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天堂 四

 一九九六年政府决定交由军队看守农场，防止饥饿的民众劫掠。这是个吓阻计画，在集体农场每个角落设有三个军人为一组的岗哨：昼夜也都派人巡逻。不用说，军人自然乐於利用这个情况，这些徵召士兵收贿赂收得不亦乐乎，几瓶烧酒、面包或是钱，就对偷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没有得到默许就闯入农场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被命令第一时间就要开枪。为了合理化这种残酷的做法，金正日宣称任何偷窃人民财产的小偷“视同野猪对待”，这等於说他们活该被杀。这份告示张贴在稳城郡的大街小巷。尽管如此，还是有不顾一切的人冒险从玉米和节瓜田偷摘一些玉米或蔬菜，他们会谨慎地边走边吃，小心不带任何会连累自己的物品在身上。这些军人会一个个搜查经过农场的人，被抓到偷窃的人可能被判死刑。

在饥荒的年头，服兵役时被指派到农场守卫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这是种生存保障，所以肥缺都会留给老鸟，他们已经服役至少超过一半时间，也就是过了六年半。那些年轻的徵召士兵在军营里夥食很差，享受不到这些学长的好处。那些军官都在夜里抢夺和偷窃食物，因此入夜後禁止普通兵外出，以确保不会横生枝节，也能够完全控制计画性的劫掠。我有一个堂兄服兵役的第一年，没几个月就饿死在军营里，因为那些老鸟把每个人的食物都占为己有。年轻的兵骨瘦如柴，一看就知道不是老鸟，许多人在一九九六和九七年死於饥饿。有些军人虚弱到根本拿不动步枪，只能拖着枪在地上走。从中国回来的逃犯营养充足，即使在国界被这些二等兵逮住，很容易就能勒死他们。北韩的各个角落，看到的景象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军队里也不例外。

这时物价已经涨翻天，一瓶烧酒才没多久就从十朝鲜圆涨到四十朝鲜圆，而父亲还是每个月领一百一十朝鲜圆的薪水。就在那个时候，母亲开始在市场上卖面包和煎饼。一天，一个老人伸出肮脏的手偷走几块面包，但是她并不想追，反正那些脏面包也不能卖了。也一直都有饿坏的孩子来摊位偷了食物逃走。最让母亲震惊的是，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小孩（有些才刚会走路）饥渴地盯着客人吃煎饼，只要他们不小心掉些屑屑，小孩们就会飞快向前，捡起来塞进嘴巴里，好像小鸟在啄面包屑一样。每个小吃摊旁都站着这样的孩子。最年幼弱小的他们深知，如果从大人的碗里偷走炸油饼或一坨面，一定马上被眼尖的顾客抓住踢打，但

是因为绝望了，所以他们还是能偷什麽食物就偷，甚至连逃跑都省了，这样就可以立刻把食物吞下肚，即使要忍受那些受害者的残酷殴打。还有些大人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无情地殴打并偷窃那些比他有钱的小孩。这是一种充斥焦虑、怀疑和恐惧的世界，不存在仁慈。

只有农产品可以在私有市场贩售，其他的东西，卖家需要有国家发的执照，且必须缴税。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前後，几乎找不到任何北韩制造的产品，所有工厂都停摆了，我们能买到的衣服都是中国来的。所以当局对交易商品有一定的容忍度：只要塞给检查员几根香烟，他们就会睁只眼闭只眼。有些中国街头小贩会自己带商品来卖，通常用来交换海鲜。这些中国商贩惹人眼红，有些人就被抢了，甚至被饥民骗到後街刺杀或用石头砸死。尽管官方规定的流通范围以外禁止任何商业行为，但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於每个人越来越常到黑市买卖。我父亲脑筋动得快，开始从事非法的渔获交易。他偷偷到海边捕鱼，再把渔获卖给稳城郡的中国盘商。他还做一种在中国价格很高的中药：雪蛤膏。这种珍贵的液体很少量地存在於蛤蟆的腺体里，首先必须把蛤蟆去除内脏好取出雪蛤膏，一公斤黄色的雪蛤膏需要用到几百只蛤蟆。蛤蟆在冬眠前会分泌这种液体，所以父亲会在结霜前，也就是十月到

黄海道南部的瓮津郡捉蛤蟆，然後背在肩上连夜赶路以避开检查哨。父亲用铁丝穿过蛤蟆的头，串成像项链一样。瓮津郡有大型的蛤蟆养殖场，许多有点小钱的人都会拿一些出来投资这门生意。在瓮津郡，一只蛤蟆值九朝鲜圆，到北部就涨成十五朝鲜圆，但是一公斤雪蛤膏能够卖给中国商人二万块！我家阁楼常常堆满一袋袋还没有乾掉的死蛤蟆。父亲花很多时间取出蛤蟆的腺体，还不能被邻居看到。蛤蟆卵和蛤蟆腿可以分开来卖，其余的留下来吃掉。为了生存，父亲也会透过一个堂兄走私朝鲜古董到中国，如果被捉到有可能被判死刑。在稳城郡是真的枪决过几个古董走私犯。父亲总是告诉我人要衣装，即使你已经快饿死了，也要看起来漂漂亮亮、衣食无虞，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看轻。在北韩，受轻视是莫大耻辱。这种隐瞒的哲学还成为一种权力，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其他国家看到人民的贫穷和不幸。

饥荒爆发没多久，预定给稳城郡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国际粮食救援就运来了。有一段时间，我想大概有几个月，确实人人都有享受到好处。食堂里有了米，孩子们也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没多久党干部决定要减少配给，一开始小孩还勉强有汤喝，再来就什麽都没了。孩童又再次瘦弱到没力气走路上学，学校也变得几乎荒废。孩子们只能躺在床上度日，脸变得瘦削，两颊凹陷，眼睛因为饥饿浮肿。联合国大概是听说救援物资没有分配，一九九八年一月进行了一次调查。党干部事先得到消息，将米分送到幼儿园和托儿所的食堂。这些米从城市的仓库运来，显然还有许多储粮。整个政党高层对这次调查是忧心忡忡，很快就有官方车辆赶到城市附近。孩童和托儿所的员工事先被告知很快就能享用一顿大餐，但是他们必须误导联合国检察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平常吃的东西。参访当天，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菜肴：面食、玉米饼等等。联合国官员问话的学生，事先都好好教育过了，每个人都说一向能吃饱。唯一的插曲是，检察官员显然没注意到，一个幼儿园老师“主动”说出希望检查员“可以每天来”。无疑的，那些外国人以为这只是客套话。

联合国队离开後，气氛为之一变。党干部撤走所有存放在食堂厨房的食物，甚至小孩还坐着，就把桌上没动的食物收走。我後来才知道联合国官员在回程时随意指出路上的民宅，要求突击造访一般家庭。党干部已经很习惯这种事情了，只要对方要求拜访的民宅，党干部知道那是营养不良的人家，就会坚持屋里没人。但他们确实也让外国人对富裕家庭提出问题，当然这些人一定都是党的领导阶层。稳城郡的人都知道这类调查，因为临近区域已经发生过了。场景都是一样的，即便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城市里上演，也不会有人感到意外。联合国这次调查结束後，那些国际物资再也没有到过真正需要的居民手里，除了一九九八年的新年，有些矿工受到一份两个星期的生活物资。那是一袋做动物饲料的玉米粉，袋子上写着“美国”。

我们家起初还能过得比别人像样一点，要感谢一个留在日本的叔公几年前寄来的钱。母亲想办法使这些钱尽量用久一点，十分俭省地花用。我通常一天吃两“餐”，一餐也不过是清汤里漂浮着几片菜叶和一些棒子面，偶尔会出现豆腐，但是好景不常。好像在预告未来，当我看向窗外，可以看到我们邻居，大部分人衣着整齐，在面向我们的山边采集草和树皮（通常是松树或是不同的灌木）。为了让采来的草叶可以消化，会先磨碎再煮来吃，但结果只是让他们的脸越来越浮肿直到死去。我们一个邻居的儿子死去时，身体看起来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父母已经变卖一切去换食物，没有棺材或屍布可以安葬他，甚至连可以载运屍体到山边的推车都没有，所以他们向我家借了推车。他们用稻草包裹屍体，就这样载走下葬。两个月後，男孩的母亲因为同样情况死去。她从不抱怨，也不乞讨，只有一次她向母亲要一些豆腐汤，并说是“最後一次”。母亲无法拒绝，知道女人已经离黄泉不远。她死於同一天。在学校，中学老师一起在校舍旁开了一块田种玉米和豆子，小学老师靠着校舍周边的花圃勉强过活。都在学生很容易拿到的地方，我动作又快，有时候我离开学校会在口袋里带两个玉米，一回到家就吃掉。到了约一九九五年，老师把花圃和田都改成菜园。他们叫学生挖土和种菜，不用说每样东西很快就被偷走，因为我们都饿坏了。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要建立警卫系统，不过每次轮到我们看守，我们反而会在老师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蔬菜，像这种情形，看守的警卫越多，小偷也就越多！

我身边所有事物都在崩坏和消耗，缓慢但稳定，就像是土石流淹没山坡，饥饿也吞噬了我的小世界。学生还是一样要上学，因为这是规定。那些最贫穷的学生吃草维生，上课时肚子一直咕咕叫。几个礼拜後，他们的脸开始浮肿，看起来反倒像营养过剩。他们的脸变得越来越大，看起来像吹了气一样，脸颊鼓胀到阻碍了视线，甚至看不到黑板。有些人全身长满了脓包和癣。随着时间流逝，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三十五个学生有时候只来了十个。最穷的，完全没东西吃的学生，都跷课到市场去，因为那里至少可以试着偷些东西吃。老师们也撑不住了，定期宣布放一个或两个星期的假，也没交代原因。但田里的工作还是得做，只是留下来的学生和老师都非常虚弱。事实上我们到那里也没有在工作，而是捡拾任何找得到的食物免得饿死。

一九九八年我逃走前，班上只剩下八、九个学生。其他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都生了一种医生称为“体质虚弱”的病，“体质虚弱”分三种程度，要是你被诊断出是第三级，就表示离鬼门关不远了。一年之内，小学和中学的人数从一千五百人骤降到六百人。我的同学从一九九六年夏天开始死亡。尽管死亡是饥荒造成的结果，但事实上是因为很多人的父母离家去找食物，大部分就再也没回来了。无疑的，有些大人自己也饿死了，有些可能因为偷窃遭逮被送进劳改营，就此结束一生。发现自己被留下单独求生时，被家人遗弃的小孩一开始不会说什麽，装一切如常。然後他们开始消瘦，可能死在街头，或是去乞讨。几乎每个例子，小孩都在几个月後就一命呜呼了。光是在我班上，就有四个被遗弃的小孩。家境差的小孩离开学校，也是最早死的一批。不过有些人努力求生，他们最机智聪明，靠着搜刮一点一滴的剩菜剩饭，以及在市场和铁轨旁偷稻米、小麦或各种谷类，生存下来。但是到最後，他们也没了力气。你会看到上课时他们一直打盹，非常可悲的一幕，但连老师自己也没力气上课了。当我们重复背诵以前学过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童年时，老师手里握着棍子，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我念中学时，班上有四个同学饿死，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其中一个男孩叫姜金，他哥哥想尽一切办法要帮他，但不久後也死了。另一个叫张松浩，有一点轻微的心智残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麽事，但是他就没来学校了，几天后我们才知道他死在家里。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和我很要好，名叫雄阳，她是孤儿，和祖母相依为命。一天她实在太饿了，拿野生的杏子核吃，结果她就这样吃太多死了。我和几个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後到她家里，进去时看到她祖母正在屍体旁哭泣。所有同学连忙募集了一些玉米给她祖母，用来贴补雄阳的丧事。事後回想，这个礼物多麽微不足道。另一个女孩我记不得名字，只记得她有O型腿。她的母亲已经饿死了，还有父亲和弟弟，弟弟也在生死边缘徘徊。她日夜守在弟弟床边，自己少吃一点好让弟弟多吃一些。结果她比弟弟早走一步。无疑的，很多努力活下来的班上同学，後来也因身体太虚弱，以至於都很命短。不再上学後，我和同学失去联系，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後来的遭遇。除了少数例外，同学和邻居之间很少互相帮助。每个人光是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不过我真的不想和哲振、宽侑和宽真分开，我们一起到玉米田和稻田里抓青蛙，还烤蛙腿，就像在吃大餐！播种季节，孩子们都会冲到田里把刚埋到土里的谷粒挖出来。我们把稻壳煮熟，煮成稀粥吃但真的饿坏的孩子是像小鸟一样直接生吃。最重要的是不能被逮到，所以我们通常都在晚上去。等到收成时，被我们下手的田地自然长不出什麽东西。我们也会去偷马铃薯和玉米田。这些作物比较好偷，以为只要孩子们钻进田里，作物的高度会阻挡哨兵的监视目光。如果刚好有哨兵经过，负责把风的孩子会吹口哨示警，大夥再鸟兽散。我们还试过从集体养鸡场偷鸡，我第一次偷鸡的经验不是太顺利。虽然我和朋友一起抓到一只鸡，但因为太急着要杀鸡填饱空空如也的肚子，我拿刀切断了一根手指头，自己还以为在割鸡脖子呢。

一天，被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天堂：一座满是西瓜、苹果、梨子……的大果园，果园藏在四座山丘後面，走路攀爬要超过一个小时。我们组成一团趁夜前往，在黄昏出发以免引起怀疑。这是一次真正的探险，我们准备了袋子、火把还有小刀。一到果园後，一人负责把风，其他人则尽可能地拼命摘水果。装水果的袋子很大，几乎都要拖不动了。但是饥饿比任何事情都要强大，即使是小个子也使出吃奶的力气，拖着比身体还大的袋子，靠着月光的指引，试着循原路回家。有几次我们看到大人用几瓶烧酒跟卫兵交换水果。那时我们才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集体农场，东西都是预备做成罐头出口。这使我们的侵入更危险了，我们可能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几个月後，果园的卫兵听闻我们干的好事，一晚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放了三、四只警犬进来。一些人包括我在内，都被狠狠咬了一口，让我们变得提心吊胆起来。我最怕的是染上狂犬病，因为这种病在北韩很常见。习俗说，如果不能吃狗肉防止狂犬病，就必须烧一撮狗毛贴在伤口上。稳城郡每户人家都会设法多分一点土地种植蔬菜，才能生存下去。那些党干部虽然已经住在大房子还附一块地，经常跟掌管分配土地的单位达成某种协议，到山边另外找空地。至於一般人，就只能勉强接受河岸地，但是因为河水稍微泛滥就可能卷走辛苦劳动的成果，所以只得不断巡视。除了党干部，城里还有一些有钱人，他们是社会中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能出国念过书或是和中国做生意。俗话说有钱人分三种：干部、渔夫和寡妇。渔夫总是会留点渔获给自己，然後再卖掉赚外快；寡妇是自由之身，这个意思是说，有些人会出卖身体换取金钱或食物。

饥荒也开启了政治清算。许多干部的忠诚受到政权怀疑，稳城郡市长就被送去“参与革命”，这个委婉的说法指的是被解职去做劳动工作，“透过工作再教育”。金正日下令枪决农业书记徐宽熙，理由是他将种子卖到美国。在北韩贬黜几乎都是集体承受，政治清算也不限於涉案的干部，或直系亲属与同僚的圈子，根据法律，清算会株连三代。稳城郡第八顺位的领导者，被指控赠送高级农产品给平壤的高层干部，就和刚被处死的农业书记有关连。一天晚上，我记不清是一九九六或九七年，安全人员到家里将他连同妻小一起带走。他们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劳改营，再也无消无息。干部的一个邻居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悄悄告诉父亲，我们逃到中国後父亲才转述给我听。父亲补充说，当时很多人才了解这些受害者其实只是代罪羔羊，因为当局必须合理化导致饥荒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後，稳城郡半夜常常发生人口失踪，甚至连我也注意到了。人人都在谈论此事，想到那些不幸之人的命运时还会害怕地颤抖。每个人都知道一旦走错一步，或是某个远亲（比如某个远房堂兄）有了不名誉之事，自己也可能会失踪。劳改营里也挤满那些为了买食物到中国非法工作的人，他们回程时被抓。这些人大多住在边界附近，和我家一样。变节者按惯例都被判劳改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如果非法劳工回程时还带着圣经被抓到，情况更糟糕。中国有许多南韩的基督教传教士免费散发圣经，许多人信教後，就会想要带圣经回国，然而在北韩拥有圣经却被认为是要判死刑的罪。我父亲认识一个在朝鲜和中国北部穿梭的走私者，有一天他的继母来帮他打理家务，发现碗橱後面藏着一本圣经。当她在翻阅这本“好书”时，正好一个邻居来访，这人是被保安单位指派查验邻居政治正确性的线民。她偷走了这本禁书，依规定把书呈到当地的保安单位。这段时间，这名走私犯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没戏唱了，他决定躲藏起来，等待机会潜逃中国。他已经没有选择，不是劳改就是逃亡。一个月後逃亡计画一切就绪，他冒险回家收拾衣物，保安人员已经在家里等着。於是他被送往劳改营，再也没人见过。据说，从中国回来被抓的叛徒会受警察三个月的严刑拷问，他们必须写下几十次的认罪书，还有在中国做了什麽。透过这些侦讯方式，保安人员最後就能得知叛徒是否曾接触过教会牧师。

每个地方与各个阶层都需要代罪羔羊，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对他们而不是当局宣泄怒气。於是每隔二、三年，平壤会派调查团到全国各地一区区巡回，调查团的工作是揪出“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在一九九六年，二十个官员组成的调查团来到我们家乡。因为我家遭致别人眼红怨恨，也被父亲单位领导盯上，要求调查团先清查我家。他指控我家私藏日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之前提过日本亲戚留了日圆给我们，这是违法的。根据法律，我们应该以官方汇率将日圆兑换成朝鲜圆，父亲因为汇率很差不肯照做。我们也被指控在黑市兑换货币。因为我家来自日本，被大家认为是有钱人，连中国商人也找上门把人民币换成黑市的朝鲜圆。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单位领导指控我父亲积存一大笔钱，这很危险，因为很可能被冠上“走资派”的帽子。调查团後来连母亲都叫去，他们一定以为母亲比较容易招供。这可是大错特错！警察质问母亲如何使用日本亲戚送的这笔钱，是不是按照法律以官方汇率换成朝鲜圆，还是保留这笔钱？母亲保证完全依法行事。他们要求她列出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什麽东西，母亲交代的时候，必须一再复述，总共讲了七次。我家当然还留着一些钱，但母亲再三向保安人员保证钱全花光了。如果她不这麽说，他们会将我家所有财产以“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名义没收。所以母亲总共说了七次谎，编造一份支出的假清单。她成功了，因为调查团最後放了她。

地方上也有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猎人队”，附属在军方。他们随时都能插手以“打击资产阶级化和资本积累的现象”，将进行私人买卖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地方的侦察队比起金正日从平壤派遣来的特别小组要温和得多，就像我家所面对的调查。侦察队主要针对和中国的奢侈品交易，像是稀有海鲜、药品、珍贵的香菇和雪蛤膏，有些走私贩会自己捕鱼或是向渔夫采买，再以高价卖给中国商人。这种交易风险很大，需要做很多准备。前往滨海地区必须要有军方核发的旅行证，即使是完全合理的藉口（父母的葬礼、婚礼等），也必须打点军人的小费。程序上要花一个礼拜。因为当时正处饥荒，没几班的火车全挤满了人，官方要检查每个人的证件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没有证件的人数不断升高。万一遇到查验，没证件的人都知道要带瓶烧酒或几包烟准备送给警察。否则，这些非法商贩就要被送到劳动锻炼队好几个月。

未获许可到平壤更是难上加难，那里住的都是国家最有特权和社会成分最好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平壤亲人的“邀请”，是不可能拿到首都的旅行证的。平壤这边要有人先向保安人员购买有编号的证明文件，然後存根会被送到地方上的旅行批准处（二号办公室），申请到首都的人再去领取。火车一到平壤，警察就在月台拿着名单核对，看是否符合存根编号。如果不符合，火车偷渡客就必须坐上回程列车。尽管如此，偷渡客还是有可能逃脱送往劳改营的下场，因为他们大多住在偏远的乡下。由於燃料的短缺和交通不便，即便警察也无法押送他们返家。

在北韩，要前往邻近中国边界地区的人，程序也一样冗长，因为会想去那里的大多数人，脑筋只有一个念头：逃到中国远离饥荒。我曾经提过，党干部每次解释饥荒的原因，总是采取“自然灾害”的说法。他们说豪雨连绵，导致全国各地洪水泛滥成灾。稳城郡除了有些土石流，实情并非如此，但我想北韩其他地区的情况一定很差。总之，既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周游全国，也无从证实。政府当局还说美国和南朝鲜要对食物短缺负责，因为是他们发动韩战。根据官方说法，若是没有韩战，两韩早已统一，饥荒也不会发生了，所以一切都是美帝和南朝鲜傀儡的错。我完全接受这个说法，没有再深究问题。直到很多年後抵达南韩，我才满腹困惑地得知韩战不是“南朝鲜傀儡”挑起的，根本就是金日成自己！约莫同时，电视播出宣传影片，内容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像是东德、中国的状况。影片说，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开始似乎样样光明，但人们逐渐变得贫穷，甚至悲惨到流落街头的下场。旁白再三重申共产主义是未来唯一的选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北韩，也不必依赖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或交流，因为这只会导致国家破产。必须确实遵守“主体”哲学中包含的“自立靠己”的戒律。人民此时要比以往更坚定地效忠金日成和金正日。官方标语在饥荒遍野时也出现改变。一九九五年初，党干部鼓励我们接受“迎向胜利的苦难行军”。“苦难行军”是金日成和党羽在对抗日本占领势力时提出的口号。到了隔年，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加速苦难行军通往最後的胜利”。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了另一句新标语：“不只活在今日，更为明天而活。”此时最贫苦的大众只能吃煮过的辣椒叶或豆叶。有些人家来向母亲讨煮剩的豆腐，或是做豆腐时产生的白色汁液，把豆汁混着糖精吃。这样吃一段时间後，他们的脸都浮肿了。当我看到一些人肿着脸脚步蹒跚地走来我家，就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不过没多久，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吃松树皮了。

人们一般在晚上死去，每个早晨都会知道有五、六个邻居死了。他们大多是平民百姓，因为党干部、警察或是高阶军官感受不到饥荒的痛苦。父亲计算出在我们区，人口从四千人减为两千人，他们多数死於饥饿或虚弱引起的疾病。其他能逃的都逃到中国了，到处都是空屋，我们像是住在鬼城。尽管如此，有一段时间，以一个小男孩的眼光，我却觉得一

切都相当正常，以为生活就如我所见，国外一定也差不多，或是更糟糕，因为我们的领袖向我们担保，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北韩就是“天堂”。我们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仍深信不疑。我们在秋天捕田鼠。要捉住这种奔跑在山林里棕色或条纹的啮齿动物，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高度技术。我和哲振、、宽侑和宽真以及其他朋友，会在田鼠洞穴的入口前点火，等着浓烟出来。一旦这个灵活的小动物跑出洞外，就有一个同夥用铁钩叉住它。我有一些朋友喜欢将这个特别的猎物炖煮来吃，觉得特别美味，我则喜欢去找田鼠储藏的丰富食物，它们是懂得未雨绸缪的动物。我们用铲子和锄头挖出地面下的地道，里面都是田鼠储藏的玉米和稻米。

田鼠是一种很有组织的动物，它们用稻草遮住地道入口，防止冷风灌入，然後会有长长的走道通往田鼠一家睡觉的前厅。在最尽头，巢穴最难到达的地方，则储藏着各种谷物，通常在枯叶或乾草下会藏着玉米穗或小麦。有时田鼠还会费工将稻米去壳，分成一堆堆的。我们一发现这些粮食，就会煮来吃。每个田鼠洞穴至少有一把的稻米或玉米。我们可不是洗劫这只田鼠的老巢就满足了。抓到一只田鼠後，我们会在它脖子绑上一条线。当这只田鼠谋求脱身时，就会带着我们到它别的藏身处，那里藏有其他粮食。有些田鼠几乎没什麽储藏，空空如也，有些简直是住豪宅。有钱的田鼠我们会放它一马。那些让我们白忙一场的可怜家伙，则残忍地用石头或铲子杀掉。有时候也会碰到新生的幼鼠，但我们会让它们活着，长大後才能派上用场。捕到的田鼠还有其他用途：将它放在自制的简易笼子里，可以引来雀鹰。雀鹰想叼走猎物时，笼子设置的简易机关会启动活结，套住这个食肉动物的爪子。捕获的雀鹰我们会卖掉或是留着自己吃掉。

我们也吃蚱蜢和蜻蜓，蚱蜢炸过以後尤其美味，烤过的肥美蜻蜓吃起来有点像猪肉，也可以去掉头和翅膀後直接生吃。麻雀和鹌鹑也成了盘中飧。我们在木架张开网子捉鸟，用线缚住这些鸟儿的脚爪戏耍一会儿，才把它们狼吞下肚。用炭盆烤其他鸟类，如乌鸦，也是饥荒时的生活场景。乌鸦被认为是坏东西，如果遇到乌鸦，要吐口水在地上避免厄运临头。连我父亲也跟着吃。因为乌鸦肉被当作男人的补品。祖母还常说，这可以治疗半夜发烧。但另一方面，她又告诫我们不要过量，俗话说吃太多乌鸦，皮肤会变黑。但是当人们为了捡拾生火木材，将山坡的植被树木砍伐殆尽後，野生动物也不见踪影。人们只好吃蚯蚓和母猪草，吃这些不仅脸会浮肿，太多还有可能中毒。人们也不是不知道吃到毒蘑菇会死。就连用网子在河里捞泥鳅，也因为许多饥民捕来食用，使这种能清洁河里污垢的鱼也变得越来越稀有。

城市近郊有个国家养殖场，养殖一池池出口用的鳟鱼和鲑鱼。那里门禁森严，防卫措施良好。有天奇迹发生，充沛的春雨导致池塘溢出，几十只美丽闪闪发亮的鱼也跟着流到了池塘外，这几乎引起一场暴动。有好几个小时，几百个饥饿的人像疯了一样在洪流中徒手抓住这美妙的战利品，警卫对此也束手无策。约略是一九九六年，涌进市场的乞丐人数急遽暴增。神情疲惫衣衫破烂的孩子在城市里四处晃荡。人们叫这群乞丐为燕子，因为这种鸟秋天离开，春天回来，永远在寻找温暖和食物。最早出现在市场的是花燕子（年纪幼小的游民），之前我也提过金日成宣称儿童是“国家的花蕾”：青少年被叫青燕，乞讨食物的老人则叫做老燕。花燕子不是被无力抚养的父母遗弃，就是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吃只好流落街头。此外，有的孩子是刻意离家，他们已厌倦看父母因为缺乏食物不断争吵折磨彼此。韩国传统中丈夫认为煮饭是妻子的责任，会指责妻子不善理家或是偷懒……因此引发持续不断的争吵。因没东西吃起口角是家常便饭。

很多婚姻也因此破裂。我记得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是和我同年纪的邻居。他家里有父母和哥哥。母亲後来和情夫跑了，这个人八成比养不起家的父亲有钱。尽管父亲只是工人，身体不好又酗酒，还是一个人独立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父亲在市场上卖烟，赚来的一点蝇头小利却都拿去买酒了，最後沦落到街头乞讨，饿死前瘦得像跟耙子。後来哥哥跑出去找食物，几个星期後也死了。我朋友靠着在市场上偷窃也只多活了一个月。我也记得附近有户人家，两兄弟吃饭总为了谁碗里的东西比较多争吵不休。有时还当着母亲的面打架，哭泣的母亲只能用惊慌失措的眼睛看着。饥荒激发出人类最自私的行为。我祖母卖用黄豆做的菜和汤，以小生意维持家计。她都在家里煮，没有到市场，顾客都是来家里光顾。我记得有个固定到家里来的先生，会瞒着妻小来偷吃一顿。他跑到没有被洪水破坏的矿坑收集好几袋煤炭，用这个支付祖母饭钱，还要祖母不能和任何人提起他来的事情。我祖母比较希望收到钱，但因为这个顾客和我们有同姓情谊，祖母很同情他。来的客人有时会说到，因为饥荒以及出现了有钱的中国商人，现在到处都是妓女。北边的许多边界城镇像是南阳，还有清津。元山和北汉江，十四、五岁的女孩可以不为什麽就出卖身体。卖春要冒着被送去劳改的危险，累犯着还可能会坐牢。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对象特别多是跟军官及党干部。大多数干部都有情妇，通常是丈夫被饿死的寡妇。这种事情人人皆知，但没人说出来，尤其是那些干部的妻子，因为她们最怕的就是丢脸。

除了市场，花燕子的藏身之处还有车站。平常每天有一班火车往清津，但是燃料和电力短缺使得这条路线每两个星期才有一班车。稳城郡到平壤的路线，有时要花上一个月才会抵达目的地，平时车程只要五个小时。所以车站总是挤满乘客，等待永远不会来的火车。车站成为大型宿舍，贫困的群众日夜睡在不知从哪找来的塑胶布上。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候车室晃荡，他们都患有皮肤病。有些孩子还很幼小，我记得有一、两岁还不会站的小孩。他们在肮脏的地板上爬行，用黑黑的手指捡起地上任何东西，什麽都往嘴里塞，看看能不能吃。车站里有这麽多小孩，以至於人们也不再注意他们。这样的小孩只能自生自灭，到了晚上有些就睡在车站，其他则睡在被住户遗弃的房屋，原来的住的人要不是饿死就是出去找食物了。不过冬天来时，车站是这群穷途末路的孩子最喜爱的地点，即使车站里没有暖气，至少墙壁可以抵御寒冷的北风。花燕子里女孩比男孩多，也许是女孩比较坚强。既然她们不擅长逃跑，於是就以乞讨维生。也有小孩沿着铁轨拾荒，一个接一个，不放过任何从车上掉落的米粒或小麦。大约有五十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孩，试图靠着在车站行窃或乞讨食物谋生。有些孩子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像苍蝇一样死去。人群会在刚死去的小孩屍体旁聚集几分钟，好像在看风景，但是几乎马上就不感兴趣了。在饥荒的年代，每个人只想到自己。屍体有时候留在原地一整天，大家也漠不关心。

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人民会议最後设立了一个附属在警察的特殊单位，专门处理这些花燕子。单位成员有双重功能，他们原本负责在晚上集中这群花燕子，给他们一餐饭和可以遮风挡雨睡觉的地方。但是足供分配的食物实在太少，孩子们还是饿死了，以至於原本负责他们生活的单位，後来的主要工作却是在收集和埋葬屍体。父亲有个朋友就在这个单位，他说他从不急着去收屍，会等到至少有两、三个孩子死掉後，才用手推车去收屍，如此一来他只需要挖掘一个坟墓。因为去山上挖坟时会经过我家，这个挖坟者常常拉着手推车来探望，车里载着一动也不动的小屍体。他没有铲子也没有十字镐，所以一个月会有四、五次，来向父亲借工具以完成工作。他挖的坟很浅，这样不会累坏自己，然後就把小屍体放进洞穴里，有时候连裹屍布也没有。坟上没有任何标示。没有名字，也没有记号。过不了多久，坟墓就会在一片荒芜中消失了。森林也消失了，松树因被剥去树皮而死亡，饥饿的孩子们将松树皮磨碎、碾碎後煮汤来吃。稳城郡染上了地狱的色彩。车站和铁路逐渐成为多数稳城郡居民不可或缺的救生索。物价昂贵，小面包一个五朝鲜圆，豆腐汤则要十朝鲜圆！工人拿到的工资越来越少，许多人不做交易的话根本不能养活自己，所以几千个人都想要搭上火车，到甲地买较便宜的食物，再到乙地卖出赚利润。有些饿着肚子的乘客也指望向城里的有钱亲戚借钱。不过因为火车偷渡客很可能被逮，甚至被送去劳改，最好还是从有关局处弄来一张旅行证。根据规定，申请旅行证的人要能举出要探访病人或是家中有人过世。核发旅行证的干部，只要受到贿赂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贿赂可以是一瓶烧酒、一袋面粉或是一点钱。既然他们的工作这麽有重要性，这些干部自然很容易荷包满满。

所有想学做生意的人都要搭火车，这可不轻松。坐火车在北韩是一种折磨，所以党干部从不搭这种交通工具，而是坐汽车。到达月台的火车总是挤到车顶了，就算持有旅行证和车票的乘客也要等许多班火车经过，才能挤上其中一班。很多时候车厢门还被小无赖给堵住，要外头乘客付钱才能上车。一般都由车窗翻进车厢，如果你打算这麽做，最好是找已经在车上的乘客帮忙，送他们一点像是烧酒的小礼物。一旦上了火车，因为乘客太多，一路上只能站着。车厢里臭味四溢，厕所里老鼠成群。所以许多乘客选择和偷渡客一起坐在车顶上，尽管这很危险，他们个自己说反正就贱命一条。到了一九九七年，学校几乎已经停摆。三分之二的学生都不上学了，老师自己也快饿死了，人数一直在减少。老师们试图让表面正常，学校也极尽所能要为肆虐的饥荒提供说词或忽视。不在学校的日子，我们都在“放假”。我後来还加入在市场摊位行窃的少年帮派。饥荒越演越烈时，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大胆。靠着不断练习，我成为组织帮派中精於偷窃的专家。我的手法是盯上看起来比较有肉的对象，推断很可能比一般人经济好。我还注意到，男人一般将皮夹塞在裤子口袋，女人则放在手提包。

当被选定的目标离开大马路时，我会靠过去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让他们分心，像是“我们在哪？”、“这地方叫什麽名字？”此时我的五、六个同夥就会一起涌上，抢走对方的钱後做鸟兽散。有时候得用上刀片割破口袋，我们当中有个孩子相当精通此道。大夥会找个合适的地方分赃，平分是原则，拒绝平分的人就会被其他人揍。我们这是在玩火，必须小心谨慎。所以选择下手的肥羊，过滤风险太大或不值得惹麻烦的目标，就成了我的任务，如果有人失风被捕，团结就越加重要，地方上所有帮派的小扒手们都会前来救援，有时候会来几十个帮手。我们通常占上风，连摊位都被我们撞翻了。一天，帮派中有人落到警察手里。警察威胁送他去孤儿院，真是大难临头。孤儿院真的是人间炼狱，因为里面的小孩不是吃不饱就是没得吃……幸好这位朋友最後逃出来和我们会合。帮派里每个人都认为我是最聪明最有远见的。我当然是为了混口饭才做这些事情，但也是为了帮助脑筋比较差的朋友活下去，至少我还有家人和能给我点东西吃的祖母。然而对我许多朋友来说，偷窃是攸关生死。人们现在瘦得像竹竿。人人面色糟糕又恐惧，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怎麽弄到食物生存下去。我心情也非常焦虑。原先，饥饿是一种折磨，过了这个阶段後，你几乎变得毫无感觉。你逐渐麻木，习惯身上散发的恶臭，以及感染湿疹层层剥落的皮肤。当你肚子空空的时候，对其他人甚至是家人的不幸，根本就漠不关心。你的胃变得比良心重要一千倍以上，你无情地抢夺食物，甚至可以为此杀人。如果不铁石心肠，就必死无疑，葬身於铲子在山上挖的黝黑洞穴。

一九九七年秋天，父亲向干部要求调换职务。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他已经在矿场工作超过了十五年，劳动变得非常吃力。特别是这个时候，得要在炸药爆破後徒手捡拾煤矿，也必须用十字镐挖凿壁面。父亲想转职成为司机或技工，党干部拒绝了他。父亲还举另一个矿工的例子，这人刚换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但是干部不听。他们说：“金日成和金正日相当关照你的工作和家庭，你应当留在矿坑工作。”我父亲回道：“什麽关照？”干部说：“你不是得了很多奖牌吗？还受到金日成写的信，不是还有亲戚和金日成合影吗？这是很多人羡慕的特权。伟大领袖和敬爱领袖对你家庭特别关照，你应该感激而不是要求更多的特殊待遇。我父亲脱口而出：“我们家族为伟大领袖付出很多，他根本没有回报。我们送过很多次价值一万四千朝鲜圆的鹿角药材……那可是一大笔钱。每次去平壤，也送他一大篮鲜花。你要说到关照，好啊，但承认吧，这种关照根本就不对等！为什麽我像个机器一样被奴役了十五年还不能换工作呢？我已经老了，没力气了。”他们的拒绝激怒了父亲，他抓起干部桌上的烟灰缸丢向窗户，对着他们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父亲最後砸破办公室的所有窗户，还骂人家是肥猪。

党干部决定要父亲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很清楚下令地方警察逮捕没有用，因为父亲家族里有人曾有幸和伟大领袖合照，此举只会引起地方警察的同情，马上放他自由。所以干部命令由稳城郡的保安局本部拘留父亲，那里没有人认识他……父亲在保安局本部的牢房里关了十三天，一直被跳蚤和蝨子咬。同时间，党干部威胁要让父亲被判劳改四年。但是金日成写给家族的信发挥了“减轻情节”的作用，因此原先提出的刑期减为两年。他被判到劳动锻炼队服刑两年。根据法律程序，父亲可暂时不用拘留，直到下一周稳城郡劳改营传唤时，再到场聆听判决及服刑。在北韩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一般来说没人胆敢拒绝传唤，更别说是逃离这个国家。但是父亲十分清楚，饥荒严重时劳改营里的环境会有多糟，决定不惜一切逃到中国。一切小心起见，父亲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连母亲也不知情。但是我当时就怀疑父亲在进行什麽事情，因为他离家前一天，我们吃掉我养的兔子，那是我保留了好几个月，好等着某种特别的场合。饱餐一顿後，父亲把我拉到一旁，叮嘱我什麽事情都要听母亲的话……三个月後他回家时，才告诉我逃亡时的细节，那时我才明白他所承受的危险。父亲逃亡时有个同夥，对方是逃兵，因为军人已几乎没东西吃了。逃兵一旦被捕，就有被枪毙的风险，所以两人商量後决定要横渡分隔中国和北韩的图们江。图们江上有许多浅滩或者结冰的地方，因此脱北者多选择由此过河，但这里也有最多戒备森严的守卫。所以父亲和朋友选择了最危险的地点，河水又深又湍急，有非常多逃亡者在这里被漩涡卷走，且漩涡因为沿岸筑有路障变得更大。父亲说，两人犹豫很久後才把衣服脱掉，将衣物绑在背上，跳入冰冻的河水中。为了抵抗一直把他往下拉的潮流，父亲抽筋了，只能用意志克服疼痛。他告诉我，那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母亲和我。到达对岸後，父亲和夥伴拧干衣服穿上，瑟瑟发抖走向最近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