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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天堂 三

发布日期:2017-03-26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和妈妈一起煮面给身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的父亲。金正日离开了一下,回来时手上拿着一颗梨。那是他妈妈几个小时前给他的,妈妈问:“你怎麽还没吃呢?”他回答:“我要留给伟大领袖国家元首父亲,使他恢复元气。”还加上一句“把梨切了撒在面汤里会更好喝”。(金正日的话都用粗体标示,强调重要性。)“爸爸最爱吃面了”他爸爸闻言回答:“你怎麽知道?”“妈妈告诉我的,而且参与白头山之役时,我也有特别留意。包括敬爱领袖金正日在内的五个小孩,拿着模型飞机、大炮、坦克车和装甲列车玩耍。一个小孩问大家:“哪一种威力最强大?”有人回答“飞机”,其他人依序回答大炮、坦克和装甲列车。只有金正日声称:“不是!是使用这些武器的军队才让人害怕。寓意在於:人比所有武器都要更强大,因为武器是由人类制造和使用的。

  

金日成教金正日怎麽做高台滑雪,金正日第一次摔倒了,他父亲鼓励他再试一次,他试了但再度跌倒。他父亲说:“今天到此为止!”但金正日尽管摔得浑身酸痛,还是不肯放弃,经过一次次练习後终於成功了。他回去告诉父亲:“滑雪不难,重要的是意志力。”父亲听了脸上流露骄傲的神情,回答:“你说得没错!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在托儿所上课,老师教大家:“一颗苹果加上一颗苹果等於两颗苹果。”敬爱的领袖站起来反驳:“不对,一加一还是等於一。”他拿出两块粘土然後揉在一起证明这个说法,他还举了水当例子,两杯水加在一起还是等於一杯。其他学生发现敬爱领袖的观察是正确的,开始鼓噪说:“他说对了,真的是这样!”老师没法反驳,学生们由於敬爱的领袖金正日也学到新的一课:一加一不一定等於二。这种奇怪的算数无疑是为了阐明一件事,朝鲜将在金正日的领导下统一。不过这绝不是唯一有政治色彩的课文。举例来说,我很讨厌的数学课本,部分摘录如下:一群少先队员去参观一个历史景点,缅怀伟大领袖领导的战役。他们去程时速九十二公里,回程时速五十四公里。已知来回共计三小时,试问回程花了多少时间?一个面积1.37顷的集体农场,收成总共有1294.65吨。解放前,同一个农场收成只有219.2吨,试问解放後农民的收成增加了多少吨?

  

人民军在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南朝鲜组成的联军队後,共俘虏15130人,其中美国走狗比南朝鲜傀儡多出1130人,试问俘虏中有多少个美国走狗?多少个南朝鲜傀儡?崇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和敬爱的领袖金正日相当关怀儿童,建立了一座少年宫。水哲住的地方离少年宫3公里,他以每分钟80公尺的速度前往少年宫,走了1公里後,他遇到哲洙,两人聊了5分钟。已知他必须准时到达少年宫,而刚刚耽误了5分钟,试问他现在要以什麽速度走路才来得及到达?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共有564名中国士兵和45名俄国士兵,联合789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士兵对抗南朝鲜傀儡政权的侵略,请问总共有多少士兵?一名少先队的女孩,在抗日战争中担任我方爱国军队的信差,在一次秘密任务中不,她将机密藏在装着五颗苹果的篮子里,在检查哨被日军拦下。卑鄙的日军吃掉两颗苹果,试问她还剩下几颗苹果?金日成麾下的267名士兵和577名日军作战,杀死了431名敌军,试问还剩下多少名日军?已知我军死亡人数比日军少3倍,试问战场上总共剩下多少名军人?国文课上,会读到赞扬英勇军人的课文,像李秀保,在一次炸药袭击中失去双臂,但他继续用牙齿扣动扳机发射机关枪。他其中一个同袍,也是位英雄,故意被敌人从碉堡中炸成碎片,好让同志们能够从後方攻占敌营。课本中有的课文刻意强调宗教的罪行。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个,故事背景是40年代,一个饥饿的朝鲜小孩从外国教会的果园里偷了一颗苹果,教会抓到小孩後,用酸液在他额头上刻了“小偷”两个字。不过一般而言,课本里几乎每一页都在宣扬DPRK的“战场”,一九四五年打败日本,一九五三年击退美国和南朝鲜傀儡。而且不仅字典中的定义被政治化,我们还被训练成要讲惯用语。我们不说“美国人”而说“美帝”或“美国杂种”或“洋高鼻子”,不能说中性的“南朝鲜政府”而是说“南朝鲜傀儡”或“傀儡徒党”。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叫日本人是“倭寇”。南朝鲜的总统我们不加称谓,直呼全斗焕表示轻蔑。

  

从中学开始,我们就要上“共产主义伦理”课程,我记得其中一章是<向违法犯纪的现象宣战>:“犯罪分为两种,一种是反革命罪,一种是一般犯罪。反革命罪是反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体系的正当性,诸如阴谋推翻社会主义体系,背叛人民和祖国,潜逃国外,潜逃到敌方或是支持敌方。反革命罪根源於憎恨劳动阶级。我们也会花大量时间解释官方的意识形态“主体”,意义为自给自足(特别强调要靠自己),我们的手册上写着:“主体的世界观是最科学和最具革命性的观点,将人置於万物的中心。我们从周一到周六下午都要上学,每天放学後,还必须从事二、三小时的农务。星期天则是整天劳动,中午在集体农场用餐。春天播种,八、九月的时候收成。我们也要除草。班级前往农场时,老师会先在山脚整队,要我们立正将锄头扛在肩膀,然後爬上山顶除草播种。为了快点完成工作,我们还举行竞赛。我们工作时周遭几乎没有大人,我有时会以为,田里大部分工作都是孩子在做。大人负责犁田。偶尔用拖拉机,但大多都用牛拉着一种有铁犁头的木车。不过春天刚来,还没翻土时,学生的任务就是破开结冻的土地,好让犁头能够耕作。这个工作很吃力,一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想逃避这些任务,尽管这是小学课程中强制规定的项目。我第一次做这项繁重的工作大概是七岁,一直记忆犹新,老师要我们从学校到农场沿途唱歌,肩膀上荷着长长的锄头,我们几乎都拿不动。

  

从中学起,劳动更是有增无减:全班在收成季节都驻紮在农场,不能离开。这个可怕的折磨持续一个半月,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在田野里工作直到身体僵硬。假日时,我们种植玉米、小米、稻米、豆子和黑麦。老师对我们非常严厉,有时迫使我们工作到精疲力竭。我必须说老师们这麽做有高度动机,因为班级为农民做的工作越多,配粮时他们的食物津贴就越好。相反的,我们没得到什麽特别的好处。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被奴役得越惨,老师就越有得吃。我们唯一的好处就是到处摘熟透的玉米,把它们藏在上衣里,之後再偷偷烤来吃。但是最好不要被抓到在偷东西,一旦人赃俱获,老师会要我们在农场上花更多的时间劳动,直到完全精疲力竭为止。为了鼓舞我们在田野的工作士气,老师交代的第一件任务是在一块块田插上鲜艳的红黄三角旗,这也是国旗的颜色。每一座山丘到山谷到山峰都装点着旗子。我们共乘的交通工具是拖车,有拖拉机时用拖拉机,但大多时候会用牛拉车。拖车上也装饰了红黄旗子,为丰收带来好兆头。当我们除草、播种或收成时,都必须收听一波接一波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由装着巨大扩音器的宣传车强力放送。尽管稳城郡车辆很少,却至少有三辆宣传车在巡回稳城郡和临近村落。除此之外,每一区的铁塔也会装扩音器,播放当颁布的命令,以及每天早上把我们吵醒的军乐。所以我上学时都一边听着扩音器的音乐,有时跟着哼唱两句,这些歌一定会提到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和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到了假日、两金生日、新年、党庆、建军日、清明节、儿童节,村里的扩音器更是一整天播个不停。学校里当然也有扩音系统,但大多在做大会操时使用。

  

暑假是从七月初到八月底,寒假则从十一月到三月。但我们没什麽时间享受假期,因为除了田里的工作,我们还必须分成小组做作业。分组由老师决定,通常四个学生为一组。不管我们被分到哪一组,当中都会有一个人担任“作业领导”,反正不管什麽活动都需要指派一个领导。作业主要是复习这一年学过的科目,从数学课到“童年时期”课程。等到开学後,我们必须熟记“童年时期”的两本书,每一本都有八十页之多。这真是枯燥至极的功课,幸好老师会指点我们哪些段落是无论如何都要熟背的。其他的暑假或寒假作业还有抄写不完的课本。这项功课重点是数量,我们要注意的是尽量抄写越多越好。通常我们会在二月全部抄写完毕,这样就还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在结冰的河面溜冰。帮忙父母做家事也是作业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更让人厌烦的作业。老师规定每个人资源回收的数量,我们必须收集五十捆玉米叶,好送到纸厂去。这表示我们得整天剥玉米穗,然後一捆捆紮好。此外回收纸也有配额,这个还四处捡得到,但铜以及其他金属的部分,就得找一找了。我们踏遍整个城市和乡下,拉着手推车来回穿梭,最後把东西送到学校里专门放置的场所。老师会清点每一种物品,每次我们带来一车的纸,几公斤的铜或几捆玉米叶,老师都会在纸上打勾做记录。如果我们在学期开始前还没有集满规定的配额,分数会很低,期末成绩单会很难看。

  

一遇到寒假,要收集的还有粪便。为了交给学校六车满满的排泄物,我们会到公家或私人厕所去收集。不过我们会留意,不是任何堆肥都可以,只能拿人的粪便去交差,这是老师眼中唯一认可的肥料。不得已的情况下,狗大便也可以接受。但举凡牛屎、马粪、猪或家禽比较稀状的排泄物都不收。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会偷掺少量禁止的排泄物充数,因为尽管我们踏遍大街小巷也很难找到狗大便,特别是大人也会为了给自家田地施肥而收集狗屎。有一次我差点为了一坨狗屎和邻居打架!这种要四处找的工作并不轻松,尤其是冬天低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排泄物都结冻了,我们得用十字镐或斧头敲破一堆屎。排泄物是从家家户户室外的简易厕所後面流出来的,这种木造厕所就是地上挖个很深的洞,有时会往後延伸成一条水沟,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我们只需要在粪坑延伸出来的水沟敲敲打打就好。用十字镐或铲子打呀打得,有时候敲下的粪便跟我们个头一样大,推车一下就装满了,真是让我们全身冻僵勇敢的少先队员,得到很大的解脱。只是挖个洞的粪坑反而作业起来更复杂,我们必须把放在大粪坑上的木板移开,然後卖力挖开日积月累成圆锥状的粪堆。

  

学期开始後,学校单位的人会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把这些臭玩意儿撒到田里。他们用这个方式反复灌输我们勇敢的革命精神,受伟大领袖金日成和敬爱领袖金正日辉煌的思想鼓舞。在北韩绝对禁止拿两金开玩笑,也没人想做这个事,这只会自取灭亡,我心里也从来不敢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笨笨地照着戴在胸口的徽章,画金正日的像。坐在隔壁的男孩马上检举我,他跳起来,用军队里那种单调的声音大声报告:“老师,姜赫污辱我们亲爱的伟大领袖!”我当场感觉自己像是一只池塘里的金鱼,被肉食动物环伺。老师叫我站在教室中间,痛打我全身有五分钟之久,这是我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她歇斯底里地大吼:“你怎麽敢画我们伟大的领袖,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这样就可以把你抓去枪毙了,就算是毛头小子也应该要懂啊!”接下来一整天她罚我跪在教室後面。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教训,因为老师本来想拖我回家,通知父母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当时我完全相信自己有罪。还好我的嚎啕大哭软化了老师,她解释只有少数特别有才华的图画人员,有权描绘伟大领袖的肖像。其他胆大包天妄想描绘金日成或金正日的人都要受罚。

  

我最後终於以连篇累牍的自我批判报告免於受罚,我自己已经很习惯这种低姿态的行为。除非能拿到专门写批判报告的表格,要不是就是拿张乾净的白纸,自己在上头写下“批判报告”,你要尽可能地写,表现出“良好的态度”。内容多半很雷同,“在某某日期,某某时间,某某课上,我做了什麽错事……老师严厉地谴责我……但我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後果……我痛下决心绝不再犯”等等。自我批判写得越长越好,十页比五页好,所以你要在悔过书中加料,说三道四、离题、满口政治术语、赘字、同义词和不断换句话说。这道难吃的菜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再三强调,其中副词的作用就像在加糖(基本上……毅然决然地……老实说……坚定地……)。最容易被当局接受的自我批判要有绝对的语气:“我要认真工作服务社会和祖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以及大将军伟大领袖同志金日成值得信任的仆人。”为了锦上添花,最後还要大言不惭,郑重发誓,永远不会再犯这种不配成为社会里优秀社会主义者的滔天大错。结尾再加上签名和日期。

  

我们写这种悔过书都很得心应手。每周一我们都要交给老师一份“生活周记”,多是在前一天赶出来的。报告分为三部分,开头你必须列举上星期有什麽劣行,然後以固定的公式悔过。第二块要写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重蹈覆辙。最後一部分则是用来告发其他同学。既然是规定的作业,每个人也只能默默服从。老师还大力建议我们如果想拿高分,至少要检举两个同学,有些热心的学生倒是很乐於超过这个数目。所以每个星期一都会有这样的例行公事: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大声宣读他的“周记”。被点名告发的学生要站起来,低着头,把脸埋进胸口,承认自己犯了错,不准反驳控诉。画金日成这件事,使我成为班上三十五名同学共同举发的对象。这简直是地狱,因为每一次我都必须站起来,告诉全班我有多後悔莫及。强迫彼此举发在下课後经常是糟糕收场,彼此拳打脚踢打成一团。於是这些小小的报复举动,又成为下周一揭发的对象,渐渐形成一种怀疑风气。我们不确定谁会打小报告,於是每个人都在彼此怀疑,这正是老师的目的。然而,对於这些规矩我们也发展出对应之道。在正常情况下,我跟同学都一样,根本没什麽坏事要自首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得想办法挤出一些写在周记上,举发同学的部分也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串通好,“你检举我叫一个女孩是花斑马脸,然後我供出你叫我混蛋……”写周记是在没有灵感的话,经常就是看别的同学怎麽举发,然後一字不漏地学起来。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等於七、八岁就开始进行批斗了,它使我们明白到成人生活的三个根本价值:相互怀疑是美德,说谎能确保利益以及贿赂才有优势。小学生都知道,这种批斗大会是对他人施压的绝佳工具,也是威胁报复敌人的好方法。不过反过来说,要是让那些老是打小报告的人不要攻击你,一颗糖或一根香烟都非常有用。总之,那些最狡猾、最不正常的、最大嘴巴,更别说最有钱的人,几乎拿到了所有的好处。而最会奉承的,结果也不相上下。可以说,班级就是社会主义天堂的缩影,所以老师们是无私地在为我们铺路。每年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诞辰,分别是四月十五日和二月十六日,学校每个人都要爬上稳城郡山丘的大理石阶梯,很正式地到金日成的巨大雕像前献花。一定要带三束花,颜色不拘但要有一定的大小。通常是牡丹,且要去专卖典礼用花卉的特殊温室购买,花农因此生意兴隆。花农也卖金日成花,一种粉红色的兰花。他儿子也有自己的花,是一种取名金正日的木兰花。像我们这种本钱不够的学生还有另一种做法。我和朋友哲振、宽侑和宽真会翻墙进入培植花卉的工厂,偷偷剪下一些花束,里头的花可是用来装饰大厅大厅大厅门口的。有时候被警卫逮到,会被狠狠揍一顿,但大多数都能成功脱身。这些偷来的花品质都是一流的,所以当我们跟班上同学一起立正致敬,看着大费周章偷来的花就放在铜像脚边,真的感觉很骄傲。

  

我们大约有三百名学生,全都排成一排,穿着妈妈前一天洗过的制服踏步走。因为没有熨斗,我们会把制服放在床垫下压平,最好沿着裤管有一条清楚的折痕。女孩要按照规定把头发剪到耳齐,男孩的头发不准超过几公厘长,所有学生都要在脖子上围着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八岁,也就是小学二年级,我们就开始申请加入少先队。一般规定,大约十岁时加入少先队,然後一直到小学毕业。班上最优异的学生是在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加入,表现平平的学生要等到金日成的生日四月十五日才能加入,剩下的人就要再等到六月六日儿童节。加入时间通常由老师依据每个人的成绩决定,但事实上贿赂风气很盛,只要偷塞给老师一瓶烧酒就能影响结果。在领取红领巾的典礼上,我们要宣誓效忠金日成和金正日。而且不止如此,还要熟背一篇长达十页的朝鲜近代史,几十个战役和几十个将军的名字,以及出生年月日都要背起来。这真是一件苦差事!我记得当时花了整个星期拼命背诵,背完都流鼻血了。我们得在全班面前背诵这一大篇文章,时间是半小时。学生们的声调会根据记忆力而变化,会滔滔不绝後停下来,经过老师的提示又开始背诵,速度甚至变快,然後又停顿,诸如此类。反应慢的学生会突然连珠炮似地张口,像是在用机关枪扫射。没法从头到尾背出这篇废话的人,还是可以加入少先队,但这是万不得已的做法,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少先队的一员,毫无例外。所有少先队员胸前都会别着徽章,在心脏的位置,上面用国旗的蓝红颜色印着“随时待命”字样。

  

那些没在两金诞辰献上花的学生就等着受体罚,没做作业的人也是。这种情况老师会用藤条打十下,有时打耳光,或是额头与肚子。我们常被打到流鼻血,但不管怎样,我们努力站直,不敢咕哝抱怨,而且受罚时要尽量面无表情。这些小处罚都在全班面前进行,老师先念出处罚的学生名单,让罪人们出来列队。每个人都想往後站,希望尽可能晚一点被处罚。接着老师就走到我们面前,一个一个痛打。被教训完後,我们必须打扫教室、走廊和厕所。如果老师心情不好,他会要我们待在走廊一整天不能说话,立正站好或是罚跪,或是囚犯一样把手举高。根据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姿势都很痛苦,只要你持续超过一个小时。跷课的学生也要遭受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要根据体罚的轻重划分等级,我会说没有献花给金日成的铜像比没写功课要严重得多。

  

金日成和金正日过大寿时,我们班的任务就是将两位传奇统治者的诞生地,一遍又一遍地画到大张壁报纸上,金日成出生在万景台祖母家中,金正日的出生地在靠近白头山的正日峰上。我被挂在班上的展示作品,每一幅都有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做带状装饰。谣传金正日其实是在俄国出生,有一首歌关於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伟人,只提到他的俄文名字。据说这首歌就是在讲金正日,於是就被禁了。我很小心不去唱这首歌,因为对我来说,官方说什麽就是什麽。我骄傲地佩戴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徽章,隔几天就交换戴,没什麽特别理由,不过一定得戴一个。小孩通常从托儿所就开始佩戴,小学时还可以选择佩戴少先队的徽章,一旦上中学,在左胸佩戴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徽章就变成义务了。人人都要买徽章,不过价钱并不贵,除了最新的款式,新款通常会设计得比较精细。我看过的最新徽章,是肖像旁边环绕着花圈。有些徽章是圆形的,有些是方形上头有党旗和国旗。徽章都是锡制的,上头有一层镀金。我现在了解到学校这样反复灌输,是要让服从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举例而言,老师要求学生选出代表“执行特别任务”,或是表现最优秀的学生,全班总是会选出老师最中意的人选。我们的选择在各方面永远按照既定的社会阶层。就算理论上可以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候选人,每个人都很清楚知道谁的家庭背景优渥或不优渥。党内重要人士的小孩一定是臂章有几条杠的领导,同时也是募款捐最多钱的人,募款是为了赞助“好事情”,像是两金大寿时学校的布置。老师通常对有钱人家的小孩特别曲意奉承:“你好吗?母亲也一切安康吗?我想去拜访她。”这样意图谋求拜访,也不过是要学生家里出钱让他饱餐一顿。老师对这些小小特权分子态度和蔼,却放任自己一时兴起就给其他人一顿毒打。

  

由於我的家庭来自日本,经济宽裕但政治上有弱点,所以老师不会为了我给自己找麻烦。他只会在课堂上跟我说:“我真想吃一点麦芽糖!”他知道我祖母会做,我也只好冲回家给他们带一点来。老师就在一群贫血挨饿的学生面前开心地大口吃麦芽糖。如果我拒绝的话,老师会一连瞪我好几天,再下来肯定就是挨打了,简直就跟冬天会飘雪一样。有个老师安同志,知道我父亲刚收到日本寄来的汇票,要我当说客让父亲借钱给他。父亲拒绝了,说没有担保品无法借款。从此之後,整整一年这位老师都让我不好过,不断对我发脾气。没做功课时,我的处罚是别人的两倍,还一直差遣我跑腿买东西。我有三个星期得每天一个人打扫教室,正常情况下这可是四个人干的工作!补充一下,我当时因此跷课了两天,和一个同年龄的朋友(我当时十一岁)无意中发现了些玉米粒和豆子,於是趁我父母不在家就在厨房煎来吃了。真是享受!我们最後还吃了面包,喝烧酒、抽烟,这都是用一袋玉米换来的。我们爱喝多少就喝多少,抽烟也是,当时多开心!第二天,我们害怕又被抓去做苦差事,所以又跷课去爬山了。到了第三天,老师就变手叉腰,等着看我们搞什麽鬼。

  

我讨厌所有的老师,他们喜怒无常,像火鸡一样,没事就大发脾气。我被处罚过最重的一次,是一个女老师用尺猛打我的身体还有脸。我当时九岁,她见到我流鼻血才住手。不过我後来报了一箭之仇。这个可怕的女人未婚,所以应该还是处女,但是有一晚,我偶然见她牵着村里一个技工的手……这人欠我父亲钱欠了好几年,就是不还。我父亲会固定去他家,威胁要拿走他的东西,电视、衣服甚至摩托车,这样他才肯拿钱来还。於是我假装顺便提起,向父亲透露我见到的恋爱场景,父亲非常生气,用飞快的速度跑去技工家里。他几乎要撞坏人家的门,还打了他一个耳光,咆哮道:“你怎麽搞上那个小老师的啊?你知道她应该要守身……说啊,你跟她说了什麽甜言蜜语?”这个场面真精彩,我简直笑歪了!问题是从此之後这名老师让我的日子更难过了,那一年後来真的是场苦难。每七人一组,我们被分派轮流到学校夜间巡逻。在我们心里,这个任务责任重大,因为一旦美帝或南朝鲜傀儡登陆袭击或是暗中侦察学校,我们势必要发出警报。不过显然我们学校没有什麽好侦查的,所以当然什麽事也没发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被动员。我们制服外套上缝的少先队徽章不是写着“随时待命”吗?巡逻是让我们为军事训练做准备。中学三年级会开始接触步枪射击,大约是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我们都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开始。正如我们听说的,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因此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戒。事实上,我们很像一直处在战争,尽管没发生一丁点实际冲突。

  

在巡逻时,我们的武器是插着生锈钉子的短木棍,还有一种由北韩人发明的恐怖武器:辣椒手榴弹。这个手榴弹就是在鸡蛋里塞满红辣椒,用一小张棉网罩起来,如果有南朝鲜傀儡或美国恐怖分子被发现,碰到我们这个英勇的小队,他们的世界末日肯定就要来了,因为我们随时“准备好为扞卫敬爱的领袖金正日而死”。我们会在他身上丢辣椒手榴弹,让他失明,再扑上前去,拿有钉子的木棍猛打。但这个事情一次也没发生过,武器也派不上用场。但是在梦中,我梦见自己击退了敌人,被平壤的伟大领袖赞誉为英雄。我们在巡逻时有很多好玩的事,其中之一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电话。北韩没有人用电话,除了党的干部和军队。学校有两部没有拨号盘的电话,就放在教职员室和大门警卫亭的位置。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怎麽用,後来终於知道了。我们拿起话筒,等线上出现接线生,就大声说“你好,我是总书记,请帮我接金先生……”,一挂电话就忍不住爆笑。

  

到了十或十二岁,我们并不讨厌在巡逻时抽根烟喝点烧酒。正常来说,我们理应整个晚上熬夜。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喝醉,没有人真的整晚没睡的。我们後来都跑去学校警卫的小房间睡觉。女孩们另外有自己的房间,但可躲不掉我们的挖苦或玩笑。很多次我们都趁女孩们快睡着时给她们惊喜,假装成小偷把她们吓坏了。有些人很乐於巡逻,好借机亲近心仪的女孩,但女孩们有硬梆梆的杏仁做武器闯入者很快就在杏仁弹雨中落荒而逃。我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哲振、宽侑、宽真和我中学以来就没分开过,友谊一直持续到我逃到中国前。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到田里偷东西,还从邻居厨房偷拿玉米粒,换成面包藏在书包里。我们什麽东西都一起分享,任何人手上只要拿得到食物,就会立刻分给大家。我们最喜欢的是以南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宣传漫画,在不断看这些漫画书的过程中,我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这部漫画叫《腐败的世界生病了》,上面盖有党的戳印,感谢它让我们知道南韩的小孩穷到无法上学,很早就必须工作。我们也知道了男孩组成帮派以擦皮鞋或卖烟维生,很多人濒临饿死边缘。但同时,有一些南韩人却给自己的狗穿金戴银。这部漫画里描写的资本主义南韩,每个人都可能在下一个街角被谋杀,天天火灾频传,乡下充斥盗匪,一天就有数十起抢案,道路交通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到处出车祸。因为对绘画有热情,我们将自己最好的作品整理成册。我们试着模仿《腐败的世界生病了》的风格,甚至故意画得更惨。食物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比如,我们会想像在美国举办一种荒唐的比赛,吃最多的人能赢得冠军。我们以这个主题画了好几页,当时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我们不知道,当时西方世界还真有大胃王比赛。


在我们住的这区,有个疯子常不穿裤子四处走,下体暴露在外。他的名字是姜童安,身上没戴金日成的徽章。他的衣服破烂,不时在抓头虱。尽管他都五十多岁了,每个人都拿他当笑话。他是饥荒的第一个受害者,变得越来越瘦,某个冬日被发现倒卧在雪地中。随着饥荒惨况加剧,景色也为之一变。由於电力短缺必须关掉矿坑的矿坑的抽水帮浦,所以矿坑里积满了水。在煤矿几乎无法开采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进山里砍柴,不过几年间,山坡植被砍伐殆尽,全成了土黄包。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冲刷而下,夹带着滚滚泥土。我们的山已经面目全非。那时已经没有米,没有马铃薯,一点点都没有,我们改吃玉米粉做的棒子面。玉米的穗、梗、茎和叶子,全都进了工厂磨碎以制作这种特殊的面。但是我们也只能分到一点,所以会加大量的水煮成面汤。吃这种面要当心牙齿,因为面里都会有小石子。为集体农场生产的每样东西,因为是秤重,农民一向会在配额里塞入大量石子。後来,我们村开始拿苦艾和蒲公英等植物喂饱肚子。人们偶尔想用玉米粉煮点汤,但已经很稀有,就像是无价之宝,几乎不可能拿到。再後来我们吃起真的很糟糕的替代食物,不管哪种野草都丢进水煮,然後当汤来喝。我们在田边和河边捡这些不适合当食物的叶子,煮出来的汤实在苦得难以下咽,有时必须把第一次或甚至第二次煮的水倒掉,要到第三次才能喝;有时我们用机器一次磨碎几袋野草。

  

约莫一九九四年,我父亲一一卖掉从日本带来当礼物的家电。我们的音响、收音机和电视都和集体农场的高干换成玉米粉。之後就像别人一样,我们开始喝面汤,母亲总是将汤滚煮很久,煮出非常透明的清汤,这样就不用倒掉浪费。由於我们吃得不够营养,因此吃得量多,结果胃都涨得很大。稳城郡的人为了有东西吃什麽都卖了:桌子、椅子、衣柜,甚至是锅碗瓢盆。有些邻居欠我们家钱又还不起,父亲会出其不意地闯到人家家里要求吃顿饭,如果吃不成,他会带走物品马上拿去卖掉。好运的话他会得到一只鸡或猪,我父亲长相凶恶,邻居也不敢阻拦。每个人都学着过一天算一天。最穷的人守在前往市场的马路旁,叫住拿着仅有的面粉或食物要去卖的农夫,看看是不是能在比较低的价格买到,然後他们自己再去赶集,或是等到傍晚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再卖,从中赚个十或二十朝鲜圆的微薄利润,差不多只够买一碗面。母亲会烤一个五朝鲜圆的小面包,有时会把面包用四块五的价格卖给中间人,这样她就不用整天待在市场。


一九九六年那时候,一公斤玉米粉要五十朝鲜圆。有非常多的诈骗行为出现。有人卖了几包美国烟给干部,发现菸草都变成了卷纸。有些小贩把木屑染色当辣椒粉卖,还有人在香菇里放钉子增加重量。像很多大人一样,我必须在矿坑非法工作。我都在下课以後去,用小十字镐从壁上挖出褐煤拿去卖了买食物,或是直接换成玉米。贫困的逼迫使然,数百个大人小孩都和我一样去挖煤。之後洪水让这件工作更艰困危险,几乎没办法继续,发生很多塌方的意外。一些粗心的人疏忽,没有支撑好临时挖的坑道,最後石头崩塌被活埋在里面。一九九七年冬天起,尽管明令禁止,人们挖了上百条“私人”坑道。这些坑道有巨大方形的开口,直接通向田地,还延伸成水平的通道,连接到国家矿坑。由於这些坑道太多了,雪融的时候田地有崩塌的危险。在我们家屋後,有一小块菜园种着葱蒜,周围点缀一点豆类植物。一九九五年起,我们在木篱笆上装了有刺的铁丝网,防止邻居入内偷窃。但是这阻挡不了饥饿的人们,我们被偷了好几公斤的豆子。像我祖父一样养猪的人,都在猪圈四周装上电网,但由於停电越来越频繁,发挥的功用有限。最後,就跟其他养猪人一样,大家都把这无价、卷尾巴的未来食物养在家里。於是很多人家里也成了猪舍,不过即便如此也没完全让小偷罢手。

  

一九九六年,我们遭人入侵抢劫,当时我和父母亲一起住在祖父母的大房子,晚上一听到外头传来打门的声音,我们就躲在家里:一个住在不远的堂哥当场抓住三个军人,他们企图破窗进入家里一个空房间。我们冲出去,发现堂兄被棍子痛殴到半昏迷了,那些军人快速逃往通向军队碉堡的小桥。至少我们因此知道小偷的身份。第二天,父亲去军队谈判,尽管他们一直否认犯案,最後还是拿出一百公斤的玉米。父亲很有胆量,知道怎麽让别人放尊重点!有些饥饿的军人组成帮派打家劫舍,偷走鸡只和其他家畜。他们都在晚上行动,因为人们实在太害怕了,所以这些军人甚至不用亮出武器。军人在北韩极受尊敬,有一定的豁免权,所以很容易滥用自己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下手的目标是私人住宅、小块土地、个人的东西和住家庭院,後来又动脑筋到动物身上,猪甚至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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