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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与欺骗 二

发布日期:2017-03-26

  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

    

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为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

    

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张,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对敌人是不能留情的。我决定不介入政治。

    

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思想讨论的方法是:所有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情开始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南方学者大多性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则认为自己出身正统,对党无限忠诚,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上的优越感。结果思想讨论会自然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来主导。我为了保护南部出身的学者们费尽了心机,但是,哪怕只是与南部劳动党系的人有一点关系,想救他都变得很难。还好,最后除了哲学系一位老师之外,南方学者们都过了这一关。被肃清的那位老师罪名是间谍,理由是与德国修道院的人很亲近。那位老师学问很大,我很喜欢他。有一天他被秘密警察抓走了,留下了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听说他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被秘密警察抓走后能活着回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想在这里给他恢复名誉。他毕业于首尔大学,是一位教授,名叫金真九。我不相信金教授是间谍,像他那样的出身,跑到北方来当间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哲学系当时有秘密警察的眼线,他们不喜欢我赞赏金教授,就造谣说,金教授拍过我的马屁,所以我才替他说话。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苏共20大,会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就抓住这个机会在朝鲜集中火力攻击苏联派。他打的旗号是:攻击那些批判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具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单是攻击苏联派系。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最严重的国家,现在是,当时也是。理由就在于北朝鲜的封建余毒最甚。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获得了权力的金日成当时还很年轻,对权力斗争又很擅长。金日成,不,他的本名叫金成柱,1940年末进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特别教导旅团,为第一教导营营长,军衔是苏军大尉。苏联第88特别教导旅团内的朝鲜人中,苏联之所以选中金日成,就是因为它年轻,同时觉得他有远见。他的经历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根本没法比。为了让自己从一个苏联军官变成一个朝鲜人的英雄,夸张宣传就成了必须的工作。当时又恰好是个好机会,朝鲜人长期受到日本人压迫,迫切需要一个英雄。

    

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被称作第3国际的这个联盟1943年宣布解散。期间苏共的路线与第三国际差不多,原因很简单,并不是第三国际领导苏共,而是苏共领导第三国际所属的各国共产党。北朝鲜受共产国际领导,当苏联批判个人崇拜时,北朝鲜也要对个人崇拜展开批判。有意思的是,正是斯大林让金日成成为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一向是喊斯大林万岁口号最响亮的人,而且他完全模仿斯大林在朝鲜建立了个人崇拜体系。历史事实是:当苏联批判斯大林时,朝鲜共产党也在批判金日成。接受苏共领导的那批朝鲜共产党人在朝鲜贯彻了苏共的方针,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批判。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批判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蔓延到了思想领域。所有反对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进来,贯彻苏共指示,反对金日成独裁。金日成通过嫁祸和残忍的肃清行动,很快将火苗熄灭了。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是苏联派,党委书记是延安派,领导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平壤市市委书记是延安派,这样以来,不仅在校内,在党中央,我成了各方竭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我当时还不属于任何一派,资历尚浅,只是与金英柱(金日成亲兄弟)等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的职务是,党的方面,金日成大学党支部副书记;行政方面,我是哲学讲座长(哲学系系主任),大学科学研究部长。科学研究部长与研究院长是大学内最有权力的人。副校长的权利很小,所以,整体来说,我是仅次于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第三号人物。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依赖我处理事情。党中央来的人会问我大学的情况,然后让我不要对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说。但是我很苦闷,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牵涉到了我。当时,不仅哲学和经济学,批判活动已经蔓延到了语言学和生物学系。我一直认为:批判运动对杜绝个人崇拜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影响到正常的教学,肯定是不行的。我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决定一切。但是,事实是,共产主义者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干得却全是政治斗争的事。我担心自己会卷进去,成为权力斗争的道具。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认,如果不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在大学里我甚至保护不了自己。最让我难过的是,自己身边的老师们被迫害,我却束手无策。

    

我当时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应该听从干部部的劝告,去中央党校,而不是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南方劳动党的人被肃清之后,接下来轮到了苏联派和延安派。两派的人企图借苏联批判斯大林之际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大学里有点勇气的老师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老师们大多同情被肃清的南部劳动党成员。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斗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学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对金日成的苏联派朴长玉和延安派的崔昌邑,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的学者们联合了起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随时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他们到了学校一定会找到我,秘密调查校长和书记的动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我对政治斗争既不懂,也不想卷进去,所以对所有的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体党员会议上,以朴为代表的苏联派和以崔为代表的沿安派联合势力攻击金日成,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当这个时候,又爆发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党支部书记等人逃亡中国的叛党事件。接下来自然是大学内又召开了思想检讨会,又一批学者牺牲了。传闻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们写了反对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写作的人没有参加思想检讨,他们被秘密警察带走了。申载允老师是曾经的平壤经济专门学校校长,肃清运动时他在金日成大学通信专业。延安派的崔昌邑被捕后,他立刻骂崔昌邑是坏蛋。但是问题是,党内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是日本日援会成员,所有日援会成员都被当作延安派。他的同僚们听到他骂崔昌邑,就联合起来攻击他。我觉得,虽然他有性格上的弱点,不通人情,但是,他还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党组织劝我断绝同他的关系,看着他被整垮,我没能力援助。后来,他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曾经接受过他的恩惠,却没能帮上他的忙,我时常内疚,当时他都50多岁了。接下来我想说说曾经和我一起逃难的宋宪革,他也是50年代牺牲的知识分子之一。

    

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金日成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经济专门学校。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军一度后退,他被韩国军队抓住,负责给士兵们装弹药。后来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来之后,他又进了人民军,并希望重新入党。因为担心人民军(怀疑他),他一直在人民军内呆了7年之后才找我帮忙。你现在被安排在哪儿?平壤西区,人民委员会商业部当指导员”。我决定帮帮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们考虑安排宋的问题。然后又去找了与我关系不错的商业学校校长,跟他讲宋很有才华,强烈推荐宋去商业学校做教员,校长同意了。重新进入商业学校后,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时间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是到了1956年8月,也就是前文说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攻击金日成反遭肃清之后,党的个人独裁更加严重,开始严格调查所有知识分子。宋虽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经参加过日本军队,哥哥又跑到了南方……结果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一个“养成所”当教员。后来他还寄信给我,虽然当时我已经进入党中央,但是仍旧没有能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因为政治牺牲了。从宋的身上,我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善良未必能保证成功,相比而言,独立自主性要比创造性更重要。在东京时,我劝他不要参加日军,他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饥饿等),还是去了。在金日成大学读研究生时又回到了不该回的金日成大学,在不改结婚的时候听从父母结婚……宋天性善良,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听老师的话。想到他我还联想到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在教育子女时,除了交给他们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自主和拥有不屈的斗志。


1958年1月3日,我成为党中央书记室的理论书记,在党中央上班。金日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立了书记室,将自己的理论书记一律称作“秘书”,理论书记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书记室自从金日成开始党的事业时就设立了。我进入书记室时,书记室长是比我早一年进入书记室的人,他也是苏联留学出身。室长之外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金日成大学研究院出身,听说中学是在日本第三高中就读的才子。另一位解放前在首尔大学毕业,比我大九岁。他们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但是文章都写得非常棒,特别是室长,理论文章非常擅长。成为党中央的书记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有了个人专车,有军人护卫,还住进了高级住宅区。为了辅佐金日成总书记(当时叫党委员长),党中央各个机构都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拜托的事更是不敢怠慢。

    

每天晚餐都在“经理部”免费吃,妻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教俄语。就这样,我们的富裕生活开始了。有一天,妻子小心翼翼的对我说,想把寡居的生母接过来。丈母娘离婚后又再婚,不过新丈夫也已经死了。我立刻同意了。丈母娘带着再嫁后生的儿子和女儿搬了进来。我让女孩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男孩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技术。当时,中央委员会有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下面是部长、副部长,科长、指导员。后来,党中央委员长成为总书记,副委员长开始叫做书记。为了不将党魁秘书的“书记”(指我们)和党中央领导“书记”(原党中央副委员长)混淆,本文中,书记指的是党中央领导,秘书指我们。理论秘书(即理论书记,下同)们还有一个技术秘书,他其实就是给金日成跑腿的。金日成很看重我们这些秘书,包括政治局会议都让我们参加。金日成主持会议和去各地视察时,我们都会陪同。金日成对我们说,“同志们不仅要读懂我说的话,连我的脑子里的想法也要能读懂。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我的意思的文章。”我们这些秘书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金日成写演讲稿,以及整理金日成的讲话。还有,修改那本已经出版但是整理的不太好的《金日成选集》。我们除了为金日成个人整理和写文章之外,还要写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决定”和“红头文件”,以及修订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金日成还命令我们为他的主要干部写演说稿,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帮助。

    

1958年是北朝鲜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经济上,北朝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政治上,金日成肃清了国内的反对派以及延安派和苏联派,完全建立了个人独裁体制。人民的生活与朝鲜战争之前相比,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如果金日成从1958年开始,只是独裁10年,那么朝鲜现在也不会发生每年饿死100万人的惨况。无论是发动朝鲜战争,还是肃清政敌,金日成当然负有责任。但是我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也起到很大作用。根据阶级斗争原理,对于阶级敌人,无需在乎手段和方法,只要发动进攻就是正确的。它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当时我还是很尊敬金日成的,因为他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我还是征用兵时,听说了被包装过的金日成的故事。当时我想,如果此生能见金将军一面,死也无憾了。解放后,到底是真是假,我这样想:“不管怎么说,金日成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北方人民才接受了他”。我非常敬佩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后来我与游击队员出身的干部们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金日,崔永建等。

    

1958年我成为党中央的秘书,那年金日成46岁,每天早起晚睡,没有别墅,到地方考察时与我们一起在车里吃住。早上我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金日成已经与副官在散步了。金日成当时精力旺盛,通常是我们这些秘书们急急忙忙跟上他的步伐。金日成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常只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秘书一次也不曾缺席。会议上的速记内容和录音材料都保管在秘书室。我们把文件整理好后,呈交给金日成,他下结论,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表。金日成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的批评金日成将苏联、中国、东欧的援助不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发展重工业。金日成反驳说,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朝鲜永远无法独立自主。在金日成的重工业政策指导下,1958年北朝鲜生产出了28马力的拖拉机和货车。那年我陪金日成去平安北道、两江道等地考察,军事工厂已经在地下建设完成。我的感觉是,写演讲稿与写教科书完全不同。从开始写讲稿到写的顺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秘书室工作不久,1958年4月,我被要求写金日成对司法监察的演说稿,我在室长的帮助下写完交上去,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他最后演说时没有用稿子。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最后我还是根据金日成演说的记录整理好了稿子。我将整理好的稿子交上去之后,金日成评价说整理的很好。那篇演说后来收录进金日成的选集。金日成的演讲以经济问题居多,大多由其它精通经济问题的秘书动笔。这样以来对我反倒是好事,因为我业余时间就多了,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哲学问题。其它秘书到了周日喜欢打猎或去其它地方玩,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秘书们为政治局委员们开讲座,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除了金日成和崔勇建都要参加,秘书室长负责经济部分,我负责哲学部分。我当时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

    

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主席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主席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主席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15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

    

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会把我赶下台的”。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km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1959年1月,我陪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金正日正读高中毕业班,一起同行。我之前在朝鲜中央党部见到金正日和父亲金日成一起出现过几次,不过正式见面这还是第一次。金正日知道我曾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授,对我很尊敬。对我而言,他是领袖的儿子,我自然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金正日很机灵,好奇心很强,问了我许多关于大学学科的问题。我是学哲学的,对所有的学科都略懂一点,似乎满足了他的疑问。金正日不能参加正式活动,只能留在宿舍,他还要我留下来陪他。在与金正日的聊天中,我对他的印象是:金正日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对权利已经有很强的欲望。他很努力的伺奉父亲,每天早上金日成出门时,他都会在一旁扶着父亲,亲自给自己的父亲擦皮鞋。

    

金日成当时才47岁,是根本不需要搀扶的。但是每次儿子搀扶自己时,金日成都表现的很满意。等到晚上金日成回来,金正日都会召集副官、医生、看护等陪同人员,听关于当天的报告,并做出指示。(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小青年是怎样把自己的叔叔赶走,自己继承权利的)。有一天金正日说想去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展览馆参观,我就带他去了。他问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我给他翻译的很吃力。我问他为什么对技术那么感兴趣,他说,“因为那是父亲关心的问题。他还说想去莫斯科综合大学看看,一起去的苏联共产党官员想巴结他,就对他说,“你毕业了,可以来莫斯科综合大学学习”。但是金正日勃然大怒,“平壤也有优秀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我要去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金正日是个急脾气,给下面的人作指示时很严格。金正日不是那种深思熟虑的个性,很感性,容易受感情左右。

    

1959年,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全面爆发,秘书室接到指示,批判修正主义。那年春天,我受金日成委派,陪同最高人民委员会常任委员长(名义上的朝鲜国家首脑)崔永建(音译)巡访社会主义国家。同行的还有副首相和最高人民会议秘书长。巡防的目的是对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向朝鲜提供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谢意,访问顺序依次是苏联、东欧、蒙古,代表团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1950年夏天我曾经带领在苏联的朝鲜留学生去匈牙利一个国际休养胜地度过了一个月,当时匈牙利经济困难,我们这些外国人到了那里也吃不饱。但是,这次到匈牙利,感觉一点也不像刚刚经历了动乱的国家(1956年事件),人民生活水准很高。匈牙利从中国接受了大批援助(这家伙不愧是搞文字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啊)。匈牙利当时贯彻亲中政策。斯大林已死,匈牙利甚至提出奉毛主席为世界革命领袖的主张。1956年,中国认为,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批判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弱化了阶级斗争,所以才导致匈牙利事件,中国认为这一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直接后果,中国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

    

当时的局势给人一种印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从苏联手中转移到中国。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好感也超过苏联。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朝鲜,他的领导人每年都会为了援助而访问苏联等国。与赫鲁晓夫给援助外带条件不同,中国不仅不带条件,往往给的比要的还多。所以,阿尔巴尼亚也偏向中国一边。我为崔永建写作访问期间的演讲稿,他很满意,常常把我叫过去,听我的意见。在党中央,传闻崔永建是很难接近的人物,但是我接触后感觉并不是。回国后,金日成读了所有崔永建的讲稿,称赞我写的很棒。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金日成说,“我们要让自己的主体思想更加坚固”。为了恢复受到毛主席挑战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身份,赫鲁晓夫嘲笑中国大跃进的失败是小资产阶级急迫性的表现。他嘲笑毛主席想放屁,结果拉出了屎。而毛主席也想通过思想斗争,挽回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损的权威,所以更积极的投身意识形态之争。金日成则想利用两大国的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大力宣传千里马运动,强调经济、文化都要走自主路线。

    

中苏论战继续进行着。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81个国家共产党大会。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进行。中苏两边的论证又持续了一个月。北朝鲜代表团团长是金日,思想书记是金昌万,我作为理论顾问随行。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剩下的所有国家都支持苏联。中国方面,队长是刘少奇,前锋是邓老和彭真。苏联的队长是赫鲁晓夫,组织书记和宣传书记是前锋。两方开骂。

    

当时普遍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支持中国的是少数。所以,无论中国的发言多么出彩,1对7的比率,还是很辛苦。一部分小党担心共产主义的分裂,留着泪说,“经历过10月革命的苏共和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相互对抗,这像话吗?这个房间可是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啊,如果列宁在世,看到我们吵成这样,会说什么呢!胡志明看不下去了,出来调节。赫鲁晓夫说好,刘少奇拒绝,会议继续僵持。朝鲜团长打电话给金日成汇报情况,金日成作出指示:我们朝鲜绝不屈从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即使我们被迫重新回到长白山区打游击”。金日成知道,当时各国共产党间的国际电话都要在苏联转换(也就是说他讲话的内容是被苏联偷听的),就故意将声音提高的很大。第二天,我和团长没有参加会议,留在宿舍按照金日成的指示写宣言书,晚上快要写完时,联络人员过来说两方和解了。据我们的国际部长说,两方剑拔弩张,会议陷入僵局时,邓老、彭真和苏联开始了谈判。

苏方:“中国还要继续称我们是修正主义吗?”

中方:“苏联还继续诽谤我们是国际宗教团派吗?”

苏方:“不会,苏联以后不会再诽谤中国了”。

中方:“那么,中国也不会再叫苏联修正主义了”。

苏方:“那么,我们在列宁像前盟誓”。

中方:“好”。

最后中苏两方在列宁像前盟誓,互不诽谤对方。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演讲,态度与之前来了个180°大转弯。晚上赫鲁晓夫举办宴会,但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都没有参加。赫鲁晓夫不是一个稳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农民出身骄傲,喜欢开玩笑嘲笑别人。中苏论战期间发生的一件事。11月7日,为纪念10月革命举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老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老先走,邓老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吧,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


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斗争。但是,从中苏论战看,共产主义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权谋。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中国共产党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毛主席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毛主席错了,中国共产党内也会提出批判”。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老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受。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1959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的根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说,走进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对群众进行思想改造,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我认为,为千里马运动赋予理论意义,通过运动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还需要再发展。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建立人们互相帮助的组织的条件也已具备,通过千里马运动,建立协作小组。也即是说,我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集体利益更重要,武装群众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我认为,苏联的教训是忽略了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强调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不管怎么说,千里马运动火热的进行着,也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里马运动中,还展开了对落后同志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人有难,大家帮忙。我提议千里马运动不仅要在生产活动中展开,还要扩大到党的机关内,但是没有被接受。金日成将千里马运动中的方法称作“千里马方法”,认为应该在工厂管理中也推行。“对策的事业体制”后来演变成“党书记独裁体制”,但是一开始,这一想法确实为了克服领导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我很支持金日成的这个创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让它理论化。这时我已经开始考虑,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主体思想理论体系化。当时党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两个,“主题思想”和“群众路线”,但是我提出了新观点,将两者合二为一,“主体是群众”。用一句话总结金日成这时的主体思想,即:无条件崇拜大国的伺大主义,但是又反对完全在朝鲜照搬大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求创造性的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的思想主体是革命,所以要求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北朝鲜革命中。但是我认为,革命是一场运动,不适合使用主体一词。不该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鲜的主体是朝鲜人民,要考虑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后来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创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并加以正式化。这也是主体思想的根本内容。这是金日成结合当时北朝鲜实际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视系统理论,而且还很重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党的事业是人的事业”。教育事业要放在所有事业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我第一次成为人民代议员。1959年1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日接触之后,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听说他回到家对我的评价很高。金正日进入大学后,还会到党中央总部来找我。金日成的办公楼共3层,秘书室在1层。与金正日多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他的权利欲很强,性格过激,妒忌心很强而且不择手段。我当时甚至担心,将来他掌权会让国家亡掉。每年夏天,书记们可以休假一个月,我这个时候通常去金刚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两座名山还是1961年9月,第四次党代会结束时,金日成让我们休假,秘书们一起去了金刚山。金刚山真的很美,之后我每次休假都会去金刚山,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分开的恋人。美景中我会完全忘记自己。与海相比,我更爱山。所以,有机会出国时,我更愿意去那个国家的名山。其它秘书们喜欢打猎,但是我没兴趣。原本我对运动也没兴趣,到了金刚山之后,喜欢上了登山。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睡觉前读童话,阅读童话时大脑就会被童心占据,对睡个好觉有很大帮助。所以,我有机会出国时,就会搜集那个国家的童话书。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访问为契机,我将主体思想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理论化。当时,我的秘书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对深化理论工作也自信满满。


当我寻找着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秘书的乐趣和自信的时候,一纸命令,我成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在我之前,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都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级别的人担任。看来随着金正日的入学,金日成想提高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级别。还有传言说,金正日在大学里对书记还算满意,但是与校长的关系不好。金正日入学,随他一同入学的还有他的妹妹和金日成的小舅子,再接下来是金日成后妻生的孩子。显然金日成想让自己的心腹担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金正日向父亲推荐了我。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是北朝鲜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那年我四十岁,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同时,金日成综合大学也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省管辖变成了内阁直属机构。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金日成,第一副首相为金日,金日也在事实上履行着首相的职责。也就是说,我成为大学校长后,金大成了金日成的直属下级。我并不喜欢金大(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职务。当时我的秘书干的很顺手,哲学研究事业上也正逢关键时刻。而当了大学校长,不可避免的要出席很多日常活动,再加上我的行政能力不足。另外,之前校长位置上的人结果都不怎么样。在秘书室,我直接在金日成手下工作,进行研究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我,可以说没有比秘书室更让我满意的地方了。不过同僚们都恭喜我说,想进一步取得金日成的新任,金大校长是更合适的职位。当时,党中央副部长的月薪是200元,但是金大校长的月薪是250元。而且轿车和警卫的档次都高一级。

    

任命我为校长后,金日成对金大表现出了更大的关心。只要金大需要,都会满足。金日成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大的事情,有空金日成还会直接到金大访问。金日成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特别是二女儿金庆真。金日成的二女儿学的是物理学,金日成说女儿要干更大的事情,要学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指示指定了特别教育案,教她经济学、物理学、哲学。我要经常为金日成的子女举办特讲。在金日成的直接关照下,我的大学校长当的越来越顺手,我也渐渐满足了。党科学教育部对我给出了积极的评价。这里说说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和她的妹妹是如何结婚的,很有趣。他们二人是在我当金大校长时在金大相见的。张金二人是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张成泽不是他们班学习最好的,但是很有艺术细胞,手风琴拉的很棒,唱歌和跳舞的才能更是无人能及。我不知道两人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不过两人正在交往的传闻确实悄悄传开了,不久之后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金日成当即指示,调查张成泽的家庭关系,结果显示,张的父亲经历有问题。金日成很生气,要求女儿立刻与张断绝关系。

    

金日成还指示给弟弟金英柱该怎样具体让两人分开。接到指示,金英柱把我叫了过去,给我说明了情况,要求我不许他们再见面。我知道,对恋爱中的男女,越是强硬分开,两人就约黏糊。金庆熙(金日成女儿)来到校长室找我,抗议我干涉学生恋爱。我对她说她年龄还小,那些事情急不得。我感觉小女孩脾气很倔,就找到了他的叔叔金英柱,将我对她说的话都向她的叔叔转述了一遍。金英柱无可奈何的摇头,他知道这个女孩脾气倔,连她大哥金正日也拿他没办法。当金日成知道两个人还在秘密交往后,生气的指示金英柱让张成泽离开金日成综合大学,去外地的一所经济学校学习。接到金英柱的指示,我不能再保护张成泽了。我送给了张很喜欢的书,让他继续好好学习。我当时丝毫不怀疑他们会重新见面结婚,后来也的却如我所料,两人结婚了。依此为契机,我们家和张成泽家走的很近。张成泽常常将我的儿子领到他家里。我准备第五届党大会讨论时,张还带夜宵到我的办公室,一起熬夜,张为我看文稿。张成泽三兄弟都很有才能,他大哥是军团长,二哥是军团政治委员。

    

1966年,中国爆发了特殊时期。金日成不支持特殊时期,在中国国内受到批判。金日成的对策是同时反对苏联的“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更强调主体性。1966年的党代会也成为金日成宣布这一路线的契机。我做了发言,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平时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考验。1966年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创校20周年纪念。金日成和党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纪念活动,直到看完文艺表演,都还没有问题。但是看到2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我的论文,问题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讨论过渡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先在大学当老师,然后离开大学去党中央,再回到大学当校长,7年过去了,感觉到和以前同僚之间在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出现了差距,因为我在政治局书记处,资料丰富,学习的时间也充裕。知道我成为校长后,以前的同僚们对我很期待,希望向我学习,邀请我写一篇20周年的论文。

    

文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就宣称从资本主义过度到了社会主义,接下来无产阶级专政弱化,国家也逐渐失去活力。中国共产党则不然,阶级斗争要持续到共产主义建立。我写道,仅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过渡期的结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下,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针对朝鲜的情况,只有统一半岛,过渡期才算结束,直到那时,阶级斗争将会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将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我还强调了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主张不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出身而是从他为社会主义做出的贡献来评判他们的进步性。论文发表后,金大评价说很有独创性。但是,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和金日成的表妹夫提出了问题。当时金英柱是组织部长,成为事实上北朝鲜的二号人物。金日成表妹夫是中央党校校长。

    

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和中央党校从规模到学者数量都差距很大,中央党校凭借着直属党中央与金大竞争。金英柱毕业于莫斯科综合大学法学院,金日成的表妹夫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学专业朝鲜史研究生毕业。两人认为我的论文是要弱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转正的**修正主义论文,并向金日成报告。金英柱对我并没有恶意,可能是我平常写的文章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产生不悦情绪。当时金日成已经肃清南部劳动党、延安派、苏联派,正在肃清一起打游击的那批人。金英柱手下的很多人都包括在内。我的感觉是,金正日已经发挥了政治影响力,金正日想把包括金英柱在内金日成身边的人都除掉。拍马匹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人为的为要拍马屁的那个人制造对手,然后攻击那个对手。金正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他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是最忠诚的,就说金日成周边的人不忠诚,或是思想上,或是能力上,以各种口实一一除掉。当时,我属于金日成身边的人。

    

金正日与我的关系不差,但是事情的发展真的出乎意料。在论文时间中,金正日表现的在我和金英柱之间摇摆,同时高度评价父亲是理论权威。金日成则不然,有机会就会点名批判我。结果,我和秘书处持有相同观念的人都被流放。我也做好了准备到地方去,开始打包行李。金日成的这一行动,是北朝鲜走向极左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表面上是理论之争,实际上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特殊时期的影响。金日成声称反对苏联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模仿中国特殊时期,强化个人独裁。接下来,一方面金日成被更加偶像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更加严厉。要求全体朝鲜人佩戴金日成徽章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批评我的人说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江原道当建设工厂负责人的老丈人想逃亡中国被抓。我不知道老丈人怎么会想逃亡中国,但是,可以确认的是,金日成很不满。

    

我和妻子与丈母娘生活在一起(丈母娘和丈人离婚了),跟丈人根本没有来往。但是,在家庭关系很重视的北朝鲜社会,这一事件发生后,我立刻陷入很难堪的境地。妻子被大学撤职了,我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没办法。突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当时直接管理大学的副首相金日与我的关系不错,我去找他商议。他想了一会说,“理论上出了问题,当然还要从理论上解决不是吗”?他没有说帮助我的话,我也没有期待。但是他的话的确对我帮助很大。下面简单说说金日成的家庭情况。金日成是三兄弟的老大,老二叫金哲柱,解放前就死了,弟弟叫金英柱。金日成还有几个堂兄弟(叔叔的儿子)。其中最出名的是金常柱,长期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休息在家。金日成舅舅的儿子们中有一位叫江贤秀的,长期担任平壤市党委书记。姨母的孩子里有一位叫李龙武的,一开始在军队,现在是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最近他已经成为金正日的心腹之一。在金日成的亲戚中,势力最大的是堂兄弟们。金日成姑母的两个女儿都在苏联留学,两个女婿分别叫杨雄哲和许端,他们与金日成的堂兄弟是竞争关系。姑母方面处于压倒性优势。金日成的后妻金诚爱和金日成的表姐金申淑【杨雄哲妻子】,金诚淑【许端妻子】来自同一个村子,但是关系坏。金正日排斥金诚爱,支持两个表姑(金申淑,金诚淑)。金常柱在和金申淑,金诚淑两姐妹的斗争失败,他手下许多人后来自杀了。金达贤是金日成舅舅的孙女婿。


1967年8月,平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应该说是平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我之前觉得大堤(距离金日成综合大学很近)可能决口,就领着学生们加入堵漏大堤的工程中,但是中央指挥部认为太危险,命令我们撤回。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只听“咣”的一声,大堤决口了。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就都被水淹死了。大堤决口之后,整个平壤一片汪洋。我担心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请求军队支援。但是整个农场已经全被水淹了,水面上只能看到屋顶。我很心痛,但是不得不撤退。令人高兴的是,后来学生们爬在他们养的猪身上生还了。按照金日副首相的指点,理论问题就用理论解决。我又写了文章解释相关问题,与其说是想改变我的命运,不如说我想申辩。我苦苦思索到底我错在何处,茶饭不思,妻子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我还改变了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我更经常的在宿舍过夜,与学生们一起吃饭、运动,晚上一起生火取暖。巡视宿舍,看到有的宿舍没有打扫,我会拿起扫帚帮他们清扫。我还帮同学们擦皮鞋。回到校长室,通常已经黎明十分,我再接着写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包括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和组织部大学指导科科长在内的调查组进驻大学,集中检查之后,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对我这个大学校长进行集中批判。我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然后教职员对我进行批判。许多学生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哲学系5年级的学生,也是大学学生委员长,作了声援我的发言,我们校长不是那种人”。

    

在当时的气氛下,声援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研究生猛烈的批判我,接下来又有女研究生批判那位研究生,同志,当年你听校长的讲义,感动的留下眼泪,现在却反过来批判校长,你还有良心吗?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立场很难堪。虽然我知道那些勇敢的学生们家庭成分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学里也没有问题。我还担心他们会收到迫害。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决心一定要解决理论问题。可是,思来想去,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出口。时间继续一点一点的过去,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校长室思索,进入梦乡,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一会的功夫,迷雾消散,我发现了一丝曙光。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阶级,将来阶级也会消亡。所以,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如此,怎么能以阶级为中心来看待历史呢?!!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历史。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使无数人遭殃,但是,他打的旗号确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中国的特殊时期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竟然动员“小孩子红卫兵”,而且依旧是在“保护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展开的。在特殊时期中,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致。金日成虽然嘴上说反对中国的特殊时期,史实确是:朝鲜在反对特殊时期的口号下,金英柱和金正日展开了激烈的权利斗争,斗争的结果则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与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特殊时期的对象,不可能开展特殊时期。但是,对我进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缩小版。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特殊时期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黄校长的错误,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听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我很抱歉”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黄长烨妻子)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甚紧要的事。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帮助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们都等着您呢”。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20日,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我说想将主体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吧,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交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一个月后,1970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这是很破例之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手,去了黄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楊亨燮的妻舅金容元。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我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全破灭。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我让他找出不理解的部分,然后解释给他听。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逐渐接受我的理论的真理性。我集中精力写了6个月。那年秋天,父亲病重,已经不能说话了,最终父亲在我面前去世,享年89岁,与母亲合葬。葬礼结束当天我就回到了休养胜地。因为要继续写作。金日成夫妇和他的妻舅也到了度假胜地。金容元晚上出去打猎见到了金日成妻舅。当时金日成妻舅刚从金大经济学专业毕业,与我一起在党中央秘书室工作,他与金容元关系不好。“金容元什么也不做,一到晚上就去打猎”。金日成听到后很生气,叫金英柱马上把金荣元传唤过去。结果金荣元不得不提前返回平壤,只剩下我和秘书室副室长。我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休养胜地。搬离的另一个原因是金日成打电话过去不方便,新地方有金日成的度假山庄,党中央干部们的度假别墅也位于那里,与平壤有直线电话。

    

金日成的小舅子是我的学生,他讨厌金荣元,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反对我。在他的庇护下,一群秘书室年轻秘书们联合起来与室长和副室长斗争。后来金日成也加入进来,站在小舅子一边,结果室长和副室长都被免职了。我向金日成要求将副室长降为指导员,还做我的助手,金日成同意了。不过,那些年轻秘书们还是会找他的岔。金日成的这位小舅子在外面尊敬我为老师,但是回到秘书室,就贬损我。可能是担心我威胁到他在金日成心中的地位了吧。1972年夏,我与金日成一起去休假,同去的还有金日成的秘书。休假结束后已经是9月了。回到平壤之后,日本一家通讯社邀请采访金日成。主题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劳动党对内外政策”。首先是书面回答,然后见面采访。书面文件是我写的,1972年9月17日,我写了《关于我党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对主体思想下了定义,并阐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对内外政策。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金正日也很满意,但是金英柱反对。金正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读懂了,而是为了反对叔叔金英柱,向自己的父亲表示衷心。对金正日来说,理论是小事,掌握权力实现独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英柱的权利斗争越来越激烈,金日成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儿子,而不是弟弟。金英柱后来病倒了,“植物性神经不协调症”,住进了疗养院。不久之后,金正日打电话给我,叔叔总是反对主体思想,黄老师去说服他”。我去找金英柱,与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终领悟了。他的苦闷不再是哲学,他对我说,我们家好像要决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您在莫斯科就喜欢哲学,现在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与我一起研究哲学如何?祖国统一需要时间,而哲学事关全人类的命运。他没有做决定,我也没有等他的回答就离开了疗养院。

    

1972年12月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新宪法。我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北朝鲜模仿了苏联的制度。根据新宪法,朝鲜实行国家主席制,党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权利机关,休会期间由常委会代行指责。常委会委员长并不是国家元首。有的外国电台不知道这个常识,将我说成是北朝鲜国家元首,我惶恐不已。1970年的一天,我独自面对金日成。与在秘书室时期不同,在大学工作让我明白,如果不能获得领导人的倚重是很危险的,政治情势复杂,我又从事理论研究,重新进入党中央工作当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说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金大校长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胜任的职位。我会想办法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一些。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与朝鲜法学家协会和朝鲜学生同盟一样,朝鲜科学家协会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影子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需要对外发表声明的时候才会用到。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之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让我做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够,不太可能。从那之后,我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频繁的议会外交。

    

金日成之所以设立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就是为了展开国会外交,让我做常委会委员长也考虑到能经常与我这个国会代表团团长见面。我成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工资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长的待遇还高。作为委员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学习会议我也参加,与金日、林春秋,朴成哲,吳振宇等一起。每年我都会去国外访问几次,金日成会见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和学者代表们时我都会同席。1972年,金日成60大寿,我得到了一块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表。送金手表是金日成亲自选定的方案,只发给核心干部。1973年初,我到了平壤近郊的一处休养地点。这是党中央修建的第一个休养地,没有几个房间,但非常适合写作,1961年第四届党大会时我作为秘书室秘书已经去过一次。这段期间,党中央的实权逐步转移到金正日手中。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北朝鲜,大家都明白了,金正日就是接班人。对金正日的溜须拍马也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甚至说是与金日成一起抗日的元老们选定了金正日做接班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别说没有一位元老有过那样的想法,即使说有,只要金日成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对,金正日都不可能接班。世袭已成既成事实,也意味着个人独裁体制必将长久化。金日成没有现代政治意识,同时封建意识浓厚,想把权力传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呢,也有从父亲那里接班的野心。

    

1974年2月举行的党代会批判了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批评他没有事业心,没有好好辅佐金日成。金日成批判金英柱,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金英柱最终被降为副总理。我所知道的金英柱是个诚实、有个性的人。金英柱曾留学苏联,对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从这一点上说,他比金日成还要强,金正日更是没法与他的叔叔相提并论。金英柱在权利斗争中败给金正日是必然的。宣传秘书和国际秘书是金英柱的左右手,他们都曾留学苏联,反对极端左倾,不喜欢个人崇拜。金英柱像相信自己的生命一样相信两人,结果两人被驱逐之后,金英柱的根基立刻不稳。金英柱被降为副总理仍不能让金正日满意。后来金英柱又被赶到了两江道一个山村里,软禁了起来。从那时开始,直到18年后的1993年,金日成仍没有打算为金英柱平凡,不过彼时的金英柱已经完全对金正日构不成威胁,金日成就把金英柱接回平壤,让他做了形式上的副主席。境遇与软禁时没有什么分别。从被软禁地回到平壤后,金英柱说,“灭金正日的是黄长烨”,金英柱对朝鲜情势的不了解已经到了那个地步!金日成曾经说过,“金英柱不狠毒,所以与叔叔相比,金正日狠毒是他的优点”。


1974年,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对金日成的“”运动。金英柱曾经提出10大原则,金正日则将十大原则引到偶像化金日成的方向。另一方面,为了偶像化自己,金正日也用上了所有的手段。党的组织机构捏造事实,说金日成小时候就具有领袖素质。金正日一方面在各地建金日成铜像,建“史迹”,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发现“口号树”运动。(金日成当年领导游击队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境内活动时,曾把树皮撕开,上面刻上“金日成将军万岁”、“祖国独立万岁”等口号,那些树被叫做“口号树”。)数十年过去了,口号树根本不可能还保留着。但是各地居然都报告发现了大量的口号树。虽说都知道是谎话,但是也有点太过分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发现了“口号树”。我在休养所一年有余,有一天金正日打来电话。“休养所要进行大规模建设,您去另一处吧”。我走后在休养所内又建造了几幢“特家(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别墅)”。我跟金正日说,休养所太远,还不如回平壤,直接使用最高人民会议的办公室。金正日同意了。我回到平壤,见了金日成。我向金日成提议发表关于主体思想的新文章,但是金日成却犹豫了。能说我比马克思和列宁还伟大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金日成突然没有自信起来,我猜想可能是我说要彻底改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让金日成有点胆怯了。但是后来发现事实与我的猜测完全不同,真正的原因是金日成的小舅子和秘书室室长合起来在金日成面前诽谤我。

    

与金日成不同,金正日对新思想很关心。金正日也不喜欢金日成的小舅子(金正日后母的弟弟)。金正日当时已经组建了“216号室”,专门为金正日写东西。2月16号是金正日的生日,216室的人大多记者出身,善于写文章,但是都不能算得上学者。金正日对我的哲学报告很感兴趣,我对金正日说,我的想法已经被金日成拒绝了,还是先放到学校只是当作哲学课题来研究更好一些。那么,黄老师将期间所有的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一份”知道了”。我把三年半以来写的文章都整理好给金正日送了过去,包括给金日成报告过的那部分。我重新回到大学,但是党书记说我已经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又接受金日成的指示进行哲学研究,就劝我将大学的事务交给第一副部长,然后继续哲学研究工作。党负责书记隶属党中央组织部,是金正日派来的。我觉得那样很好,也想继续研究哲学,就去了图书馆,继续主体思想体系化的工作。当时我还开始培养后辈,我选了两个大学里才华出众的哲学专家和经济专家作我的助手。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脑子比我好十倍。”当时我因为给金日成的儿子和女儿讲课,政治地位即使不能说稳固,至少不再有不安全感。

    

金日成很关心子女的教育,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经常给金日成的孩子们举办特讲。我们家和金正日妹妹金敬姬家(张成泽妻子)走的很近,我偶尔也去给在党中央工作的金敬姬讲课。金正日和金敬姬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很不好,两边都想把我们夫妇拉近自己的阵营。我对他们说,我们夫妇都是老师,不能干涉主人家的事情”。我努力不与其中任何一家走的特别近,同时与两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我也曾劝说金平日(金正日弟弟,金正日后母所生)读读中国的《三国志》,我还拿三国时期晋国重耳的例子劝他,如果想保住性命,就离开平壤。金日成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之后,思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他说话方式就能看出来,之前提到他领导的抗日斗争,他会说,“虽然我们打不过日本,但是打总比不打好吧。”,但是他反对过分夸大宣传,过犹不及。在整理主体思想时,我曾经问金日成,要不要说主题思想的根本从金日成父亲的思想那里继承来的,金日成说,没有必要扯那么远。

    

随着金正日掌握权力,金正日对自己的父亲开始了运动,金日成的想法也变了。金日成开始重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每到节日,就领着高级干部们去自己祖上的墓地祭拜。金日成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说的好像自己在解放前就已经和苏联领袖和将军们很亲密似的。解放前金日成只是苏军上尉,怎么可能见到苏联将军呢?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金日成也逐渐骄傲起来。在经济建设领域,金日成设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并且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大学建设方面也不再追求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大学数量。金日成很骄傲的自夸说,解放前朝鲜一所大学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所。随着越来越骄傲,金日成自吹自擂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1974年2月19日,金正日宣布金日成的思想为“金日成思想”,是主体思想的核心,是统一了思想、理论、方法的一体化思想。然而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哲学内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树立金日成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主体思想的地位。但是,列宁本人并不使用“斯大林主义”,“毛主席主义”之类的话。马克思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虽然在政治战略、战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发展。通过10月革命,苏联虽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权利将列宁与马克思并列在一起。而金日成居然说自己独创了金日成主义,实在可笑。别忘了,当时毛主席还活着呢。

    

我已经完成主体思想的理论工作,也放弃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金正日说过好几次,朝鲜是小国,如果要以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会消耗很大的国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发展主体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大国。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过是他们父子的主观意愿而已。我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义”很欢迎,因为“主体思想”并没有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作者自诩哲学家,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对作者来说,超越马列主义是“人生大事”)。当时朝鲜大学生必读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于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因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后,对我来说,就有了发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的自由。我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开始频繁外交活动。当时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从宣传部党史研究所转任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没多久,他给我来了电话。金正日同志已经提出金日成思想,我们要重新编写教科书了,议长同志要多多指导帮助我们呀”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且人手也不够。金大只有我的两个助手对主题思想明白些,其它学者仅仅只是从我们这里听说过而已。当时,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义发表的《关于主体思想和共和国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义发表的《为了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关于党的建设的几点问题》,就没有其它的文献了。即使我自己写,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义的文章发表之前,也都是废话,所以我觉得时机未到。理论宣传科长说写新教科书是党的方针。听他的语气,好像是金正日已经定下来的事。我不能再反对了,就从金大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挑选了5名学者,编写哲学教科书。金大的教授们支持我的理论,社会研究院方面,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论争开始。结果教科书编辑工作以失败告终,学者们连草稿也没有交上来。不仅教科书没有编写成功,学者们也意见对立起来,听说情况之后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学者们叫到一起,先让大家讨论,然后自己下结论。

    

有一天,党中央科学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说让金大和社会科学院关于主体思想展开论战。我建议两方写文字发言,以文稿为基础论战(因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学者们曾有过否认自己口头主张的事情)。论战的结果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占下风。后来,社会科学院几名学者以反对主体思想的罪名被处理了(强制劳动)。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讨论的科学教育部副部长原本就是个有集团倾向的人,他不顾我的劝告最终还是把人处理了。我一直把这件事当做我的重大失误之一。新思想出现,当然要有反对意见者。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金大和社会科学院长期对立的原因。一开始只是双方认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两个部门的对立关系。我从金正日那里获得了掌管思想理论的权力,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金正日掌握着实权,为所欲为。与几乎所有独裁者一样,金日成的最大弱点是只相信亲近的人说的话,只相信自己的家人。关于金日成的这一弱点,我曾经问过一起跟他打游击的党内干部。那位干部说,“当时(游击队时),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样。”金正日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金正日常常举办宴会。宴会花掉了朝鲜的许多外汇,金正日还到处建别墅和打猎的围场。金正日的酒会乌烟瘴气,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对一个人说,“今天开始,你就是党中央委员了”,后来就真的那么办了。或者“撤掉某某”,后来那人就真被撤职了。酒池肉林”就是形容这种场合,很让人痛心,笔者不愿再回忆。

    

金正日恣意妄为,招到批评,于是他又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怀疑有谁威胁自身,立刻逮捕。 一个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专任党务的只有一名大学书记,一名宣传指导委员和一名统计员,但是金正日掌权后,3人变成了50人。社会安全部和国家保卫部还在金大派驻了常驻机构。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会广收贡品,连大学也要动员师生为金正日准备礼物。数量众多的贡品最后又被金正日赏给身边的人。金日成以各级党组织为依托,建立了遍布党、政、军的“挣外汇”事业,然后再用挣来的外汇维持党的开销。我曾任金日成秘书的秘书室现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机构,他在党中央的党徒都进去了。他成为党的主人之后,对中央党部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建造了数十个更豪华,规模更大的办公室。对南(对韩国)机构的办公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党中央职员数量急剧膨胀。我那时已经与金正日在组织上没有直接关系,我主管主体思想的宣传。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全世界设立了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机构,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后都会举办研讨会,我通常作为朝鲜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努力不让研讨会成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我与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

    

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与来自朝总联(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译者注)的学者们交流,向他们介绍主体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会议上,我对日本代表团说,没有必要模仿朝鲜,要根据日本实情来做。我还在多个场合说,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主体思想。尽管我一再强调,代表团还是常常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他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是不可能公开说“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张的东西是虚伪的”。所以,我只好跟外国友人说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主体哲学的具体内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议,为了指导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主体思想研究所”(非公开)。

    

金日成任命我为研究所的所长,于是我要离开任职14年之久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想到与弟子们分开,想到以后不能再共同探讨哲学,我很伤心。金大是我心灵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离开那天,在校长室,我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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