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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天堂 二

发布日期:2017-03-26

 一九九五年稳城郡的餐厅因为食物短缺不得不关门大吉,就连王在山金日成纪念馆里的餐厅也在那段时间关闭。有些国家机构的附属餐厅偶尔会恢复营业,但只是让党干高层举办宴会。除了军队里士兵会以同志相称,只有党政官员才能被称为同志。稳城党干部的宴会通常都在晚上悄悄进行,宾客也都谨慎地从後门出入,不然在饥荒时大宴宾客的嚣张行为会引起民怨。这些干部的夥食向来很好,从不缺肉吃。联合国的援助物资送达时,大部分东西都被负责发放的干部拿走了。他们偷偷趁着半夜用手推车将粮食搬空,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一般人根本没看过什麽国际救援物资,於是大家渐渐就骂这些干部是“脏狗”。他们光是自己吃得好也就算了,还要求挨饿的工人加倍工作,定下更高的生产额度,还强制规定挨饿群众延长“批斗和自我检讨大会”。每天工作结束就举办批斗大会。大会里检讨完成的工作、建议改进方式、批评不负责任或没出席金日成与金正日学习的人,如果你刚好是批斗的对象,就会自我修正或自控思想浅薄。批斗结束後,大家还得阅读官方刊物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作品。这种耗神的仪式会持续一小时之久,是所有北韩人民的例行公事,各种工作单位天天举办毫无例外。


星期六也会有类似的会议,但是时间会更冗长,称为周批斗大会,会分成三个不同团体举行:分别是劳动党党员、联盟(退休人口和非党员)以及共青团。原则上,三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鼓励踊跃告发同侪,如果在大会里提出的是违反法律的重罪,就会呈报给高层。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是“自由主义”,就要交由党干部裁定这种“坏分子”能否接受教育改造,如果被判定为是“无法再教育”,就移交给保安单位,和直系亲属一起送去劳改营。如果所犯的罪行在干部眼中还可补救,犯人就被单独送往劳动锻炼队,时间长短则依据犯人的社会成分和家庭出身决定。如果资产阶级成分越高,或有亲属在南韩,刑期会越长。相反的,如果能证明和金日成或金正日有关系,像是送礼给伟大领袖後收到的感谢信,刑罚就会减轻。无论如何,即便犯人能从这些劳改营出来,也都是身心受创。犯人都是在固定日期集体送往劳动锻炼队,我之後还会谈到,因为我父亲也曾被送去过。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劳动锻炼队,你就知道这有多普遍。刑期通常都是六个月,可能会再延长。


六个月过後,每个犯人都会经过再评估,如果认为态度不佳,可能会再判更严厉的惩罚,或甚至送去坐牢。最可耻的社会成分是地主後代,他们存在於一九四八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分次差的是南韩军人的家属,这些军人是在韩战期间(一九五O到五三年)成为战俘。父亲一位童年好友就属於这种情况,他父亲曾参加南韩军队。他虽然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但被禁止上大学,也不能参军。所有社会成分中,最受到歧视的就是韩战中被判为叛国者的家庭,有亲人在南韩或日本的公民也会饱受怀疑,至於一般犯人的家属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收听南韩广播或是拥有南韩书籍也犯法,这属於政治上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犯人通常会被送去枪毙或劳改长达二、三十年,这些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在劳动锻炼队时常和一个政治犯聊天。这些属於贱民的社会成分,因为有几十个之多,很难一一列出,总之全都被视为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忠诚,所以不能算是“人民”。


北韩社会阶层最高的是那些“核心阶层”,家族完全没有在警方留下记录,被称为“清白案例”。次高的是在中央工作的家庭,也就是平壤政府的雇员,这些特权成分也是拔擢未来干部的地方,最後是那些与金日成一起打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的家庭。这些特权阶级的小孩命定要成为党政高层,不管会不会念书都能上大学。不过就跟其他人一样,要是家中有人犯罪或是政治错误,那麽全家都会被贬谪到较低的阶层。但这个规则又不适用於党干部的後代,因为他们总是能靠着良好的社会背景,不用去劳改或坐牢。另一方面,身处低下阶层的人若是犯罪,刑期只会加重。对党来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可用的程度。这种政治标准适用所有事情。就算是机器也会依照同样的原则获得奖赏和勳章!这种有没有用的观念对残障人士的命运有不利的影响 ,他们经常一出生就被赶出大城市,因此只能住在乡下。身体或心智障碍、驼背、盲人、聋哑人士,都只能由家人照顾,因为没有任何专门机构。他们被视为次等人类,对社会毫无用处,在街上也没有人要跟他们讲话。受到宣传影响,这种态度非常普遍,认为他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我特别记得有户邻居对有心智障碍的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天,城里的叔叔来到家里,想要让这个小孩安乐死。孩子的父母拒绝这麽做,叔叔最後只得离开。也许他认为家人有残障者会阻碍升迁,或者,只是因为这使整个家族蒙羞。每个人的成分档案都会不断更新,完全巨细靡恰钜细靡遗地掌握在保安单位手里,而你无从得知内容。这个规定直到饥荒引起动乱後才有松动。过去由配量系统配给粮食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不计社会成分一律平等,但是实际上会根据工作性质而不同,劳动工作得到的就比会计人员多。从工作到婚姻,根据出身的隔离制度对於生活各层面都有影响。通常党只批准相同出身或成分接近的人结婚。我父母的婚姻是个例外:母亲是个贫农之女,社会成分不错,而父亲因为有亲戚住在日本,社会成分就比较差。

  

我的祖父是特权阶级。祖父家和我家隔了五条马路,至少比我父母家的房子大三倍。这是国家特别给他的房子,旁边的一块地也是分配的范围,这块地至少比别人家的大上十倍。祖母在这里种植小黄瓜、哈密瓜、卷心菜、茄子、节瓜、玉米、豆子和芜菁……进屋时会通过一扇漂亮木门,不仅有安装金属板,也加了锁。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个,是因为其他房子的门都是用很差的木头,只有简单上了挂锁。这扇门隔开了厨房与储藏室,储藏室里堆满了我祖父母从日本带来的东西。其中一个房间里还有电视机、高传真音响和录音机,我来跟他们住之後,三人就一起在这个房间盖被睡觉。另一间是祖父的书房,他让我在那写功课。我祖父母家什麽东西都比别的地方大:厨房有四个炉子,每个房间都特别宽敞明亮,因为有两扇窗户。不过和其他房子一样,厕所是在外面:就一个简陋木屋,在地上挖个洞。累积的粪便可以做菜园堆肥之用。

  

祖父母很疼爱我,特别是祖母,希望我留下来陪她。所以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带我去跟祖父母一起住。我在那里很开心,因为这里算是稳城郡最棒的房子了。墙壁刷得粉白,屋顶铺着上好的棕色砖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即便劳动党书记都没有住在这麽漂亮的房子!当局对祖父母特别礼遇的原因很简单,像很多朝鲜人一样,他们原本住在日本。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一九一O到四五年),几十万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服劳役。到了韩战爆发,又有数千名朝鲜人逃往日本群岛。这也是我父亲家族的情况。他们出身南韩,当时前往日本避难。之後在一九五O年代末期,跟着效法数万名支持共产党的朝鲜人,几乎整个家族都选择回北韩定居,还将财物上缴给共产党政权。那时很多人都选择回国。。祖父告诉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数十艘船就专门载运所有的爱国家庭。他们都是受到“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的鼓励,当时的口号是“回家把”。出於爱国情绪,父亲家族的一些人终於下定决心行动,有十二个人在一九六O年回到北韩。这个故事我实在听太多遍了!十二个人当中有我祖父母、曾祖父母、叔公、姑婆夫妻,以及四个伯父、一个姑姑。

  

返乡船载运了上千名乘客,祖父母每次讲到这些往事,就会告诉我他们坐上的是编号四十八的渡轮。抵达清津後,负责分派的公务员就给了他们稳城郡的工作和房子,没有选择机会。没多久,我父亲就出生了。一开始生活很苦,尤其因为我们是大家族。我父亲说,他们多半只能喝汤,很少吃到肉。每个人几乎是当下就後悔离开日本。父亲从小就听祖父母抱怨在北韩生活的艰苦。祖父总是说“以前在日本过得多好啊……”,更後悔的是,当他们离开日本时,朝鲜总联叫他们不用带任何东西,说“那里要什麽有什麽”。事实上,北韩是一无所有。幸好祖母有收拾一些锅碗瓢盆过来,稳城郡能找到的器皿品质实在很糟糕,所以那些一九六O年从日本带来的厨具相当珍贵,我们一直到逃离北韩前都还在使用。为了感谢向我们这样的“爱国家庭”,金日成给了某些特权,像我祖父母得到的恩惠就是一幢特别好的房子。伟大领袖也会不时赠送一些礼物,像是几瓶一般人喝不起的昂贵烧酒“太平酒”,或是甜点和蛋糕。祖父母能受到这样的特殊礼遇,也说明了,或者特别说明了一件事实,我一位在日本经营大企业的叔公,七O年代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是慷慨解囊。他曾经是朝鲜总联的成员,但是在得知我们生活的真相後,就心生厌恶退出了。不过直到我们逃离北韩,我不知道这些事实。

  

最痛苦的是祖父,他不断说着“我们被骗了”,当然要小心不能让外人听到。祖母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安静,“你疯了!别说了!你想让我们老死在劳改营吗?为自己和孩子们想想!”祖父对於自己这麽容易受骗悔恨交加,他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祖母小声地说,而且用日语以防别人听懂。不过既然已经住在北韩,也不可能再离开,他只好设法从伟大领袖那边讨到一些好处,这样就能尽量过得好一点。为了感谢金日成给他舒适的房子居住,他回赠鹿茸给这位国家总司令,朝鲜人习惯将鹿茸磨碎吞服增强活力。他买鹿茸用的钱,是在日本的亲戚给我们的。这些钱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饥荒刚开始时。等到这笔钱也用完了,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一直等逃到中国後,父亲才告诉我全部的事情。之前只是隐约知道,我不知怎地知道家里有很深的不满,我们头上漂浮着无声的异议,像是一团暴风云。但就我而言,得要自己找理由平息这些暗示不幸和死亡的感觉。於是学校的教条成了我的避风港,因为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似乎更可靠。金正日是“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将领,眼光卓越且所向无敌”,我宁可相信这些话,我的父亲希望保护我,他後来也坦承,他努力去除掉任何不符正统的事,不管是祖父的恼怒,或任何和官方口号矛盾的生活琐事。他回避所有会引起我疑惑的事情,不让我看到。这是一个活下来的问题,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还有整个家。他让我全心全意遵守规范,成为服从党的好孩子。但我没有因此放弃我的歪歌,潜意识里仍然感觉哪里有问题。我父亲是名矿工。这个矿坑从四O年代就启用,离开地面超过百公尺深。坑道里有很多轨道,各种推车和采矿机器在上面运行。父亲戴着探照灯工作,挂在腰上的电池有两公斤重。矿工的休息室墙上挂着两金的肖像,政治学系会就在这里举行,坑道旁也会挂着用木框和玻璃裱褙的两金画像。坑道里到处都写上指导标语,像是“党决定,人民完成”,“生产、政治学习或生活,每件事情都跟对抗日本统治一样精神”,“达成生产额才下工”,“牺牲生命保护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天堂”……

  

母亲年轻时也在矿场工作,负责驾驶牵引矿车的电动轨车。结婚後,她被迫将这份人人钦羡的工作让出,但是这麽做也好,毕竟矿坑工作非常危险。地底有上百条坑道,有些绵延七百公尺长。沼气爆炸和崩塌次数频繁,因为支撑坑道的木架经常失窃,被人们拿去变卖换取食物。矿坑平均一个月要办一次丧事,意外伤害更是常见,工作单位有医院负责处理这些情况,但是方法非常阳春,一般处理方式就是截肢,根本不可能用药物治疗。煤矿工、驾驶、木工,进矿坑工作的有二百个,受雇做煤矿分类和其他相关工作的有二千八百人。矿工薪水最高,一个月一百一十朝鲜圆,而矿坑干部大约七、八十朝鲜圆。金正日有时会发布“战时动员令”,这时父亲就有了两倍的薪水,也就是二百二十朝鲜圆,但是这意味着整个矿坑必须连续两百天加速生产。这是男人才干的来的活。有几次父亲整整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没有离开矿坑,他必须做平常两倍的工作,睡在坑道里的卧铺,要达到煤矿开采的额度才能离开矿坑。等到我父亲终於出来,全身又脏又累,他的眼睛已经承受不了日光。每次动员令结束後,监督长官就会让父亲休息十天,但父亲总是拒绝,只肯歇四十八小时。父亲表现出模范工人的热忱是因为心中另有目的,他想要争取表现获得楷模勳章,希望能藉此变成劳动党党员。任何社会地位的提升,如得到干部职位与附带的特权,党员身份是不可缺少的。党员走在大街上,大家都会跟他敬礼,称呼他同志,不敢有丝毫怠慢。

  

但是我父亲始终没能入党,因为他会跟人干架。八O年代他曾因此两度接受“同志审判”,因反社会罪名逮捕的嫌犯要接受几百名群众的公开审判。在稳城郡,这种审判通常在举办典礼的大型广场,或是矿坑的文化大会堂召开。嫌犯在平台上一字排开,聆听对他们的指控。警察干部接着会请在场民众裁决,某某人是否应该被驱逐,或是该放他一马。受驱逐的人会被流放到乡下,从事低下吃力的苦工。第一次审判是因为,父亲与朋友和另一帮流氓用铁铲和斧头火拼,其中不少人受伤。第二次大约在一九八八年,父亲狠狠揍了敌对帮派的两个家伙一顿。两次父亲都逃过一劫,但也从此被贴上标签。父亲是家族中唯一没入党的人,还有他弟弟也是,倒不是弟弟也一样好斗成性,而是因为党规定只有兄长成为党员後,弟弟才能申请加入,所以他自然被取消资格。这个规定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上梁不正下梁歪。祖母也不是党员,但原因不同。女人入党比男人难多了,得要比男性同侪付出更多努力才行。据父亲说,女人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是党员,而男人十个里就有一个。

  

祖父母也像其他家人一样在矿坑工作,他们还有额外的收入来源,这份收入在一九九三年饥荒初起时变得非常重要。他们养猪,自己拿到市场上卖,养的猫狗最後也都卖掉赚点钱。这些猫狗是被卖去吃吗?我也不知道……我还记得有一头羊,祖父母用来煮补品。他们像其他人一样,深信把麦芽糖跟羊肉一起煮很有功效,稳城郡的人都说这样对於病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很好。很明显的是,如果你平常没吃饱,自然需要进补!身子骨弱的人也可以吃一道养生菜,就是在鸡里头塞糯米与人参。狗肉的评价也不错,我自己吃过几次,但是只能在特殊节日吃,因为价钱不便宜。不过有一次我有得吃,是因为被狗咬了,据说被狗咬要保命的话,就得吃点狗肉。人们把狗吊在树上勒死,比较少见的方式是塞在麻布袋里淹死。人们也吃猫,像羊一样拿来炖补品。祖母说她小时候生病,她爸爸就杀了一只猫给她补身体。他把活生生的猫丢到滚水里,盖上锅盖。但是那只猫一直想探头出来,不停喵喵叫,死的时候喉头都卡在锅盖下,绝望的眼神简直把祖母吓死了。

  

祖父是个安静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他的母语是日语,说得相当流利。他也能说韩语,但不大会写,只会写出音标。尽管如此,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他来说,每件事都必须要完美无瑕。他的菜园是模范,全部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根杂草。他整理家务,更是一尘不染,就是祖母也没有爱乾净到如此疯狂的地步。我记得祖父爱喝烧酒,也跟我一样嗜吃甜食。不过我小的时候,祖父非常严厉,我叛逆的性格让他很失望。他总是对我苦口婆心,我却当耳边风。每当祖父板起脸孔说话时,我就躲到祖母裙子里,因为我是她的心头肉。北韩人很早就喝酒抽烟,我自己八岁就开始吞云吐雾了。第一次初体验,我是从祖父放烟的木盒里偷了几根烟。为了要抽烟,我和两个好友躲在秋收後捆成一束束的玉米茎後面,这些玉米束就像小帐篷,上头有开口。我们一根接一根地点烟,烟就从开口窜出,当然被祖父发现了……我因此挨了一顿打。我常干些蠢事。一次我手插口袋站在一旁看邻居烧野草,邻居见我闲闲没事,要我帮忙看火,他有事离开,还请我特别小心,因为火堆离他家不远。我答应完他就走了。不过当时正值午饭时间,我一听到祖母叫我,竟然像个白痴丢下火堆就走了。我边吃着玉米糊,听到邻居大喊“失火了”,从窗户我看到火已经烧到牛棚。这下事情严重了,邻居骂我粗枝大叶,我企图狡辩,说他没叫我帮忙看火,但是心里感到愧疚。祖父严厉地斥责我,我逃回父母家。不过几天后我又回到祖父母家,他们已经原谅我了……他们真的很爱我。对於我喜欢住在祖父家,父母并不以为意,他们常过来探望,因为两家距离很近。

  

我经常和朋友跑到矿坑坑道去玩韩战的游戏。山里到处都是坑道,尽管深入废弃的坑道是相当危险的事。这些坑道不太稳固,曾有孩子被落石砸死。我们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万恶的美帝(通常选我们当中体格最弱的人扮演这个角色),一边是勇猛的朝鲜军队。我们冲到黑暗的洞穴里,连火把都没带。大多数时候都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彼此窃窃私语,准备埋伏突袭敌人,来个出其不意的攻击。虽然是成群结队,我们在黑暗、寒冷又潮湿的通道里还是很害怕,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们还经常在稳城郡附近的垃圾场闲晃,这里接收从法国运来像山那麽高的废弃物,里头可以找到各种包装纸、超市购物袋、抛弃式刮胡刀、牙膏管以及许多塑胶瓶。从九O年代开始,一车车的东西就固定在这里倒,拿来做资源回收之用。有一间小工厂利用煤炭加热器将这些原料制成铺在温室的塑胶布。这里一切自便,所以我们会顺手把矿泉水瓶子带回家。我们也会在有漩涡的河里玩游戏,冬天改用小雪橇在冰上互相推拉戏耍,经常玩到不知分寸。成长当时的战争气氛助长了我们英雄主义和行事莽撞的想法。其中最大胆的就是永进和景真,尤其是景真,大家都记得他曾经从屋顶跳下来,虽然有时难免受伤,但很快又生龙活虎了。我们相当要好,因为一直住的很近总是一块鬼混,有时候还跑到田里放火!这在冬天很容易,因为所有东西都很乾燥。我们一夥七、八个人,都喜欢这麽玩。我们知道这样做不行,因为火会延烧大片土地酿灾,甚至烧毁整个村庄,这过去已有前车之鉴。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照做,放火成了我们少数几个乐趣之一。我们会在深夜溜出门见朋友,和他们在田里会合玩火把。这叫做黑扑罗里(编按:意为放烟火与玩火),就是让火把飞快旋转,画出一道道火圈。我们假装自己在作战,学军人传递信号。我们还比赛滚火堆,看谁最勇敢,有时候回到家一半衣服都烧焦了!

  

我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吓屋顶上的麻雀。我和我的同伴会爬上住家或工厂的屋顶,把一排排屋瓦踩得乱七八糟,引来大人一顿骂。但通常是等到雨季来临,雨水沿着错开的屋瓦空隙流下,才会东窗事发。如果是工厂,因为屋顶较大,我们经常能抓到好几袋小鸟,我会把这些鸟给祖母,然後她会把这些活生生的小鸟直接扔给她养的两头猪吃,她说“这样猪肉会更好”!当饥荒来临,我们就需要这些猪肉,其实麻雀也是,我和同伴真的很饿的时候,就忍不住拿那些小鸟做成美味串烧。我们生火後,清除麻雀的内脏,用脚踏车的轮辐串起来烤,就能大快朵颐一番。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是五岁的时候。这之後再吃到,已经是逃到中国相隔多年了。当时住在日本的叔公和姑婆得到特别许可前来探望。他们简直像外星人驾临,两手满满的礼物和食物。他们送给每个大人一小笔钱还有一只红宝石精工表,我拿到熊宝宝装,套上去是一套连身装,眼睛与四肢的脚掌部分有开口,压熊鼻子,还会唱日本摇篮曲。我穿起来非常滑稽。我记得邻居非常好奇把脸贴在窗户上,要看我的奇装异服,惊讶得瞪大双眼。姑婆和叔公们总共送我五件类似的衣服,只是动物的头像不同!我还记得我拿着炼乳罐和巧克力棒在朋友鼻子下摇晃,故意说“想吃吗?拿得到就给你”!我当时是个可恶的小男孩,还不知道饥荒的滋味。我姑婆也从日本带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们实在非常幸运,因为平均十户人家只有一户有电视,而且几乎全是黑白电视。从此之後,全村人都跑来我家看电视。每天傍晚大约都有三十个人挤到我祖父母家看电视,小孩在前,大人在後,还有很多人则是在窗户探头探脑,一点画面都不能错过!

  

北韩的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播放革命音乐剧、革命影集、俄国革命电影以及古代韩国英雄劫富济贫的影片。我特别记得《O—二七任务》,这部电影赞扬北韩特种部队的牺牲,他们奉派渗透到南韩行刺“傀儡”朴正熙。尽管任务事实上失败了,但是电影将突袭队员的死亡歌颂成爱国上的成功。一名士兵在直升机中引爆手榴弹自绝,另一个则驾驶者飞机冲撞南韩的月尾岛战舰。无论如何,好像通则一样,银幕英雄的最後时刻都是以非常刻板的方式呈现。在电影《疾如雷电》里,另一支特种部队奉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命令秘密潜入南韩,但就像《O—二七任务》,他们在片尾也都壮烈牺牲,死前还一字一字清晰说出:“伟大的领袖同志和总司令金日成万岁、敬爱领袖同志金正日万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甚至有些士兵还有力气跟其他同袍交代:“拯救国家人民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因为我们家离中国边界不远,所以收得到北京频道。这是完全禁止的,不过我们还是在晚上拉起窗帘偷看了。中国节目给了我们完全难以置信的世界观,街上到处都是车辆,人民生活富裕,随时都可享受美味的食物,建筑物看起来像镜子一样,舒适的房屋堆满了各种家电用品。虽说如此,我们还是不怎麽相信这些画面,因为北韩电视也会拍摄一些假纪录片,说我们过得快乐又安康,实情却非如此。这会不会是同样的人为宣传?我听到父母这麽怀疑。尽管如此,中国的电视节目看起来还是比我们唯一的频道真实一百倍。

  

我们最惊讶的事情之一,是看到演员接吻,我们的革命同志电影从来没有这种画面!在我们国家,最激动的表现也不过是微微拥抱一下,或是一个表现优秀的女劳工被模范男劳工拍拍肩膀。我父亲有两个朋友是警察,他们常偷偷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我们知道从电视上看到的事绝对不能向外人提。任何一点资料,一些字眼都可能会把我们泄露出去。一旦被发现,我们全家人都可能被遣送到特别的劳改单位,一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一个人犯罪,保安单位有时会家族三代统统抓走:从祖父母、叔公、姑婆,一直到孙子和堂表兄弟。我们一个邻居就发生过。之前曾经说,凡是出现任何问题,父亲和祖父就会拿出金日成和金正日秘书寄来的感谢送礼的回函,这种信一般都可以减轻重刑,但是反社会主义的罪改变不了,像我父亲被判在稳城郡劳改至少六个月,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虽然在那里他随时可能饿死或累死。因为担心我无意间泄底父母和祖父母都不准我看禁看的电视频道,他们也不让我唱禁歌,却不晓得像我这种叛逆的孩子,我自己就会写禁歌了。唯一能唱的就是歌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歌曲,只有它们能被播放,即使如此,祖母还是在爸妈不知道的情况下,教我唱一些日本童谣,不过我也只能在家里或是偷偷哼唱。

  

我过生日没有礼物,也没唱歌。但是为庆祝这个特别日子,母亲会煮白米饭而不是玉米糊。另一方面,碰到新年还有结婚喜庆时,人们会唱许多歌自娱。户外摆起桌子,让受邀的所有邻居一起吃喝聚会,庆祝到通宵达旦。这种宴会上通常有鱼、猪头、血肠和麻糬。饥荒时就没有这麽放纵了,客人减少,食物也少,主妇还会将剩下的食物隔天拿到市场卖。不过即使如此,节日还是特别的一天,热闹聚会让我们有机会忘记日常生活,能唱歌唱到忘我。我们朝鲜人特别爱唱歌。我第一次听到南韩的歌曲是在一部刺杀南韩总统朴正熙的宣传片里,在片中,朴正熙死前哼唱着一首南韩的流行歌曲。我被这首“傀儡”歌曲吸引了,而且不只有我一个人,许多人都偷偷哼唱这首歌,甚至连矿坑乐队里的的乐手也想也想表演一下。因为这首歌谣实在太受欢迎了,还特别严令禁止。父亲告诉我,一九八八年稳城郡一个书记在喝完酒席後,竟然笨到一路哼着这首歌,他因此被退党,降级为普通工人。莫紮特、贝多芬和萧邦也都在禁止名单上,但我父亲还是个爱乐者,还是从中国弄来了一些欧洲古典音乐卡带,甚至是南韩和日本歌曲。他在家中紧闭门户偷偷听,母亲每次都劝他别这样,警告说这太危险。果不其然,有一天,一名保安人员出现在我家,当时父亲和一些堂兄弟正随着禁歌起舞。那名人员要求交出卡带,我父亲装出配合的模样,交出一整盒北韩音乐的索尼卡带。他收下来,没有举发我家,不过这次真的很惊险!那名保安人员离开後,父亲马上将所有卡带收起来,藏匿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担心他会回来要求没收。事情没有发生……所以值得一提的是,他这种态度相当罕见。

  

在北韩,人人随时在怀疑别人。每个工作单位都有保安人员,但你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也会彼此监视。我父亲在矿坑和七十名矿工一起工作,他觉得至少能认出三、四个这样的人,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肯定。你信任的同志,晚上总来你家串门子的人,很可能最後发现是一个高明的保安人员。另一方面,因为家庭里不会互相刺探,而被认为是无法分割的单位,必须集体负责。重要的节日,像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诞辰,在官方粮食配给还正常运作的时候,偶尔我们会分到一瓶烧酒,一把糖果饼乾。那些饼乾硬到啃不动,只能先用热开水泡软来吃。之前提过,平常政府分配的玉米粉和白米分量很少,我们会为了特殊节庆先预留一些,像是四月五日的清明节以及死去亲人的忌日。

  

清明节当天,所有人会爬上南山,在十点钟抵达亲人的墓地。除了小孩,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很多人扯着喉咙嚎啕大哭。人潮真的众多,从远处看一簇簇黑压压的人群在山坡上移动,非常醒目,好像军队在攻占山头。穷人在那里可能只有简单的木碑,比较有钱的,像是党干部就会用石头,甚至是大理石。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前来祭奠祖先,我们带了满满一篮子的食物到曾祖父母的墓前,将烤豆腐、几瓶烧酒还有水果分装在三个盘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是家里的女人前一天准备的,她们一起烹煮,有时要忙通宵。找到墓地後,每个人都要在地上跪拜磕头三次,我们会在墓碑前挖个洞,里头放一碗白饭,每道菜也要夹一点放上去,以供先人享用。祖父会把酒倒进碗里,洒在墓地四周。他一边倒酒,嘴里一边向祖先祝祷,希望他们能赐予我们更多好运,“感谢祖先庇荫,今年过得不错,但是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请保佑我们,让我们过好日子……”之後,把汤匙插进碗里让死者用餐。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参与这个仪式,每个动作都必须重复三次,因为三是象徵死者的数字,祖父还会点上一根烟放在烟灰缸,让祖先也能抽上几口。最後我们就在坟墓旁,将剩下的供品吃掉,但不碰给死者享用的食物。我小时候很好奇每一年给祖先的食物到哪去了,我以为死者真的把它吃掉,後来才知道这些供品全让野兽打了牙祭。祖父过世之後,我们不再去南山曾祖父的墓地,而改到祖父下葬的孤高山。那里离我们家比较近,往返也比较不费力。墓地所在的山丘面朝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认为可带来好运。

  

饥荒开始出现时,许多人没办法筹措出祭拜要用的菜肴。陆陆续续,有些家庭濒临饿死边缘,即使有食物祭拜死者,这些饥荒的幸存者也没有力气翻山越岭到墓地。许多人甚至连埋葬亲人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由身体还算健康的邻居代劳。这个时候坟墓开始大量出现,而且常会见到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嫂和孩子的坟墓排成一列,死亡的日期都非常接近。祖父母尽管还算宽裕,也在配粮紧缩一开始就饱受饥饿之苦。一九九三年,他们和我父亲一样只能吃上玉米糊,也是在那一年,他们被禁止和日本亲戚有任何联系,当局扣住所有寄到海外的邮件,这样外界就完全不知道有饥荒。这意味着汇票也进不来了,祖父母第一次发现他们一贫如洗。祖父已经习惯精致的日本食物,难以下咽那些替代的粗劣食物。他开始停止进食,最後在一九九四年因虚弱而死,和金日成死於同一年。祖父一直要求吃肉,但是当时肉已经很稀有。我们後来设法弄到点肉让祖母煮给祖父吃,他吃完没过一会,就这样突然死去。

  

我上学要走一条桥过河,沿街有一整排建筑物就是上课的地方,分为小学和中学。每间教室一定会并列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照片,照片尺寸很大,就挂在黑板上方,好让我们随时看得到,也感觉领袖们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们脸上的每一个特徵我们都记得,就像记得这些被灌输的口号一样:“打到南朝鲜傀儡政权”,“党决定,我奉行”,“誓死扞卫伟大领袖,不惜作为人肉弹药”,“坚决保卫金正日”,“统一祖国”,“百战百胜”,“朝鲜人以一当百”,“为祖国和人民服兵役”……刀闪亮,踏步回响,我们是伟大将军的士兵……势如破竹,意气风发,我们是领袖同志的军队。”我十岁就会唱这首歌,现在还熟记在心。记得金日成诞辰纪念日时,士兵在平壤的庆典献唱了这首歌。电视播出时,我还跟着大声合唱。我总是哼着这首歌,因为它常不知不觉钻进我的脑海,而且一开始唱就停不下来,一定要唱到最後一首副歌。

  

教室後面有一块板子,上面贴着各种名单,负责打扫的学生、表现突出的学生、名列前茅的学生、品行优良的学生,也有像我这种老是做蠢事的学生,上课讲话、没有检举同学、不好好打扫或是忘记写作业。还有一张每星期更换的表格,上面列出好学生和坏学生,以及一行粗体字警告坏学生要“改正恶习”,好学生要“继续保持”。公布栏最後会贴一首赞美金日成和他亲爱儿子的诗,以及同样主题的流行歌曲。老师说要是一首诗或一首歌没提到伟大的领袖或敬爱的领袖,那是不合格的。我们渐渐难以想像会有什麽艺术作品不是以两金为主题,事实上,唱的歌或写的诗如果没有提到两金,都会被明令禁止。北韩的教育系统,从托儿所开始学习读写後,接着是四年小学和六年中学。之後每个人必须服十三年的义务兵役服完兵役大约三十岁,这时候才可能想到女孩和婚姻。我们大多数人很年轻就不想念大学了,社会的集体风气是从军队保卫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傀儡入侵。此外,我们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在做准备了,每个人都要上跆拳道课。这种朝鲜武术是身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英勇军人都要受的基本训练,传说两金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致人於死!

  

我们被告知身上的学校制服是来自金正日的礼物。这位敬爱的领袖,至少理论上看起来很关心孩童。他的名言之一,就是将学童比喻为“花苞”,必须妥善照料才会长大,因为“儿童就是国家和党的宝藏与未来”。於是每四年,感谢敬爱的领袖,我们都会领到冬夏季制服各一套,是蓝色的海军服样式。我们会把自来水笔插在胸前口袋,还要微微露出来,左胸心脏前的口袋则要别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徽章。能拥有最新款式的徽章是最棒的事情,朋友都会羡慕你。到了中学,我们戴上绣黄色星星的帽子,就跟国旗的图案一样。女孩子穿着裙子和黑袜。家庭贫寒的学生较乏人照顾,身上的制服也比较破旧。

  

北韩一个班级大约有三十到三十五个学生,通常分为四人一组,两男两女。组长戴着一杠三星的臂章。组长多半是女生,因为组长的主要任务是打扫教室,而男生往往讨厌这个工作。学区班长戴着两条红杠两颗红星的臂章,老师会选择品行优良、负责任的学生担任。分团委员是班上第一名或是区委员会成员,戴着两杠三星的臂章。班上有三名学生戴着三杠二星的臂章,他们是行为表现优良的模范,其他人效法的对象。学校里所谓行为优良,主要是对纸类回收和收集铜制品的义务工作表示热心。最高等级佩戴三杠三星的臂章,是学校代表,叫做队委员长,他的权力几乎和老师一样大,甚至可以跟老师回嘴。不过这些应该是要奖励优良学生的等级,隐藏其下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真实,背後有着老师和学生家长的私相授受。家长通常会用小礼物或略施小惠贿赂老师,好确保他们的捣蛋鬼可以升到更高等级。这种走後门的手法非常普遍,所以队委员长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党政要员或有钱人家的小孩。我虽然也来自别人认为家境小康,甚至还算富裕的人家,但我在学校的表现不良,不爱写功课,又常顶撞老师,奖赏与我无缘。每次教室要布置,我会因为不想做就翘课,我当时很叛逆,而且坦白说,老师们实在是天杀的无聊。

  

学校七点半开门,早上有五堂四十五分钟的课,午休时我们回家吃饭,下午从两点开始还有三或四堂课。有些课程不受重视,像是体育(我们会配合革命歌曲集体排练)、中文和英文。另一方面,数学、地理、朝鲜史和党史的成绩就相当重要。也有教导礼节的公民道德课。我们每天都要苦心钻研两堂特别的课:“童年时期一”和“童年时期二”,前者是金日成的童年,後者是他儿子金正日的童年。我们必须熟记两位朝鲜伟人的生平到枝微末节的地步:金日成前往俄国横渡鸭绿江的时间,一九四五年他独自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方式等等。小学四年级我学到,金日成少年时很会踢足球,担任中锋,总是为球队射门得分。课本上也证明金日成的天纵英明不容丝毫怀疑,他从小解题的方式就与众不同。老师问全班:“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射中一只,还剩下几只?”所有的学生都回答“九只”,只有这位未来的伟大国家领袖金日成回答:“一只都不剩,因为其他鸟都吓得飞走了。

  

他儿子金正日也一样,我们重复地听这些故事,不管是他着名的出生地,就在朝鲜最高峰白头山山脚下,或是他惊人的天赋,即便是游戏也从来没输过。金正日是早熟的孩子,很早就展露出聪明才智,有关於他的生平,流传了无数的寓言故事。据说在抗日战争时他从山上往船上的日本兵丢大石头,当场把对方击毙。另一则传说是,一天他父亲趁着战争空档在椅子上打盹,旁边有一群鸟嘁嘁喳喳,金正日打算赶走它们,为了不要吵醒骁勇善战的父亲,他不出声,光用大动作就把吵闹的小鸟赶走了。多有智慧啊!还有一次,他和其他小孩比赛丢鸡毛。其他小孩都笨笨地当石头丢,只有他用吹的就赢了。为了让我们相信小金是个伟大的完人,有一则传说是当他小时候曾试着爬树想摸到彩虹,结果还真的成功了……简直是个神明了!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我会嘲笑这种编造的神话,但当时我和其他人一样,照单全收,而且深深相信着。尽管我的同学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看见两金身上散发着抚慰人心的光芒,他们照亮了我们的道路,摆脱阴郁的生活。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心灵,是英雄人物,没有他们人民将迷失方向,且将坠入死亡的黑暗中。当时我相信幸亏两金对祖国无尽的爱,我们才能活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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