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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与欺骗 一

发布日期:2017-03-26

 我在一个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一开始我以为虚伪和欺骗是为了解放勤劳的人民大众,即为了取得与剥削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必须采用的手段。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虚伪与欺骗已经与独裁者的利己主义结合起来。独裁者的利己主义集中体现为个人崇拜思想,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和阶级主义最严重的国家。我身处北朝鲜统治体制的中枢,是整个虚伪宣传的动员和组织者。虚伪曾经一度取代真理占据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学者的灵魂对立。为北朝鲜体制服务,我最痛苦的是意识到自己正被作为虚伪和欺骗的道具利用。我想对我的人民最终说出真话。我(在书中)不会因为讨厌我和让我讨厌的人而夸大、丑化事实,也不会因为爱我和让我爱的人而毫无原则的美化现实。历史就摆在那里,对历史来说,歪曲是最大的犯罪。我不认为我说的就是绝对(正确),我反倒更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本书。对于与大众利益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或者有干涉它国内政之嫌的言论,我会尽量避免。来到韩国之后,我在努力学习新事物,开始新的体验。但是,我已经老了,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对我思考方法的影响有限。在本书中,我还是想将在北朝鲜经历过的、体验过的写出来。北朝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闭社会,对北朝鲜,国际社会太不了解了,而且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用常识根本无法理解。希望本书对与理解北朝鲜,以及解决北朝鲜的问题有所帮助。1998年12月,黄长烨

    

我原本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想法。觉得逃亡到韩国后,每天无所事事只是写些回忆文字,太内疚了。但是周围的同志们都劝我说,“老师,应该把来韩国的理由和北朝鲜悲惨的现实写出来呀!最终没能拒绝同志们的劝服,就概括以往在北朝鲜的生活经历写作了回忆录。那是1999年的事了。事前没有准备,写作时又写的很急,不足之处甚多,所以一直想趁记忆还没有丢失,好好整理一下。几个月前,从出版社同志们那里听到了想再版回忆录的想法。听到他们的提议后,我又重读了回忆录。感觉就像读一本新书一样,过往的记忆又都涌了上来,内心十分痛苦。仿佛过往所有的愤懑和苦恼一下子都压到身上了。回过头来一看,离开北朝鲜已经10年了。期间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的生活。我将过去10年在韩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都写进了再版的回忆录里。

    

关于北朝鲜的部分只是修改了一些表达上的错误,其余部分都没有修改,因为叙述的内容并没有错误之处。另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对一些事件的脉络进行了强化。还删除了初版时附加的访谈。为了北朝鲜的民主化和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人类的发展做出努力的所有同志们,希望本书能对他们和子孙后代具有参考价值。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还是“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达到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呢?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亲——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的进展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尽管这次出国亡命成功的几率很高。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所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但是,这次却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多问的表现吗?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内心深处是在流血。我的抉择完全没有一点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和金德弘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酒店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顾。所以,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还有,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的人!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度变大。

    

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的评价,就交给历史吧。我的余生已经时光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我也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亡命申请。申请亡命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亡命。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进来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是不可能不精神紧张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D.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亲爱的‘朴胜玉’同志: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的人也快要疯了。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就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1997年2月17日北京韩国大使馆内。

    

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但是,不要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再活很久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


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所以,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party,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party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但是,德弘对我说,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大哥……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亡命”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亡命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亡命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

    

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亡命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亡命”这一提法。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老逝世的消息,邓老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老是将走苏联之路的中国拯救了的伟人。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老之死没有吊唁。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使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

    

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和中国政府的着想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就像把脸放在剃须刀上一样(直译,两者有可比性吗?)。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这样吧,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在那个房间也看到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即使一点也想偿还,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的工作中去。

    

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为什么?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

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人当然就是反动的。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治北朝鲜的追随着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意志的脆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允许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


出生于殖民地时期的幼年记忆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朝鲜地名,不准确,下同),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晚了,户口本上是1923年2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母亲的名字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東。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

  

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6年制学校。梅里距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烟,再偷偷溜回村子。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妨。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死了。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你啊,还不会说话啊?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

  

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去的少的地方抓。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你给我滚!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结果哥哥真的走了。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然后毕业后当老师。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必须抛弃进师范大学的想法。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人就是我的哥哥。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从家到学校20km,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不能。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我的珠算在全年级要数一二名,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

  

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因为三年级时参加过,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老师,我一定要参加。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

  

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能行吗?能行。好吧,好好表现。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参军后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我看着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现象?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

  

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和名单)。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朝鲜人怎么可能与日本总督府与关系?ok,有个词叫汉奸,在韩国叫韩奸,在朝鲜不知道叫什么。译者注)。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也难过。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城问题。不过儿子(我)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搞笑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朝鲜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吧。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帮学校帮忙吧”。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是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

    

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抢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指着抢到处乱射。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洞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看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还会与学生们一块吃。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北朝鲜劳动党。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38线以南称南方,译者注)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我回答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

   

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可能是命运吧!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以外的我获得了推荐留学苏联的机会。放下年迈的父母远赴异国他乡,我做过心里斗争,不过能够继续学习的高兴战胜了。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帮他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没有奢侈)。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女孩(约会的意思)。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总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

    

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买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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