为基数计算收费。直到此时我们才坦承来自北韩,当然这点他早就了然於心,若无其事地说:“只有北韩人才会从那里进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确定上校的意图。三天後,他要我们再次坐上车到金边,我们全都绷紧神经。我全程把手放在车门把手上,以防万一需要跳车。马路相当空旷笔直,也不像北韩,没人沿着马路边走路。到了不知道什麽地方,上校靠边停车。过了半小时後,从对面来了一辆车停在我们旁边。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下车,上校也出去和他们打招呼,示意我们留在车上。我听到那两个陌生人之间交谈的几句韩语,听起来好像北韩口音。我提心吊胆,手紧紧握住门把。三个人稍微走开一点,陌生人之一从口袋掏出信封,数了一下钞票,然後交给上校。这时上校才示意我们下车。其中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向我们跑来,“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都还好……身体都还健康……你们的长途跋涉已经结束……现在安全了,什麽都不用担心!我们上了另一辆车,不知道要开去哪里,男人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离开北韩多久啦?在中国呆多久?在哪里?有个问题他重复问了三次:你们上教堂吗?对这个奇怪的问题我马上回答没有。我告诉他,在北韩人们甚至连教堂是什麽都不知道。他边摇头边说:“不要紧,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南韩了!”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两个说要帮助我们的陌生人,究竟是来自北韩或南韩。

  

车子上了渡轮过河,那里有警察检查站。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下车,根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就过关了。沿着马路我不时瞥见柬埔寨国旗,每次都一阵惊恐,因为它们和北韩国旗非常近似……我以为那是北韩大使馆的门口。我的手一直紧紧握在把手上。最後我们到金边郊区,一栋有着高墙围绕与自动门的建筑物。我更焦虑了,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陷阱,我们逃不掉了。我已经在想像回北韩的噩梦,这将是我们危险之旅的到了里面,我们看见一座大花园和雄伟的建筑物。想像一下我们有多惊讶,发现里头竟然收容了大约五十个像我们一样逃离家乡的北韩人。他们热诚地公开欢迎我们,“你们安全了,别担心,一切都没问题了!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终於可以放松睡个好觉了。其他北韩人告诉我们,在这里会受到妥善照顾,并且指说那两个戴墨镜的陌生人,其中一个是南韩大使馆的雇员,另一个是基督教牧师,正是他们帮助我们来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避难所,距逃出的北韩已有上千里之远。那时我对宗教是一无所知。但一到时我就感受到了宗教的教化:在建筑物的大厅竖立着大大的十字架。一直到启程去南韩之前,我们都会在这里接受庇护。我们到的隔天,天还没亮我们就醒了。牧师穿过寝室,一边大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晨祷的时间到了!”我望着窗外,外头还是漆黑一片呢!我们还昏昏沉沉,没有完全清醒,全跟着主人走进一个大房间,一人发一本圣经。之後我们开始唱圣歌,在早餐前祷告。有些脱北者在进行仪式时突然哭出来,对着手中抓的耶稣像若有所思,且把圣像举高。我不了解发生了什麽事,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三餐前都会进行宗教仪式,奇怪的是,这让我想到为了荣耀金日成和金正日所办的典礼和政治学习会,所以我感到不安。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一生中,也从未见到对他人如此热情、情感洋溢和尊重的环境。仪式结束後,我走到牧师身边,问他能不能帮我把父母从中国东北接出来。他说:“可以,但是我们得要赶快,因为中国和中南半岛之间的路已经逐渐被曝光了,所以很快就得放弃,另外找一条路线。

  

那时是二OO一年,牧师派了两个信得过的同事去寻找我的双亲。一个半月後,父母亲也和我、振和文氏一样走进了这栋宏伟建筑的大门。等待的时候,身处在这个陌生的宗教团体,我逐渐熟悉这里的仪式和日常作息。我们被禁止离开这栋建筑,所以外头无人知道这个上帝庇护所的存在。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临摹耶稣的肖像。我也描绘了牧师的肖像,他非常欣赏。我常想到父母亲,希望他们途中一切顺利,梦想着在南韩开展新生活。牧师要我向上帝祷告,请神保护他们,我照做了,直到父母跨进这扇门的那一天。这天让人开心,松了口气啊!母亲和父亲告诉我旅程经过。他们依循着和我们一样的路线,由一位经验老道的南韩牧师沿途护送,他喜欢人家叫他“宋社长”,也就是“我的”牧师所信任、交付任务带回我父母的人。结伴同行的还有另一个朝鲜族中国人,扮演“宋社长”秘书的角色,他原先也是脱北者。在中国吉林省,他们又多带了其他脱北者,是一对老夫妻。他们一到南宁,就用假名住进一家小旅馆。到了早上四点钟,由他们两人先出发去探路。一路上并无障碍,七个人全都越过越南边界。走了好几个小时的险路,穿过树林密布的山区,短暂休息过後,他们就搭火车前往胡志明市,花了整整三天才横越过越南。一到胡志明市,两个救援者就让全部人搭上巴士前往柬埔寨边界,巴士後头还跟着两名和宋社长同夥的摩托车骑士。到了某站时,宋叫大家下车,那里离边界很近了。他们紧挨着走在摩托车後座,骑了几个小时到一个湖边,有船接驳到对岸。之後又徒步走了几个小时,一行人到达边界,宋社长像个侦察兵带头,大夥跟在後头穿越边界。他们终於到了柬埔寨!在金边,我父亲对宋谢了又谢。当时他不知道宋在南韩经营一家公司,他真是公司的社长或理事。父亲说:“希望有机会和你在首尔碰面。”宋社长说:“很抱歉,这不可能。”为了继续救援脱北者,他必须保持匿名。

  

我家总算在柬埔寨团圆,我们没有在牧师的大宅邸待很久,同时我才知道这个组织是由南韩的基督教团体提供金援。我们由另一位基督教牧师陪同,搭飞机从金边到曼谷,他似乎和大使馆彼此有什麽默契,我们拿假护照过海关,从曼谷到首尔的班机也不用证件:南韩外交官陪同我们登机,通过所有检查关口。我们一抵达,立刻就有安企部的几名特务来接机。就像所有来到南韩的难民一样,我们一到南韩就被送到一个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特殊中心。这是在首尔郊区的一栋大型现代建筑,叫做一心院。有两个月之久,我们上课学习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钱币、地下铁、住宅、交通法规、银行、找工作的方式、工资单、法律、司法、税法、社会保险、电费帐单等等。我们也上历史课,我们必须认真修正北韩灌输的思想。我们得知金日成在俄国待过很多年,儿子金正日也在那里出生,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北韩。但对我们而言,最震惊的是得知韩战是由金日成发动的。在北韩人人都相信是南朝鲜先挑起战火的!一心院的老师为取信我们,还带我们到首尔战争博物馆。但即便如此,父亲和我还是无法尽信。只有跟一些南韩人说话时,他们也提出同样的事实,我们才接受刚学到的东西是真的。同样的,我也是到了南韩,才知道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我当然也不知道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才使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也被迫从一九一O年起就占领的韩国撤兵。在稳城郡,我们学到的是金日成的军队击败日本,将日本人赶出国土。

  

事实上,一到中国我就开始了解到我们一直被童话包围。发现中国的繁荣,没人死於饥饿,有各式各样的生意,对我已经是个震撼。所以世界可以不一样!不一定都是饥饿和教条!但最让我情绪激动的是看到南韩的新闻影片,这个国家处处受到北韩的诅咒,总是以人间地狱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这些影片所描述的真实南韩和那些妖魔化的印象截然相反。我永远记得中国的北韩难民不敢置信地互相传阅这些影带。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只要一想到过去生活在骗局之中,一想到我们过去在北韩学习的大部分事物不只无用,事实上还阻挠我们思考,就感到非常愤怒且被严重羞辱。没有什麽比发现自己全然被谎言蒙骗更丢脸的了,而且它涵盖了你所有的生命。这逼得我对每件事感到质疑。等到了南韩,这个经历让我充满着叛逆精神,也转为仇恨金正日。如果可以我真想拧断他的脖子!

  

当我开始融入在首尔的新生活,梦魇一再出现。我看到自己身在中国,中国公安把我押走,扔进监狱,用铁链拴着我回北韩。几个月来,我夜夜被这种焦虑的梦纠缠,每天清早满身大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我还经常梦到潜回北韩去见过世的祖父。我在首尔有两个朋友,和我一样是北韩难民,也一样有着在中国被逮捕和遣送北韩的梦魇。他们还做其他的梦,我们都会彼此分享,因为这些梦让我们想起北韩。说来奇怪,但我们确实对地狱怀有乡愁。有朋友梦到他回到两金统治的国度,带着一把机关枪扫射每个人,像是电动游戏的画……南韩人比较有礼貌,有教养,比北韩人诚实。在北韩你无法相信任何人。街上到处都是骗子,生存的需求,饥饿引起的贪婪,都驱使人们欺骗同胞,下手行窃,不择手段地骗光他们所有的家当。在北韩,谎言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必须不断地提防戒备。这可能也是为什麽在南韩,北韩人都被当作可能的罪犯,骗子、诈欺犯和不值得信任的游手好闲者。

  

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北韩腔调了,这是件好事,因为在南韩有反北韩的歧视。脱北者几乎都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能从事没有资格限制的临时工。当然,当脱北者离开一心院时,都充满乐观的信心,相信南韩是一个充满机会又友善的地方。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遇到障碍。人们对脱北者充满怀疑,使新生活的希望很快就幻灭了。许多人从此变得一蹶不振。政府发给脱北者适应生活的三千万韩元补助金,我认识的一些人花完这笔钱後,不知不觉就成了酒鬼。我上学的公立学校,同学叫我们小矮人,因为我们身材短小。北韩人确实普遍比南韩人矮,当然这是因为我们三餐不继造成的。面对这种嘲笑,北韩人一般都会反应激烈,而我们只要出手,就决不留情,在这里当然不被接受,甚至可能因此入狱。所以当别人挑衅时,你最好低头忍受。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修养很难学会,因为一开始我们就靠使用暴力才能谋得生存。我有两个北韩朋友,其中一个一直改不掉口音,每次搭计程车时,司机都会问他打哪来的。他总会说来自韩国南部,那也是一个口音明显的地方。我学到最重要的是隐瞒出身,因为当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北韩时,尽管他们一开始表现出同情心,但要不了多久,这些人连想都不想就出口侮辱你。借用北韩的一句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撒尿”!遇到南韩的朋友,我已习惯在一开始,他们总会一再地要我们告诉他们北韩饥荒的情况。我想要和他们做朋友,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但最後我成为班上的代罪羔羊。就像所有北韩人经历过的一样,我变得暴躁易怒。因为老是抬不起头,些微的推托之词都会让我们怒发冲冠,在北韩学到的生存反应很难改掉。我认识一些离家的脱北者,老是和同事打斗,无法再忍受任何纪律,最後甚至自杀了。

  

二OO三年三月,首尔一所中学发生一起严重的事件。两名北韩人受够整天被嘲弄,号召其他所有认识的北韩人当帮手,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来自各个学校,大约有二十人,展开报复之旅。我们在大白天现身学校,拿着撞球和各种武器。这是一场重要的暴动。我们把一堆南韩恶霸打到送医,其他人则是吓得半死,那些想要叫我们冷静下来的老师也挨了好几拳。因为事态严重,警方最後也介入了。之後,那些南韩家长要求一千万韩元的赔偿金。索赔进入漫长的协商,幸好老师努力让事态得以解决。这里的游戏规则大不相同,要是在北韩打架,挑衅的一方要受到责难。但是这里相反,即使你是被对方挑衅,最好也不要理会,因为第一个动手的人会受到处罚。在北韩打架的原因比较重要,在南韩重要的是後果。我认为南韩的方式比较不公平。这次事件还造成另一个不幸的後果:学校的人注意到我也来自北韩。在那之前,我最在意的都是掩饰出身,和其他北韩同学一样,免得成为嘲笑的箭靶。当人们因为我们的口音起疑心,我们会解释曾经在中国,或是来自南部釜山,或是落後的乡巴佬。但是很难去解释我们矮小的体格,这成为我们同化为南韩人的主要阻碍。最难忍受的是听到比我们小二、三岁的孩子,他们根本不知生活疾苦,就在教室里直接告诉我们去找“小孩子玩”。最後总是以打架收场。我们有限的字汇也会泄我们的底。我们不懂时髦的词汇,这些多来自英语,使我们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即便如此,对我而言,在南韩最兴奋的事情就是体验自由的感觉,我浑身满溢着这样的情绪。在北韩,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奢望过自由。但我要如何在这个富裕的现代国家不感觉到屈辱?这里虽然接纳我们,却视我们为次等人。不管我曾经历过什麽样的生活,有过什麽样的危险,是盲从,被迫的愚蠢,是不断的恐惧、饥饿、疾病、迫害,这些生活点滴都是我的一部分,且永远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我也许可以逃避,但是无法否认。这似乎是脱北者常见的矛盾,身处自由国家的欢欣,混杂着对自己逃离的噩梦场景的乡愁。

  

二OO三年三月的事件过後,大部分首尔学校拒绝再收北韩学生,将我们视为暴徒。所以我们只能去上一所特殊的私立机构,政府非常关心这个社会排斥的现象,试图为脱北者建立一套补救教学:初中和高中教育包含四年的课程。四年!这对我实在太久了。我想学画画,要怎麽再等上四年?母亲要求我去上这些课程,但是我很难专注在这些理论课程,我已经习惯於独立生活,自己解决问题以及自给自足。我有时会和其他北韩朋友跷课几个星期,去赚点钱,我们会去体育馆的工地当临时工,铺人工草皮、搬钢筋等……北韩人最後都倾向於彼此依靠,而不是试着去适应南韩社会,结果几乎每个晚上都混在一起,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但是只要有南韩人在场的聚会,我们就会显得多余。我们甚至不和他们开玩笑,我们的幽默感截然不同。南韩人不觉得我们的笑话好笑,反之亦然。我很难离开这群北韩朋友,因为有共同的经验,我们变得很亲密。有时每个人都有重要的事情去面对,但是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於是我们还是一起行动。他们让我想起哲振、宽侑和宽真,那些还留在北韩的朋友。我记得我们四人拥有同样的梦想:成为画家或是绘图员。这个理想将我们连结在一起,也许画画是我们美化北韩世界的方式。这可能也是为什麽我要继续画画,不管在什麽地方,什麽时间。只有在我笔尖下重现的世界,生命才有完整的价值,完整的意义,这就是真实。

  

哲振、宽侑和宽真还在画画吗?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想念彼此呢?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到这些亲爱的朋友……在两韩统一後,也许要花上十年,或更久的时间。重聚那天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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