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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与欺骗 三

发布日期:2017-03-26

 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开始在党中央上班。当时我还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要陪同客人,所以实际上班晚了几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在党中央金正日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我在主席宫经常与金日成见面。这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党中央的豪华。我走进金正日的房间,快请进,黄老师,好久不见了”。金正日很高兴的欢迎我,然后向我转达了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我刚与领袖通电话,领袖说黄老师是学者,不知道喜不喜欢在党中央工作,领袖让我先问黄老师有没有进党中央工作的想法”领袖对我厚爱有加,没能好好做事,我真是抱歉。这次领袖对我的信任,我会用忠诚报答。我的回答金正日很满意,他给金日成打了电话,黄老师同意了。是,今天开始正式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金正日对我的态度很让人意外。金正日进入党中央后,亲自抓党员们的理论水平和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研究所可以说是党思想理论的国际部,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把外交部許聃副部长叫过来,直接给他安排任务。如果对外宣传主体思想30年,肯定会给世界思想界带来重大变化。

    

我之前已经知道金正日将楊亨燮逐出党中央,重用許聃(两人均是金正日亲戚)。虽然我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作为政府机构的外交部有领导权,但是我知道,金正日这么说完全是奉承我。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人员要仔细选择,党干部部会帮你,最好在11月中旬将人员确定下来。今天晚上部长们都会来,到时候我给你介绍”。我回到了办公室,国际部主管主体思想的官员们已经接到命令,正在等我。我与他们讨论了工作上的事情。接下来我忙着选人。有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去了锦绣山议事堂的政治局会议室,会议由金日成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上,非常意外的,金日成宣布我为主管科技教育的书记,我很吃惊。科学教育部管理着教育、科研、保健机关,掌握着这些领域的人事任免权,算是个很重要的职位。将我任命为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

    

几天后,从党本部听说,金正日让我做党中央秘书·部长学习组的老师。党本部是金正日直属机构,主管党中央人员的所有事宜。几天时间戴上了好几个乌纱帽,不懂人情的我开始犯错了。党中央的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金正日的指示下工作,但是我对党中央的运转体制还不甚熟悉。所以,我对周边所有的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开始给他们下命令。我一介书生,不会算计,20年前从金日成的秘书调任金大校长时,就犯过错。我不管有没有其它人在场,有需要时会随时给弟子们打电话,吩咐他们。我当时还不知道秘书们会将所有的通话记录录音呈交金正日。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部的工作之一,但是没有人高速我。对我的一篇演讲,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给金正日的报告里作了不好的评价。书记态度傲慢,作了没有党性的发言”。我演讲时,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不停的写些什么,可能是写报告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在他们看来是不对的。当时组织部掌握实权,我却对他们像对我的学生一样。没办法,我向金正日递交了自我检讨书。不久之后,一位金正日身边的人来找我,说我自我检讨书金正日很满意。

   

党中央附属机构的序列是组织部,宣传部,国际部,科学教育部甚至排在经济部后面。主体思想研究所因为主要是知识分子,排名更靠后,几乎在末尾。组织部是金正日的直属部门,有统制、干涉、监督其它部门的权力。组织部副部长们虽然对书记们保持礼节上的礼貌,但是有钳制其它书记的权限,这是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的原因和结果。与其它部门相比,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交上去的报告,宣传部也是金正日直属,排在组织部后面,组织部直接管理各级党委,负责党委的人员任免。曾经发生过宣传部的人因为组织部的攻击被赶下台的事。金正日任命我为书记·部长学习组讲师时对我说,讲课时可以随意发挥。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以的。要以部写的讲义为基础讲课,那之后我就一直按照党本部的要求进行讲课。金正日重新任命我为党中央思想理论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经过讹传,我又成了“负责思想的书记”,主体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主管主体思想的书记叫做思想书记。因为宣传部是金正日直属,所以我不是宣传书记。

    

主体思想研究所开始工作,先要从中央党部开始,当时党中央已经建立了每年学习1个月制度,党中央的人员进入中央党校接受思想教育。我向金正日报告,党中央的人思想认识低,我建议中断去党校的学习,以后由主体思想研究所来管,金正日认同了。以此为契机,我说首先要统一主体思想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我把主体思想研究所的负责人们召集起来,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我没敢碰个人独裁的部分,只是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体思想的差异,写讲义时我听取了所有学者的意见,有问题时大家展开讨论。原本只要写5天,结果我写了45天,主体思想研究所的学者们情绪高涨,很有自信,我跳出最有才华的人给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人讲课,书记和部长们的课由我亲自来讲。讲课效果很大,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人也不少。反对主要是在无条件支持金日成和金正日,偶像化个人崇拜的那部分。他们反对主体思想作为普遍真理的哲学化,所以,要求站在阶级立场上更加强化领袖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提出哲学上的反对观点,而且连基本的理解能力都没有。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水平还可以,那人出身于金正日的秘书室,当年我们这些秘书被驱逐后,他进入宣传部,后来负责216号室,为金正日写文件。

    

一开始,他跟随我的想法,后来成为金正日直属的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可能是为了向金正日表示衷心吧,对主题思想研究所持否定态度。文献整理室的室长和副室长都是我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官位,也持否定态度。社会科学院抓住这个机会,与宣传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虽说如此,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对主体思想表示了兴趣。一开始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后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关心。东京在北朝鲜的支持下成立了主体思想国际研究所,首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安井。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转信主体思想。我1977年4月在平壤一次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上与他见过面。我与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主体思想我记得与他的一段对话,怎么走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信奉主体思想的道路的?“为了人类的精神解放”人类的精神解放是指什么?他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顾左右而言它。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那你信佛吗?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那你为什么信佛呢?为了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平静?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经历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甚微。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老师和模范学校。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

    

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打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许聃,金正日亲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我没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与发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边学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利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岁了。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許淡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容淳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淡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物表示不满。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二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金正日妹妹是科长,金容淳是副部长,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后来取代了金永南。许淡的夫人金正淑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担任国际书记,在统一之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主管对南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对金容淳很有意见。不过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她奈何不得。楊亨燮也不能让金正日满意,许淡很精明,很能讨金正日欢喜。金正淑欲望很强烈,嫉妒心也很重。他曾担任工业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对书记不满,就用斧头差点把书记砍死,后来书记被枪毙了。许淡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不是那种因为是奉金正日命令行事就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所以,他与大家的关系不坏。我觉得许淡在金正日身边不是坏事。

    

金正日最警戒的人是继母金聖愛,为了让父亲金正日不再喜爱继母,就安排了许多美貌的女警卫在父亲身边,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楊亨燮、许淡等人为了博得金正日的信任也纷纷攻击金聖愛,金容淳担任国际书记之后,相信金敬姬等人的支持,最后还是被他们背叛了。关于金容淳问题的报告交到了金正日那里。金容淳认为外交活动经常要邀请外国客人的夫人们一起跳舞,所以外交部门的职员的夫人也应该会跳,就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练习跳舞。这件事当然会引起非议,金敬姬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批判金容淳的大会召开了,很意外的,我被指定为宣读最后处罚决定的人。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1984年,金容淳被撤职,然后被下放到平安南道的煤矿劳动长,进行革命改造。几天后,我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领袖跟我讨论了很久,我们认为黄老师担任国际书记最合适”。我的心咯噔一下,担任主管科教的书记,我对教育事业算是知道一点,主体思想研究是我的专业,但是国际书记位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吧。我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希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

    

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着一切。不管咋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好,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蛇的程度。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利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对我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有一次,金正日下令,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吧。黄老师不是你说的那样。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鄧/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鄧/小平思路清晰,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清楚。这次陪同金日成面见了中国的党政要人,第二年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单独访问了中国。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参加了他为我举办的宴会,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乔石很熟悉,他对我说,五年后再来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变化。不用五年后,我当时已经亲眼见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有了自信,而且充满活力。回到朝鲜后,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只字未提,因为金氏父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否定态度的。我当时产生一种冲动,企望朝鲜也尽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及邓老的伟大功绩深信不疑。我悄悄的给国际部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为了更好的宣传主题思想,向金正日建议建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已经提前选定了一处地方,就离留学生宿舍所在地不远。但是,金日成去现场进行“现场指导(这个词是朝鲜新闻用语,类似于***新闻稿中的“考察、调研…”)”后认为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黄长烨会选定这个地方,选个更好的地方吧”。后来我选了另外一处地方。那里景色秀丽,附近有不少中央的办公厅,最后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给了很多帮助。1987年末工程完工,竣工仪式金日成也参加了,之后又给了不少资助。

    

在新办公场所办公之后的一天,金正日让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文章。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献整理室,还有秘书室,我想可能是觉得他们对国际形势不太熟悉,才让我动笔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以及新的特征,还有资本主义对阶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列强的合作,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还询问了日本的阶级构造,我说日本的体力劳动者不到劳动人口总数的4%。那些知识是我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后似乎有了新的认识,还询问在新环境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战略。金正日热情很高,几乎是催促着我。金正日不喜欢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他反对用理论指导政治。我写的文章他没有修改就采纳了。之后,有一次,金正日对我说,现在学者们不能自由讨论。各级党组织管制这样的自由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将来的变化,为了了解世界局势,还是要培养学者。所以,黄书记最好向我打个报告,不管出身,要选出优秀的人才,研究理论工作。听到金正日的这个提议我很高兴。当时在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学者还在反对我关于主体思想的内容,趁这个机会可以正好对优秀的学者们进行思想改造。我给最激烈的反对我的7、8个人发了传票,后来院长楊亨燮找到组织部说我再这样干下去,社会科学院要完蛋了。但是组织部的干部们知道其实这个指示是金正日下达的,就对楊亨燮威胁说,如果表示反对后果会很严重。最后我选择了20名已经获得学位的人才,他们不再属于任何机构,只属于我这个国际书记。为了保持机密,就命名为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个分室。他们也享有中央会员会职员的待遇,作为学者还有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劳动动员。

    

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转变了,于是社会科学院开始批判他们是变节者。学者们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们不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进行研究,还提高了主体科学院的学者们的水平。特别是对韩国事物的机构人员一旦遇到理论问题,都会请资料研究室的学者们来解决。被发配到地方劳改的容淳1年6个月之后重新回来,担任国际部副部长,他虽然在矿山劳动,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够回来。二人关系依旧,结果国际部就分成了我的人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马,还有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的人马。在党中央开始传言,国际部有三驾马车。在我与第一副部长的实力斗争中,金容淳是最后的赢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为部长,主管一切事物,建议我只是给出政治指导。金正日对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领袖不喜欢金容淳,领袖认为金容淳太会拍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我很清楚,实权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决于金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觊觎我的国际书记职位,我想,与其让他们想办法把我取而代之,还不如我直接推荐他们,我曾向金正日推荐过好几次。举荐他们的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几次劝我离开主体思想研究所,专心伺奉他。但是,我的期待是离开国际部,专门进行哲学研究,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北朝鲜不愿意变化,我对北朝鲜的权力层不再有期待。我倒更愿意毕生致力于我的哲学研究。


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国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是他们有所不知。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成问我,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不仅越南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注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我的房间外有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失错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正日给我来了电话。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吧。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任部长,兼任书记。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找我。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

  

1993年,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腐败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让司机跟着)。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疗身体疾病。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

    

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会。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世,我内心深处并不太伤心,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极端独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鲜。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礼结束,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黄书记,新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在新时代好好做事”。我有点惊讶,对金正日来说,比我更加亲近的人大有人在,为何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没有道理的。金正日偶尔遇到问题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我都会奉承他,金正日听后会说,“在所有书记中,黄书记是老大,应该多问问黄书记……之前金敬姬曾经说过,“虽然近臣很多,但是并没有可以真心信赖的人,哥哥很孤独”。我想到了刘备托孤,但是,此时我的思想已经变了。未来如何,我无法想象。7月20日,我将金正日在电话中提到的理论问题整理成一篇文章,金正日批准后以他的名义发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并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很顺利的结束了。听说黄海南道农业搞的很好,干部们就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农业耕作是不错,但是农民们的生活真是惨极了。别说吃的,厨房里连做饭的锅碗都不够。干部们把农民召集到一起,问,“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农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我的心痛极了。党,不应该只是讨论怎样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尸身,讨论金日成铜像前应该放多少束花;在为这些问题热烈讨论的时候,竞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苦难的贫民提出议案。干部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护金日成铜像,我虽患感冒,还是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值班。有的干部为表衷心,守灵到凌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调查,并上报金正日,最后在党本部会议上公开。更让人无语的是,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出院的人……等等类似毫无关系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真哭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长久以来相信了党的宣传。金日成7月8日去世,为了纪念这一天,每个月的8号都有人去铜像前献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参加活动,街道一度被堵。去外国出访的干部也要先去铜像前献花,外国客人到来,也要去献花。我认为实在是疯狂,别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饱肚子。

    

人们对金正日的称呼从“亲爱的领袖同志”变成了“伟大的将军”,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也开始使用“最高司令官”。金日成70岁寿辰时,有人提议给他“大元首”称号,我表示反对,当时金正日也在。当着金正日的面,我明确的说,“我认为,与其给一个军事领袖的称呼,不如强调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伟大,强调领袖德行的伟大。金正日听后,说,“等到解放南朝鲜的战争彻底胜利时再给大元首的称号吧”。金日成80岁寿辰时,有人又提议给金正日“元首”称号,我又反对。给领袖“大元首”的称号是不错,但是以什么理由呢?元首是军事用语,最高司令官不仅是军事称号,而是表示是军队的首领,所以更合适。最好的办法是给领袖做司令服,给领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帅服”。但是,金正日最后还是同意用“元首”称号。封建主义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北朝鲜的干部们都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用,过后我十分后悔。10月份,俄国自由民主党一行十余人访问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与他们见过面。金正日给这次访问赋予了重大意义,问我与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成为在俄罗斯支持朝鲜的主要力量如何?这表示金正日要给他们巨额卢布,我猜当时金正日外汇充裕,考虑到农民吃饭难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受到非难,将辛苦赚来的外汇就这样用掉太可惜,就建议再商讨看看。我开始担心,国家哪一天突然会倒掉。

  

我向金正日建议,遍布全球设立的主体思想宣传组织的经费由相关人员自筹。之前我们每年从金正日那里能拿到120万美元,这笔钱大约是国际部预算的三倍。金正日说,赚外汇不容易,让我们小心、注意。我觉得要赚外汇需要国家保卫部的帮助,就请金正日批准这件事。我将遍布全球的宣传机构集中到一处,建立了国际财团,要建立“主体财团”,需要钱。正为钱发愁的时候,一位老挝企业家免息借给我们上百万美元,原来他是主体思想的信徒。最终那位企业家担任财团总裁,我是理事长,金德宏负责财务,在瑞士开设了帐号。我觉得这样以来,主题思想宣传工作就能脱离金正日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我通过金德宏将主题思想的宣传物品送外海外,如果遇到检查,就说是针对宗教的宣传品,那些宣传品中将偶像化宣传和阶级斗争部分剔除了。这一切起到了效果,我们也获得了收入。为了让金正日安心,我将80万收入中的50万上交金正日,金正日非常高兴。在干部会议上说,黄书记纯粹出售主体思想就赚了500万上交党中央,你们坐在那里都在干什么呀?”50万被他说成500万,用来训斥下人。但是我就麻烦了,因为会议结束后干部们纷纷找到我,问我是如何赚到500万的,总理还非要我借给他30万。当时,中央各个机构遍设挣外汇的“幽灵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中央机关并不直接精英这些企业。

    

我是国际书记,负责国际事务,得到了许多海外侨胞的关心。想保守秘密是不太可能的,知道后有些人开始求金德宏从海外带东西回来。书记们也拜托我带一些药等等在北朝鲜买不到的物品。我秘密选出资料研究室的五名人员组成“财团主管分室”,任命金德宏为资料研究室副室长。金德宏的职位按月薪相当于政务院副部长级,享受党的干部待遇,而且可以出入党的各个机关。前文中说过,金德宏是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时的下属,在金大时我让他负责教务,总管大学事物。他曾在社会安全部任职,与社会安全部、保卫部、武力部的人关系很深。所以,出现需要与社会安全部或武力部协调的事情时,我都会派他出面解决。后来,我进入党中央,又把他带到党中央,任命为党中央指导员。金德宏平生最成功的事是协助我建立了主体科学院辅助机构,我有两位秘书,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给秘书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会派给金德宏。亲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来。金德宏经常出差海外,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侨胞,尤其与韩国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德宏更加认识到我的思想的正当性。他在思想上进步的很快。


1994年,朝鲜粮食危机,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居民饿死的情况,但是到了1995年,事情急转直下。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时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甚至干部的车在夜间遭军人哄抢。听到消息后,金德宏开始在海外购买粮食运回国内。经德宏之手运回国内的粮食超过100吨。我先将粮食分为了主体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们,接下来是保卫部,后来还分给了妻子单位的人。我能够救妻子的同事,却救不了无数饥饿的百姓们。整个朝鲜面临粮食危机,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建一个豪华的宫殿安放金日成的尸体,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


1995年2月,为庆祝金正日生日,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幕。我途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党员代表和学者们举行了讨论,我把大家从主体思想的一般原则讨论引到了国际讨论大会。在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一起学习的同学,还有俄罗斯共产党的国际事务书记,那位书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曾经在苏共中央负责青年事务,是位很年轻的干部。我小声对他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当时正为新的指导思想而苦恼,我就让金德宏给了他一份名为“为了全人类的光明”的主体思想宣传文件,还有为厄本哈根讨论会准备的宣传文件《哲学的使命》。国内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我能感受到那位学者(鄙夷)的眼光。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金正日却忙着加强独裁,他进一步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有反对者,公开或者非公开,都会遭到审判。有一次,一位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悄悄找到我对我说,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只有有一点异常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被处决前,先被处决的人会说,“我先走了”。想到这句话迟早会亲耳听到,甚至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黄书记是一位学者,又深受爱戴,请保护我们”。我请他喝酒,说了些安慰他的话,给了他些钱。

    

199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解放50周年纪念日,干部们都乘火车去咸兴参加庆祝活动。我和楊亨燮留下来接见从韩国来的学生代表,之后再赶去咸兴。我欢迎来自韩国的学生们,但是良心上并非如此。我跟他们握手,是在骗他们。来自韩国的学生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知道在朝鲜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知道在朝鲜居民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估计就不会坚持再来了吧。对与青年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结合的封建社会主义。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领导下,北朝鲜的青少年们不仅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都变成了奴隶,金氏父子甚至还企图欺骗韩国的少年们。我建议让韩国的那些左倾亲北的青少年们带到朝鲜生活一个月。如果一两千人在朝鲜各处生活一两个月,那他们就会从各个细节了解朝鲜的真相。我曾经与德国的宋斗律教授和韩国小说家黃晳暎见过面,我试图向宋教授讲解主题思想,事实上北朝鲜当局并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金永淳对我说,“宋教授琢磨不定,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请黄书记稍微给他施加点影响,改变他的想法”。我知道金永淳和统一宣传部那帮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派了有实力的弟子去给黄皙暎讲主体思想。

    

1995年末,我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国途中,在北京与金德宏秘密与韩国企业家商谈了金刚山旅游开发的事情。那时,我为了与金德宏见面,出国访问时都会途径北京,我们不乘坐飞机,而是主要通过北京到平壤的火车来往,理由之一是会经过沈阳,在沈阳有财团的支部,还有与我们联系的人。我回到平壤后,对金正日说经营观光产业有助于恢复朝鲜的经济。我的观点是,北朝鲜的经济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剂猛药很难治愈。在我看来,猛药就是金刚山旅游开发。那位韩国企业家对我说,六个月能够在金刚山建成观光设施。每位游客交200美元的门票费用,所有的线路都按北朝鲜的要求进行,一年至少会有10亿美元的收入。我将这些详细的介绍给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这是我给金正日的最后一个建议。不过,与其它的书记相比,我提的建议已经算多了。为了牵制组织部,金正日从秘书室选出了5个人,一起讨论下面呈交的文件,上面下发的文件也由秘书室讨论,如果与实情不符,秘书室有权再报告。秘书室没有设室长一职,5人同级。在北朝鲜党中央,各个部门都自顾各自利益,报告中虚假成分甚多,在经济领域,很多报告建议引入等级制,坚决执行分配制度,金正日只是说再考虑,通常没了下文。我曾经提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宽大一些,对于一些干部可以再次启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

    

我强烈建议开发观光产业,金正日让我写一份报告。我召集了人民武力部、国家保卫部、观光总局的干部们一起做。人民武力部没有意见,国家保卫部要求运营和导游全部要由国家保卫部的人员担任,并要主动担负对游客洗脑的任务。结果我就在报告中写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统一宣传部和对外经济委员会曾多次提议开放观光,但是也多次碰壁,这次我这个国际书记亲自从理论上论证可行性,他们也觉得希望很大。他们想尽快知道结果,就不听的给我打电话打听消息。我也着急,但是金正日不发话,结果就无法知晓。听说金正日向书记室的人询问起观光事业的情况,如果允许观光旅游,不就意味着开放吗?如果开放,会使我国经济瘫痪,结果很让人担心”。还不知道啊!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了。即使想开战,粮食也成问题。害怕被南朝鲜(韩国)占领,上面(金正日)也犹豫不决”。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给金正日提任何建议或忠告。我的苦闷更重。看着那些得癌症去死的人,我甚至想,为什么自己不干脆得个癌死掉。吊唁死去的弟子,我内心就在想,活着么久真是愧疚。这个操蛋的世界,赶紧来场战争,都结束了算了。

    

1996年2月,伴随着无数人民挨饿至死,金正日迎来了自己的54岁生日,主题思想国际讨论会在莫斯科综合大学举行。客人们都住在大使馆里,所幸大使馆距离莫斯科大学很近,客房又多,附近没有酒店也没关系。我带上了主体科学院的小同志们,他们大都十六七岁,刚刚高中毕业。带他们的目的是向客人介绍北朝鲜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他们是作为接待员去的,穿着统一的服装,还学习唱歌,不仅朝鲜歌曲、俄罗斯歌曲,连西方歌曲也会唱。会上,他们与客人们相处的很好,一起翩翩起舞,连大使馆的人都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只是接待员。消息传出后,莫斯科的许多团体都邀请他们演出,接待员的费用由国际主体财团承担,坐火车往返,住在大使馆的客房里,所费不高。多亏了他们,讨论会进行的有声有色。讨论的主题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主体思想原理的正当性。俄罗斯的学者们,特别是莫斯科综合大学的学者们,因为我出身莫斯科大学,都很欢迎我。与在其它国家召开讨论会不同,这次我做了好几次发言。侨胞们听后说,“对与主体思想的疑问都解开了,听到你说服现在还执迷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学者们也非常痛快”。在我而言,获得好评却令我有一些担心。我不知道成为对我来说是福是祸。

    

我与朝鲜驻俄罗斯大使和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心里盼望他们能在给朝鲜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评价好点。但是,回到平壤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在国际讨论会上负责翻译金牡丹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主体科学院攻读美学,她很受参会的俄罗斯学者喜爱。我曾经与我的俄罗斯同学开玩笑,如果不把牡丹带上,95年估计俄罗斯学者们都不会让我们踏进校门。我当初将金牡丹放进代表团时,干部部是强烈反对的,传闻俄罗斯留学生曾经参加反抗金正日的组织,所以1980年以后的毕业生是不允许出国的,我也听说过这个传闻。当时,在俄罗斯的朝鲜留学生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组成了反抗金正日的组织,其中不少干部子女。人民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后来将这些人毫无例外的全都枪决了,听说很多普通大学生也牵涉其中,而且之后也没有停止继续调查。我曾经问过人民武力部长,主体科学院是否有学生牵连,他说跟主体科学院的学生无关。我将这些话对负责干部的书记说,他说如果不担心她逃亡可以带上。我见了金牡丹,“你跟军队反金正日的人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就直说,然后再想办法”。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在我的母校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有问题”。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学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对自己的丈夫也是那么说的。那么,这次你来做莫斯科讨论会的翻译,我负全部责任。在莫斯科不要随意走动,确保不会出事。能保证吗?能,我保证”。她翻译的很好。她话不多,对美学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是个优秀的女学生。但是,回到平壤几天后,她的丈夫突然找到我。书记同志,请您一定要帮助我。我的妻子被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带走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请救救她吧,求求您了”。怎么回事?你仔细说”。一周前,一个自称是武力部保卫司令部指导员的人找来,那个人说出了妻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问妻子认不认识,妻子照实回答。指导员记录下来之后让妻子签字。妻子按照指导员的要求签完字后回到家,说录了供,心情不好。两天后,保卫司令部就把妻子逮捕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我知道了,我打听打听,你安心等着”。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金牡丹的消息和那份文件的具体内容。金牡丹的论文指导老师负责外国留学生事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系,所以,与教授关系很好的金牡丹也就有了责任。根据金正日的命令,只要与反金正日组织有一点关系,无条件枪决。我也被劝说最好不要介入。我只能照实对金牡丹的丈夫说,后来他的丈夫也被流放到地方。学生们一出国,就对金正日和朝鲜的真面目有所了解,也就知道为什么数百万北朝鲜居民饿死。所以,成立反金正日的组织事出必然,只是很可惜,等待他们的确是死亡。我强烈的感觉到,北朝鲜的独裁集权肯定会终结。


1996年夏天,我访问泰国和印度,目的是与两国的多个政党建立联系。为了与金德宏见面,我计划先乘坐火车去沈阳,然后飞去泰国。以前出国时我都是以书记身份亲自向金正日报告,但是这次根据国际部的安排,以国际部的名义写报告。报告书中建议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途径中国,由中国方面举办招待宴会。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欢中国,也忌讳我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所以我原来主张不告诉中国,直接飞泰国和印度。但是,负责中国事物的部长说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邀请我访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回应,如果这次途径中国又不打招呼,怕中国方面误会,还是应该通告中国。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欢我的亲中态度。按照惯例,国际书记和外交部长途径中国时都会通知中国的。金正日看到报告后说,“为什么不乘坐飞机,非要坐火车啊?不要途径中国了,直接从平壤坐飞机”。国际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后都很失落,我也只能苦笑。结果只在转机时停留北京机场两个小时。金正日有一次对干部们说,“对干部来说,如果不再信任党,那还剩什么呢?一堆肉而已。在金正日看来,权力是评判干部的标尺。如果我们是一堆肉,那你失掉权力,接受人民审判时,就更什么也不剩了。我决心已下,不能再这样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进入秋天,北朝鲜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难书。

    

1996年朝鲜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这些粮食连供应军队都不够。如果到了年末,军粮断掉,到时候政府就会将所有居民的粮食供应军队,我们这些书记们也要去市场买200千克的粮食交给军队。粮食难,人们成堆的饿死。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许多人跑到山涧水里捞鱼吃。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无法想象了。据从地方回来的同志报告说,每个火车站都有饿死的孩子们,海滨的人捕鱼太多,导致附近海域鱼子都没了;人们又去深海捕,结果一次就淹死了数百人。父母养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讨饭。这些是从我的三女儿那里听说的。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是两个小学生讨饭。我先给他们洗干净手,问他们从哪里来的,“父母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出来讨饭,从南浦来的”。我从女儿那儿听说后,就让金德宏打听。“根据组织部的说法,95年共饿死五十万人,包括五万名党员,今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金德宏向我说这些时,咒骂金正日绝不会得到饶恕。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的话与他差不多。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北朝鲜官方声称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如果是自然灾害,为何工业也全面瘫痪!民众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都是集权导致的,是金正日个人独裁的后果。目睹人民饿死的惨状,我亲身体会到了个人独裁的严重后果。前文说过,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金正日毫不关心,他投入大批财力和物力建造宫殿保存金日成的尸体。

    

人民正遭受苦难,精疲力竭,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不停。大致推算一下,宫殿费用三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买200万吨玉米,如果那些钱真买了玉米,粮食难的问题将立即缓解。金正日到底有多么漠视人民的饥饿,可以从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当时驻瑞士大使建议,瑞士不用饲料喂养牛和养,而是喂草,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朝鲜学习。金正日指示书记们,接受大使的意见,我对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议真是无话可说,书记们都盛赞金正日的指示英明。接下来朝鲜全国总动员,将种了庄家的地毁掉,为了能让居民吃上肉,开始培育草地,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我想起来一位法国皇帝和皇后说,如果没有面包,可以吃水果;一位俄国沙皇说,百姓们挨饿,为什么不吃蜂蜜。我无法赞成“造草”运动,建议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地方实验,但是,书记们说这是伟大的将军的指示,提出每个书记去一个道(朝鲜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指导运动。我因为是国际书记,还被要求通过大使馆搞到草种子。金正日不仅对人民生活毫无关心,还干涉总理等经济专家的正常工作。他将“党的经济”从“国家经济”中分离,就像管理个人财务那样管理国家,国家经济首要任务是满足特殊机构的要求。举个例子,1996年整个朝鲜电力供应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各个部门纷纷要求电力优先供应自己的机构,金正日接受了建议,并将它变成了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律文件。接下来,权力机关拿着文件去找电力供应部,威胁要求首先满足自己。电力部招架不住,就报告到金正日那里,金正日又要求书记们搞清楚具体情况,我们一打听,各个权力机构绕过总理直接请金正日批准的要求共有190余件。

    

金正日没有将经济问题交给经济专家,还妄加干涉,所以,政务院虽有几名总理,国家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对于粮食问题,金正日为了减轻居民痛苦的措施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居民为了找粮食,到处跑,经常用到自行车,很多情况下,女孩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金正日看到后,“(我)讨厌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车后面,不符合朝鲜的风俗”,从那之后,在朝鲜就再也见不到骑自行车带女孩的现象了。金正日这辈子,那怕有一次饿过肚子吗?整天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资格评价朝鲜的风俗吗?如果站在道德立场,破坏朝鲜族道德的罪魁恰是金正日本人。在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前,北朝鲜居民的道德状态是很好的,我在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学生们的德行都无可挑剔。有一次,我接到一封来自元山的信,内容是感谢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救落水儿童的善行。我之前没有收到过类似的信,就给经济学专业的系主任打电话,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把学生叫过来一问,是去元山实习的两名大学生做的,虽然当时河里结冰,但是学生们还是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学,学生们的品德已经差到无法形容。男女学生公然行凶,偷窃行为十分普遍,老师明知道是哪个学生偷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无奈那位学生是高干子弟,根本不能处理。学生干部向学生索要酒、烟和钱根本不是秘密,教授们每逢考试,也会向学生索要烟、酒之类。我问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和书记的弟子们,考试时通常有几人受贿,他们直接回答,“老师,您不该问有几人受贿,应该问有几人不受贿”。我感慨道德败坏,他们说,“老师,道德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谁还提道德”,我本就不通世事,只能苦笑。我问他们,为何大学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致的回答说,是那些军人学生将大学搞坏的。之前,军队纪律严明,但是金正日掌握军权之后,军队只要求忠于金氏父子,道德纪律一概抛弃了。作为朝鲜最高学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尚且如次,其它学校就更不用提了。有一次,一个中央党校的老师来找我,说现在所有的机关都被“水中纸法令”支配着。他说,现在国家各个机关和企业乱发没有指令,什么事也做不成。想要最快的解决问题,就要行贿,再就是有关系。结果,国家法令没有可信度。在普通百姓中,也能听到对道德败坏的嘲笑。“一等良心的人95年饿死了,二等良心的人96年饿死了,三等良心的人97年会饿死,那之后,只剩骗子还活着”。虽然一次次公开审判声称要消灭强盗和小偷,但毫无效果。

    

据说在地方,平壤市场也时常出现卖人肉的。一位住院医生在平壤市场买了些肉,回去后发现肉有些奇怪,仔细观察发现绝对是人肉。第二天带着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人去抓了那个卖人肉的人。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从早到晚通过电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我知道,这时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亲眼见证着这一切,我也为了下决断而深思熟虑。我很清楚,继续跟随金正日,对历史、对人民都是犯罪。小时候,虽然也发生过让别人误会的事,但违背良心的事我从没有做过。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关系看,在1980年之前,与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我是衷心的在辅佐他们,而且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那之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我在精神上日趋痛苦,站在我的立场,十分苦闷该怎样选择。与死相比,我觉得活着至少还能帮助手下的人。但是,当金正日漠视人民的饥饿,疯狂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韩国投降的,那么,在朝鲜崩溃之前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从负责对韩国事务的人员那里听说的消息,韩国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完全掌握了韩国的反体制力量。军部的人声称虽然美军驻扎在朝鲜半岛,但是一旦开战,也能确保胜算。军部还叫嚣,现在不开战,以后会更加困难。想到手足相残的战争再次发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在我的心里,与北朝鲜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远,对它们只剩憎恶。但是,态度变了并不代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帜。这个是最勇敢的,但是结果只能是一死了之。第二条路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带着面具活着,然后寻找恰当的机会。财团事业进行的很顺利,赚到的外汇成为我的活动保障。在党中央,只有我的附属机构直接赚外汇。因为有个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的名分,国家保卫部也很合作。有一次,一个矿场火车没有轮胎,我一次花5万美元给他们买了200副。党中央的人员日子也不好过,我给了国家保卫部积极的帮助。我是主管思想的书记,很久之前就常出国活动,现在主管国际事物,更是经常外访。这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有利,再加上财团赚到了数额很大的一笔外汇,对内活动也有很大帮助。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图后,我的追随者们对我忠告说,“应该继续向金正日低头,充分利用有力的形势,扩大影响力”。道路有些消极,但是能让我心安,也能让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获得安全,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我反复考虑着三条道路的长短处,到底选哪一条道路?从我的性格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最合适的。我见到金德宏,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向他索要毒药。


不久之后,金德宏给我带来了毒药,但劝我没有这个必要。兄长创造了主体思想,将主体思想理论化,以金氏父子的名义写了很多的文章,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是国际书记,身居朝鲜要职,属于核心领导。如果兄长你自杀了,你真的认为家人会平安无事吗?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事啊。到时候想污蔑你公开变节很容易。既然将来肯定是以韩国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现在与其自己了断,还不如与南部连联手起来。我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听他一说,想法更加坚定了。与其这样死去,还是与南部联手共同战斗对北部人民更有帮助。金德宏说与南部联络的事情由他负责,我只要下决心(逃亡)。想到抛弃家人,我的内疚无以形容。如果我逃到南方,之前活在荣誉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变节者的家属,苦痛将随之而来,甚至失去生命。但是,我的良心却将我引向南方。


1996年8月末,我写了一篇名为《朝鲜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阐述了我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是写来给金德宏拿去和南方联络的。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战争,在最短时间内让金正日体制崩溃。我想,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祖国统一。对北朝鲜而言,韩国在经济上、国际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韩国与美国关系密接,在两国的共同帮助下,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引到北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对金正日来说,让他自己抛弃独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的结果是,金正日为了维护独裁,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所以,在现阶段,用改革开放诱导金正日,促使金正日体制崩溃是对北战略的出发点。给北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减少北朝鲜居民的痛苦,赢得民心。还要注意,要让北朝鲜的军需工业体制彻底崩溃。当时我并不能通盘考虑韩国的实情,还要躲避北朝鲜的眼线,仓促写成的文章肯定有许多局限。但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统一战略至今仍未变。从那之后,每当我思绪混乱之死,就会对自己说当时的选择是良心的选择,最终会又一次在心里确信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我知道这次是重大的事件,我并没有完全的自信。德宏和我的妻子都认为我们赚外汇、与韩国人接触和建立关系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对德宏说,对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德宏怕我心软说出去,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我怕德宏动摇,每次见面时都给他写条子提醒。

    

96年深秋,德宏带着葡萄来到我家。女儿看出了什么似的,爸爸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我好想要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句话。“那是什么话?发生什么事了?”我一时答不上来。女人回房间哭了起来。我让女儿安静一些,让他从此刻起,不再依靠爸爸,要靠自己。“心那么软,能成什么事?”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的忠告。一开始我将逃亡地点定为日本,在日本即将举行主体思想讨论会,从1997年1月31日到2月11日,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访问了日本好几个城市,见到了很多知己。朝总联的干部们热情的招待了我。年轻人学习了主体思想之后也都抛弃了幻想,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专门访问了朝鲜大学做了主题演讲。朋友们真情的款待我,我却不得不欺骗他们。因为主体思想的姻缘,我在日本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机会,在日本机场启程去北京时,我心情非常失望。

    

1997年2月12日,我和德宏走进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那个“小我”死去了,“大我”开始了新的生命。那天,也是我离开平壤时,与妻子约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永离别让人痛苦,但是,生离别,痛苦永远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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