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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幸福 十

发布日期:2017-03-27

 脱北者通常是一群生活有困难的人,这是一项悲惨的事实。许多人被迫离开北韩,不只是因为挨饿,也因为他们在国内格格不入。通常他们的问题会继续跟着他们,即使他们已越过国境。金赫尤其如此。他十九师抵达南韩时,他跟过去一样:贫穷、矮小、无家可归,没有家族或人脉做他的靠山。二○○○年七月六日,金赫从第十二教化所被释放。他因为营养不良而极度虚弱,每走一百公尺就要停下来休息。他暂住朋友家,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起初,金赫打算重操旧业,他原本认为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被抓到,但劳改营的经验粉碎了他的自信。才十八岁,金赫就已失去一半青少年特有的无畏精神,他已不敢面对任何危险。他不想再次被捕,也不想遭到毒打。他厌倦逃跑。对金赫而言,北韩已无任何眷恋的地方,但他听传言说,南韩传教士会协助他这样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因此,当他最后一次渡过图门江时——那一天是二○○○年的耶诞夜——他打算前往的地方是教堂。在亚洲,基督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除了菲律宾外就是南韩,后者派遣了传教士到亚洲、非洲与中东各地传递福音与进行人道援助。不同于绝大多数南韩人对脱北者模棱两可的态度,传教士对于北韩人的苦况深表同情。数千名南韩传教士——有时还加上韩裔美国人——群集于中国东北,他们行为低调,避免触怒中国官方。这些传教士通常以民宅作为小型而未经登记的教堂。


夜晚,这些教堂的红色霓虹十字架在阴暗的乡野中发出奇异的光芒。其他专供北韩人躲藏的安全住所则完全只靠口耳相传。由于联合国难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与主流的非政龘府组织不能公然违反中国禁止庇护北韩人的法律,因此传教士就成了弥补此一缺口的重要环节,由他们负责提供食物与庇护所给这些难民。金赫在中国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找到一间教堂。这间教堂由一名南韩商人维持运作,此人拥有一间家具工厂,而且坊间谣传他拥有人脉与金钱可以安排难民安全前往南韩。我想学习基督教”,金赫假意说道。金赫遵照教会的日常作息。他与其他脱北者早上五点起来祈祷,然后是早餐、运动、圣经研读、晚餐,然后在晚上九点就寝前腰做更久的祈祷。他们每日如此,除了周末,偶尔在这个时间可以踢踢足球。金赫与同年纪北韩人一样,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清津的教堂早在他出生前就已关闭;老一辈的基督徒仍然举行仪式,只是必须私底下进行。他所知道的微薄基督教知识完全来自于学校的初级读本,这些读本把传教士说成是典型的恶棍,既狡猾又残忍。金赫仍对基督教抱持嘲讽的态度。他觉得南韩教会逼迫他吞下他们的宣传,以换取食物与庇护。但他也对自己假冒信徒欺骗教会感到良心不安。逐渐地,他的态度开始软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她低声诵念祈祷文的字句,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慰,这是他从小诵读赞颂金日成的诗歌未曾有过的感受,而他也首次感觉到某种超越他的事物值得信仰。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金赫口中说的“我们的父亲”才成了上帝而非金日成,他口中的儿子才成了耶稣而非金正日。


他们躲在二连浩特车站附近直到晚上九点,他们等待漫长的夏日白昼结束,好利用夜色昏暗时越过边界。他们得到的指示是沿着往北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行进,利用铁道作为指引,但必须于铁轨保持距离才不会被发现。一旦他们抵达荒凉的边境地带,他们可以从七英尺高的铁丝网底下穿过去,进入分隔中蒙两国的无人地带。从二连浩特车站到第一道边境铁丝网只有五英里,从这道铁丝网到第一座蒙古瞭望塔只有一英里,他们会在那里向蒙古当局投诚。照理他们应该可以在天亮之前步行到达,但夜里的沙漠难以辨识方向——只有天上的星星能指引他们,此外全是景色单调的蓟、岩石与沙土,而且清一色是土咖啡色。大人们争论着该往哪边走。他们应该沿着铁路的东边还是西边走?他们选东边,结果证明是个大错。边界朝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然后急转向北;他们走的方向与边界平行,因此一直走不到跨越边界的地方。直到天亮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戈壁沙漠的温度飙升到华氏九十几度。等到他们改变方向,发现标定边界的铁丝网并且钻过去时,已是傍晚时分。金赫与其他人轮流抱起三岁孩子,当当那名十岁孩子开始走不动时,他们只能拖着他继续前进。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处废弃小屋,旁边有个小池塘。当金赫跑去取水时,一名女子陪着男孩。当他接近池塘时,他听到女人的叫声,孩子死了。


蒙古边防警龘察在晚间发现这群北韩人。男孩的死使他们的案件在处理上变得极为复杂。法医需要确认这名男孩确实死于脱水,而非遭到谋杀。长达十个星期时间,询问一直持续,金赫与其他成年人因此被关在蒙古的监狱里。这对金赫在自由世界的人生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开端。二○○一年九月四日,金赫与其他十二名脱北者从乌兰巴托搭机抵达南韩。当仁川机场的入境官员在蒙古国发给金赫的临时护照上盖章,并且对他说“欢迎来到大韩民国”时,金赫几乎快崩溃了。不过,跟许多脱北者一样,金赫兴高采烈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他曾经待过监狱营,因此遭受的询问特别严厉。南韩政龘府很担心脱北者中夹带着罪犯。之后,正当他以为自己已经自由的时候,他又被送到统一院营区一个月,而且一直受到南韩当局的怀疑。这种持续监禁的状态令金赫无法忍受。金赫的个性在北韩是个障碍,到了南韩也是一样。他很易怒,容易对权威愤愤不平。他静不下来。金赫的体格也让他在充满身高迷思的社会里受到不利的待遇。他的双腿发育不良,他的头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大——这是在发育期未能得到充分营养的人的典型体格。当营养不足时,身体会将养分有限送到头部与躯干,而牺牲四肢。在饥荒的文献中,这种症状称为“发育不良”。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二○○三年的研究指出,北韩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儿童身体因发育不良而受损。


我跟金赫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四年,当时他住在扶余,那是一个距离首尔约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小镇。金赫说他的精神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喧嚣与拥挤,在身边没有其他的脱北者,没有人能帮他适应环境。金赫身上一名不文,他一拿到两万美元的安居基金就马上花掉。他将这笔钱给了一名掮客,对方宣称能找到他的哥哥。经过一年多的推脱敷衍,金赫认为他的哥哥大概是死了。“我哥的身高将近六英尺(一百八十二公分)。他不可能活下来),他对我说。矮个子的好处就是你只需要一点点食物就能活下去。金赫一直在换工作。他曾经当过冰淇淋的外送员,但后来发现同公司的南韩雇员拿的薪水比他多,于是一气之下辞掉工作;他曾上过汽车技师的训练课程,并且当了几个月的实习生,但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去。之后,他认为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但当他前往首尔的拳击训练场时,却因各自太矮而遭到拒绝。这伤了金赫的自尊心,而且让他担心自己永远也找不到女朋友。


金赫感到很寂寞,他很难交到新的朋友;如果南韩人同情他,他会觉得对方自以为是。即使他憎恨北韩政权,但当南韩人批评北韩时,他发现自己总是为北韩说话。这是每个脱北者共同的困境。金赫不了解南韩的基本礼节。因为北韩人没有随意与陌生人交谈的习惯,所以每当有人对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惊吓。金赫每次离开公寓,总会被迎面打招呼的邻居吓一跳。他要不是避开对方的眼神,就是反过来怒目而视。我不知道有人跟你说话时,你应该回应对方。我不了解那是与邻居建立友谊的方式,也不了解这些人可以帮你的忙。“金赫回想自己刚到南韩时再人际关系上犯的愚蠢错误,不禁笑了起来。二○○八年,当我再次见到金赫时,他已经搬到首尔而且在大学念书,他想攻读历史与企业管理两个学位。金赫二十六岁。虽然他对自己还没交到女朋友感到难过,但他的身边已有许多朋友,包括一名刚从茂山叛逃过来的表亲。金赫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来的脱北者,这么做也使他的自信提升不少。他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一个人,他在大学附近开了一所英语学校。他们是在街上攀谈认识的。金赫这次没有跑开,相反地,他告诉对方自己是脱北者,而对方也邀请金赫免费到他的学校上学。


此时的金赫,才算真正抵达了南韩。美兰身上的血统污点,使她在北韩注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一旦跨越国界,血统反而成为她最大的资产。与南韩亲戚的纽带关系最终证明是无价的。其他脱北者必须孤独在陌生的新世界里重新生活,但美兰与他们不同,她的亲戚正等待她的加入。表面上,南韩过着明快有效率的现代生活;实际上,儒家传统仍然主导着民众生活。美兰的父亲身为独子,富有传承家族香火的责任,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子女就必须赓续这项责任。当美兰家于一九九八年渡过图门江进入中国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到忠清南道瑞山市市政龘府,也就是美兰父亲出生的地方。早在几十年前,当地村民都已搬出村子,大举迁移到各个城市。由于兴建水库的关系,因此村子绝大部分已淹没在水中。然而在韩国,所谓的家指的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不管哪个地方是否还有人住。市政龘府有太佑两个妹妹的地址,她们仍然活着而且住在首尔附近。市政龘府表示会将信转寄给她们。美兰二十三岁的弟弟虽然是家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却是唯一的男性,因此由他来写这封信。他语气正式地写着:“我是姑姑的兄长唯一的儿子,我要通知姑姑,父亲已于去年在咸镜北道镜城郡去世。”他在信封里附上她们在中国延吉市的地址与电话,延吉市是临近边境的小城,美兰家暂时住在这里。


过了几个星期,美兰家街道其中一名姑姑的电话。对方半信半疑。半个世纪过去了,不要说一通电话,连一封信,甚至她们的哥哥在韩战中幸存的传言也没有听过。一九六一年,也就是韩战结束后八年,南韩国防部认定太佑已于一九五三年阵亡。从太佑家人的角度来看,太佑是在二十一岁那年死亡,并未留下子嗣。而他的姓名也被刻在国家公墓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太佑的妹妹怎能不怀疑这是个骗局,用意只是为了骗取金钱?美兰的姊姊拿起话筒,告诉姑姑她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哪怕是片段的家族小故事、生日与绰号。南韩的亲戚要求做DNA鉴定,美兰和她的姊姊与弟弟都同意了。家族的团聚持续了两星期。两个姑姑都来了中国,连同其他亲戚,总共有十人前来。双方一见面,当下大家心里就明白,DNA鉴定要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一直看着对方。我们惊讶地看着彼此的后脑勺、手的形状,我们也惊讶于彼此说话与走路的方式”,美兰说。姑姑原本以为家中的香火就此断绝,因为父亲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美兰的弟弟回忆说。“当姑姑来到中国时,我看到她们,全身开始发抖,她们是女的,但与父亲像是同一个模子引出来的。”


已经不能回头了。美兰的母亲原本想回清津,与还在北韩的两个女儿与外孙一起生活,但他们担心北韩政龘府可能发现他们在中国与来自敌国的亲戚见面,这会让他们被处以死刑。除了南韩,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美兰的姑姑前往位于沈阳的南韩领事馆,要求他们让这几个北韩亲戚飞回首尔——至少他们应该为长久沦为战俘的南韩老兵家属做一点事,但南韩领事却不愿回应这项要求。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就任南韩总统的金大中,日后他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于此时推动所谓的“阳光政策”,以缓和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南韩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敏感。官员担心将美兰家送回南韩将恶化两国的外交关系。美兰的亲戚刚好有管道可以让他们自行处理此事。姑姑开了一家小旅馆,而儿子在首尔近郊开了一间澡堂。他来回往返中国与南韩,凑齐了北韩亲戚使用的伪造文件。他向与美兰同年纪的表妹拿了护照。将表妹的照片拿掉,换上美兰的照片。姑姑则“遗失”自己的护照让美兰的母亲使用。这些都是违法行为,事实上,还有一名表亲因为伪造护照而被判一个月的徒刑,但这些做法显然管用。美兰、她的姊姊、弟弟与母亲,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平安抵达南韩。


有了接纳她的家庭,美兰因此没有被当成外人看待,而是被当成人生的前二十五年在国外生活的南韩人。她是北韩人的事实足以让身旁的南韩人产生好奇,但又不至于吓跑他们。美兰的身高五尺三寸(一百六十公分),对北韩的女性来说是相当高挑的,即使就南韩的标准来看,也是属于身材较高的女性。她仍然像俊相在电影院看到她的时候一样,有着高耸的颧骨与如同罗马雕像般醒目的鼻子。她拥有南韩男人眼中北韩女人特有的神秘气质。美丽的外表、家族关系、泰然自若,与天生的机智,使她看起来与众不同。美兰很快就被录取进入教育硕士班就读。她的口齿清晰,能以清楚的叙事方式讲述故事,而且经常受访谈论北韩的教育制度。就在美兰即将三十岁之际,有人介绍她与一名高大的年轻人认识。这名男子的浑厚脸颊堆满笑容,圆形的眼镜透露着温暖。他是军方的民间雇员。在双方家长的鼓励下,两人结婚了。二○○四年下半年,美兰生了儿子。他们依照韩国传统习俗为孩子庆祝周岁,奖金一百名亲朋好友到场庆贺。东首尔一家宴客厅的二楼装饰着蓝色与白色气球。美兰、她的丈夫与孩子身穿色彩鲜艳的传统韩服。美兰的衣服是用闪亮的象牙色丝绸做的,领口围绕着红色与黑色的袖带。她看起来容光焕发、美丽大方,是个亲切的女主人。美兰实现了韩国女人的梦想,实际上也是我认识的许多女性的梦想——英俊的丈夫,生下男婴、即将到手的硕士学历。


从美兰的言谈举止来看,无法区别她与南韩人之间的差异。美兰已经没有北韩人说话惯有的喉音。她与丈夫在水原买了一栋公寓,这座卫星城市是许多向上流动的家庭在无法负担首尔百万美元房价之下的首要选择。美兰住的是社区大楼,这些大楼就像混凝土积木堆垒而成的森林,每一栋都长得一模一样。只能以外墙的编号来做区分。从大楼本身看,这个地方并不坏。建筑物新颖干净,表面是怡人的乳脂色。阳光穿过单片玻璃窗,照进美兰二楼公寓的客厅里。公寓内部明亮宽敞,孩子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居家办公室,书桌上摆了一台三星电脑,还有开放式的处方与现代的家用电器设备。我前去拜访时,美兰正在煮午餐,而她的儿子——现在正是圆圆胖胖走路跌跌撞撞的年纪——正在客厅看卡通。如果我是在北韩生下他,我就必须用米汤加点糖来喂他,而且我还必须买得起这些东西”,美兰说。我们聊起美兰过去的人生转折。现在的她巧妙地应付研究所课业与家庭两方面的需要。她的婆家希望她能当个传统韩国妻子。照顾孩子是很昂贵的,她发现要同时兼顾自己的工作相当困难。美兰也参加了有氧运动课程,以减去怀孕时增加的体重。她的皮肤经常因压力而张疹子。现在她面临的问题似乎与其他我认识的职业妇女没什么两样。


然而在骨子里,美兰还是那个处于北韩社会最底层、贫穷而带有污点血统的女性。她受过彻底的灌输与背叛的痛苦;她有好几年时间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话,只能将想法隐藏起来。她冷酷地做过尸体,毫不犹豫地跨过饿殍。她总是将午餐吃得一粒不剩,完全不管她的学生即将饿死的现实。罪恶感折磨着她。罪恶感与羞耻感是脱北者共有的特质;许多人怨恨自己不得不这么做让自己活下去。以美兰来说,这种罪恶感并非凭空想象,至少在我认识她两年之后,她告诉我两个姊姊在北韩发生的事,我才知道她的罪恶感其来有自。一九九九年夏天,大约在美兰家抵达南韩的半年之后,国家安全警龘察几乎同时将她的两个姊姊从家里带走。美兰的大姊美姬是家中的美女,她嫁给一名军方官员,总是在饥荒时慷慨提供食物给家里,另一个姊姊美淑则过着毫无瑕疵的生活;她们忠于自己的父母、丈夫与孩子,也忠于金正日。她们是半夜被带走的——与美兰不断出现的恶梦一样,除了孩子留给丈夫,丈夫也被迫与她们离龘婚。两个姊姊很可能被带往某个劳改营长期监禁。从一九九九年粮食严重缺乏的情况来看,她们很可能已经死了。


两个姊姊的命运深深影响了这个家,让每个快乐的时刻蒙上阴影。就连美兰产下健康的男婴,以及弟弟锡柱成功申请到澳洲的大学,都无法让全家人高兴,反而让人感到特别不公平。比美兰家晚几年来到南韩的脱北者可以寄钱回去,他们在家乡的亲戚可以免于抱负,又能过得比一般北韩人好。两个姊姊受到特别严苛的对待可能是因为美兰家是最早叛逃的,一集她们来自于敌对阶级。美兰的母亲是一名有着钢铁意志的女性,她带领全家渡过了饥荒,然而当她抵达南韩之后,整个人却崩溃了。虽然只有六十二岁,她的健康与精神却开始衰退。美兰的母亲请了一名巫师,也就是传统的算命仙,他告诉她,她的女儿还活着,但这只是让她更为心焦。美兰的母亲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在共产主义时代之前,她还是清津的一名小女孩,当时她就已经开始上教堂,现在她重新找回童年的信仰。她不断祈祷,为自己背叛女儿的行为乞求宽恕。美兰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无法从宗教得到慰藉。她的罪恶感不仅使她失眠,也促使她将她的行程表排得满满的好没时间多想。她的姊姊付出终极的代价,所以她才能开着现代汽车。


美兰也想到自己在北韩的男朋友。她感谢他鼓励自己抗拒出身卑微的命运,让自己成为一名有自信的女人与老师。他从来未曾在美兰面前批评过北韩政权,但他告诉她要为自己思考,这句话终于使她的心灵得以开放于澄澈。我们见面时,美兰经常提到俊相。我想,她应该很高兴能回想自己的初恋——这种事她既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更不能让自己的丈夫知道。当她回忆俊相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她的情景,以及他们在黑暗中整夜散步,她讲话的神情就像女学生兴奋地跟朋友聊起别人的是非。你能相像吗?交往三年才牵手,六年才亲吻?甚至连亲吻都不算,只是在脸颊上啄了一下。我们开玩笑说,这种没有结局、或者以美兰的例子来说是没有性爱的爱情,才是永远的爱情。美兰回味的,与其说是她的男朋友,不如说是自己早年那段纯真的岁月。我问美兰是否知道俊相的消息。我猜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美兰的声音逐渐变小,她耸耸肩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她对我说,对于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她不感到遗憾,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唯一感到可惜的是自己离开北韩没有机会向他道别。美兰还记得最后一天在清津的情景,当时她觉得自己看到对街的那个人就是俊相,但她不敢靠近他,怕不小心泄露了计划。你知道,他跟我,我们有特殊的缘分。我想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这段对话发生在二○○五年十月中旬,就在美兰儿子周岁派对后不久。三个星期之后,美兰打电话告诉我,从话筒就能感受到她的兴奋。她大声地说:他在这里!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首尔的一家星巴克碰面,离我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美兰描述军饷的方式,使我想象他是一名高大英俊、让人印象深刻的男子。然而在我面前的却是一名穿着牛仔裤戴着眼镜的瘦弱青年。尽管如此,他的确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他的牙齿像电影明星一样整齐洁白。他平坦的脸颊与外张的鼻孔使他有一张充满异国风情的鞑靼人相貌,令我想起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当我们的卡布奇诺好了,他起身到柜台拿过来。他的身形柔软,整个人颇为自在。相反地,美兰看起来相当紧张。她穿了牛仔短裙,脸上的妆似乎比平日更浓。我正打算说,对于一个刚从没有咖啡厅的国家来到此地的人而言,他似乎颇为得心应手,着点令我有点差异时,我才知道原来俊相已经在南韩待了一年。当俊相得知美兰已经结婚——他在向国家情报院探员报告各项资讯时,探员告诉他这件事——他认为如果自己无法联络到美兰,那么这对彼此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俊相这么想并不是因为他对美兰已无感情。事实上,美兰的出走对他打击很大,甚至远超过美兰的想象。美兰的叛逃对俊相造成巨大的信心危机,使他对两人关系的荒谬感到苦恼。为什么要彼此隐瞒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两个人都存有叛逃的念头,却不跟对方说?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懦夫,因为先叛逃的居然不是自己。俊相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不是因为美兰离开他,而是因为她证明自己比俊相更勇敢。


我一直以为我的想法跑在美兰面,但我错了”,俊相坦承。美兰突然插话,想让他好过一点。“我在当时也对政龘府有着怀疑与不信任,但俊相比我更清楚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对俊相微笑着,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美兰离开之后,俊相埋首于研究的工作,不仅获得终身职,也有机会加入劳动党。他的父母与弟妹都鼓励他尽力争取。在北韩,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俊相在平壤的生活十分舒适。他租的房间有暖气,而他也有足够的粮食可吃,但他不愿安定下来。大学的女孩是适当的伴侣,但俊相不跟这些女孩约会。聆听更多的演说刻意提高入党的可能,但他也对此敬谢不敏。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俊相回到家里,拉上窗帘,然后开始观看南韩的电视节目。二○○一年,俊相请求允许辞去研究所工作。他向长官与同事解释,因为父母的健康状况不好,身为长子,他必须回去照顾他们,这是个看似合理的理由。事实上,他回清津的真正原因是,在清津他的活动会比较不受监视,而且清津比较接近中国边境。俊相打零工,而且在疗养院工作短暂一段时间,这座疗养院离他过去与美兰夜里散步的地方不远。俊相不浪费金钱,他晚上都待在家里跟父母一起,虽然这意味着他必须忍受父亲无言的责难,后者对于原本可能前程似锦的儿子失望透顶,于是索性撒手不管。然而,尽管经过审慎思考与计划,俊相的叛逃并不像美兰那么顺利。


俊相花了三年时间存钱准备逃亡。他是个有计划的人,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造成的影响都加以衡量。他仔细计划每个环节,甚至在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都考虑到了——有一件上面印有泡泡团的昂贵衬衫,是他的叔叔从日本寄来的。这件衣服在清津穿上可能太显眼,但在中国穿上也许就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北韩难民。他把最昂贵的日制裤子与背包塞在塑料袋里。渡河的时间定在六月,是河水最高涨的时节。俊相选择水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卫兵较少。护送他过河的掮客带了一些空塑料瓶,刻意当成浮筒。俊相与另一名脱北者,一名四十岁的女子,脱到只剩下内衣,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仍礼貌性地别过头去。俊相把衣服卷好塞到塑料袋里,以免被水弄湿。河水涨到俊相的脸颊,水流比他预想的来的湍急。另一名脱北者的头已经被河水淹没;她不会游泳。俊相紧紧抓住她的手,奋力抵抗激流。突然间,俊相赤裸的双足踩到了沙地,他全身湿淋淋地爬上岸,女子也随后跟上。他已经到了中国。俊相回头望向对岸,在清晨曙光下,微亮的天空隐约透出北韩嶙峋的山影。他感到一阵悲伤,却不能在此久留。他穿上衣服,尽管包在塑料袋里,衣服还是湿了。他跟着掮客走入山中,远离河流,直到完全看不见北韩为止。


俊相完全不晓得六月可以这么冷。他的脚在浸湿的鞋子里不断摩擦,终于红肿到生出水泡。当他们终于抵达计划中可以休息饮食的村落时,碰巧几天前有北韩人在此偷窃被捕,因此当地村民对脱北者极为敌视。俊相一行人担心可能有村民会通报警龘察,于是赶紧离开当地。与俊相同行的女子建议他们一起前往她要去的村子,她曾与当地一名中国农夫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路上,她告诉俊相自己的故事。她与这名农夫生活了好几年,两人生了一个一岁大的孩子。七个月前,她遭到逮捕,并且被送到北韩的劳改营。现在,她想回去与丈夫、儿子团聚。她向俊相保证,她的丈夫会收留他,直到他准备好能够动身为止。农舍显然也不是可以避难的地方。当他们抵达时,农夫对着女子又踢又打,还用锄头攻击俊相,一边挥舞还一边愤怒地叫嚷,他显然以为俊相是女子的情夫。

俊相只剩下一个人,而且又迷失方向,于是他只能在乡野间到处游荡。终于,他看得一辆人力车,他跳了上去,复返念着掮客教他的一句中文——“市场”。他在某个小露天市场下车,看到一名女子正在卖泡菜。他想这个人一定是朝鲜族,于是问她知不知道有谁能雇他做事。女子看看他的眼镜,又看看他身上鲜艳的日本衬衫。你这个年轻人好像没干过粗活”,她对俊相这么说,意思是要拒绝。然而在俊相再三恳求下,女子把他介绍给一名开砖厂的朝鲜族商人,他给了俊相一份工作。俊相每天搬运砖块,砖窑很热,如果站得太近,眉毛可能会被烧掉。晚上在员工宿舍,俊相会在买来的笔记本上记事。这事他写日记的开始,在北韩,在纸上吐露内心的想法非常危险。俊相写下自己的大学时光,他也写诗。在结束工厂里令人麻木的工作之后,日记能提醒自己当初离开北韩的理由。


俊相在砖厂待了两个月,为前往南韩努力存钱。他搭乘客运前往青岛,当地有广大的南韩企业社群,也有领事馆。南韩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戒备森严,主要是为了防范像俊相这样的人,但俊相人为如果他能适当打扮,进去不是问题。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西服与新眼镜。充满自信的他出现在领事馆,他直接从楼下的安全警卫面前走进电梯,并且按下七楼的按钮,也就是领事馆所在的楼层。但是七楼与八楼的电梯扭必须有钥匙才能启动。俊相在六楼下了电梯,发现那里还有一名安全警卫,于是他退回到电梯里。最后,他从九楼出了电梯,然后沿着楼梯冲下楼。当他跑出领事馆时,他还能听见警卫以紧急的语气使用无线对讲机。俊相很庆幸能全身而退。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而且也没有法子可想。他考虑返回北韩—如果他没有发现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已经回去了。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栽培出来的菁英,但他从未使用过互联网。他的大学拥有配置良好的电脑,装有奔腾四处理器的IBM主机——而他也使用过北韩的“内部网络”,这是只能由学院人士使用的封闭系统,用来浏览学术论文与北韩购买的已经通过检查的百科全书,但北韩依然是互联网的黑洞,是世界少数几个未连上互联网的地区。在清津的电脑社,孩子可以玩电脑游戏,但也仅止于此。


俊相在北韩时曾听过互联网,一旦到了中国,他对网络的好奇也随之增加。他甚至隐约觉得网络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要怎么上网呢?在青岛客运站,俊相到处闲晃,仔细聆听有没有人讲韩语,接过他找上一名年轻人。这个人是南韩交换生。“没问题,我会教你怎么上网,这很简单”,他对俊相说,并且带他到网吧。网络对俊相来说宛如一项天启。只要点一下,新的世界就在他面前开启。他首次肯定自己逃来中国是对的。俊相虽然是北韩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在北韩,他算是最懂电脑的人,但他对网络的认识与孩子无异。他在南韩搜寻引擎上键入“北韩人权”与“ 脱北者”。往后几个星期,俊相都在网吧待到很晚,他一边吃泡面一边阅读。他发现其他脱北者也在前往南韩时遇到类似的问他,他开始研究这些人使用的策略,哪些做法成功,而哪些失败。他自学了南韩针对北韩人制定的法律,也了解造成南韩无法在驻中国大龘使馆与领事馆收容脱北者的复杂外交处境。他研究了中国地图、飞机与火车时刻表,然后思索自己该用什么方法离开这里。然后有一天,他读到仁川一名富有怜悯心的牧师写的文章,里面提到一跳地下线路,刻意让脱北者经由蒙古前往南韩。俊相在那名南韩学生的协助下设立了电子邮件信箱,他很兴奋地写下这段讯息:“我在青岛,您能不能帮我前往南韩?”


俊相的路线与金赫一样。这回有数百名北韩人沿着这条路线逃亡,跨越边境的地点与安全处所也绘制得一清二楚。俊相需要两千五百美元才能启程,他在日本的叔叔电汇这笔钱给他。他先搭火车到二连浩特,然后穿过边境的沙漠地带进入蒙古,该国的边防警龘察将他交给南韩大龘使馆。二○○四年十月,俊相抵达南韩,之后便被移动到国家情报院进行询问。询问之后,轮到俊相踢出问题。这不是他第一个问题,但至少是前几个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跟美兰联络?俊相确定美兰在南韩,因为他在青岛的网吧搜寻过她的名字,而且读过她的访谈文章。国家情报院与脱北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当然会有她的消息。情报院探员感到犹豫。根据规定,脱北者不能知道其他脱北者的资讯,怕当中有人是北韩间谍。对不起,我们不能透露,除非你是她的近亲。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初恋情人”,俊相恳求地说。探员被打动了,于是答应帮他去做调查。第二天,探员对俊相说,他会告诉美兰的电话号码,但他认为俊相应该先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美兰已经结婚。


俊相感到震惊。后来他在回想时承认,自己认为美兰依然单身的确是相当荒谬的想法,而且他还自以为是的认定美兰可能在等她。美兰此时已经三十一岁。他们已经有六年以上的时间断了联系。当时,说句实话,我的确从没想过她可能已经结婚”,俊相会议时说道。俊相试着安慰自己。他记得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桑多尔.佩托菲(Sandor Petofi)的诗句,他曾在渡过图门江时诵念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俊相在平壤读到这首诗时,心里很感动,于是他记下诗句。俊相牺牲了对美兰的爱而留在平壤。他从未把美兰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因此,当他为了追求自由来到南韩时,就算孑然一身也不为过。往后几个月,俊相经历了其他脱北者同样经历的过程。他离开统一院以后,找了一间公寓,买了手机,然后充满困惑地在街头与市场闲晃,努力不让自己被眼前的世界吓倒(这个估计是作者瞎猜的,俊相之前已经在青岛待了一段,有了青岛的经历他不至于对首尔感到多么震惊)。他只有几个朋友,有时会后悔自己不知道如何找到美兰。当他知道美兰结婚之后,他对探员说,自己不想知道她的电话号码。还是别去打扰她比较好。她已经结婚了”,他对自己说。


有天晚上,俊相前往他在统一院认识的朋友家中。这是个非正式的脱北者聚会,大家偶尔聚在一起喝喝啤酒。当中有一名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俊相马上认出他是美兰的弟弟。俊相以前为了讨好他,经常塞糖果给他。当时锡柱只是个孩子,现在他已认不出俊相。当晚,他们一起聊天,随后的几次聚会,他们又聊了几次。过了一段时间,锡柱也起疑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我们家的事?”锡柱问道。俊相还来不及回答,锡柱拍了一下膝盖,然后自己回答:“我想起来了,你说常跟在我姊身边的那个男孩…….几个星期之后,俊相在人行道上踱步,眼前是一栋栋外表看起来完全相同的高层公寓大楼。他与美兰约好在东首尔的一个地铁站碰面。当锡柱认出他是谁时,俊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打电话给美兰。当美兰认出电话那头是俊相时,他可以听到对方语气中的不悦。“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美兰说:“我可以帮你。俊相觉得自己很蠢。他在南韩已经快一年了,这段时间他不断挥动双臂,不仅感到无助,而且空虚孤独。他可以求助朋友,特别是了解他、知道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俊相心里觉得受伤,觉得自己在完全不知情下遭到遗弃,但最后他还是向美兰道歉。


现在,俊相不断看着自己的手机确认时间——他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戴表。他怀疑自己是否搭错地铁,或者等错出口。这些地铁站一个比一个大,伴随着不断延伸的瓷砖走道与数目繁多的出口,每个地方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座地铁站位于新建的住宅区,美兰说她的母亲就住在这里。俊相自己看着人行道,留意人群中是否有人朝他走来。今天是晴朗的一天,刚好处于夏季与冬季这两个潮湿的季节之间,是一段短暂而美好的过渡期。人行道人潮汹涌,绝大多数是女性,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绝大多数南韩妇女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停止工作。俊相看到穿着紧身牛仔裤的女子,拿着手机喋喋不休地说着,手机上的绒毛吊饰也跟着不断晃动。有些妇女推着精美的婴儿车,看起来价格应该跟一辆自行车差不多。北韩几乎没听过婴儿车这种东西——不会走路的孩子往往直接用长被褥绑在母亲背上。俊相想着美兰是否就像这些骄纵的年轻母亲一样。突然间,俊相感到惊慌,他怀疑美兰是否从他面前走过,而他并未认出来。然后俊相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转头一看,吓了一跳。你等了很久吗?”美兰摇下车窗对俊相说。俊相仍然惦记着好莱坞的电影场景。几年来他一直期盼两任能够重逢,他当然不会错过在烟雾弥漫的火车月台上,两人奔向彼此的情景。俊相相像了各种状况,就是没想到汽车——当然更没想到美兰会坐在驾驶座上。


美兰停在公车专用道上,她侧身打开乘客座位那一侧的车门,示意俊相上车。美兰像连珠炮一样地说着,先是为自己的迟到道歉,然后提到交通,最后说自己一直找不到停车位。美兰一直看着前方路面,而俊相则短暂看了她几眼。她的外表还是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认为可能认不出她来。不过,美兰似乎不像记忆中那么容光焕发,或许长年的渴望使自己过度渲染了她的美。她的脸庞透露出照顾一岁孩子的沉重压力;脸颊上少许的面皱几乎无法用化妆遮掩。俊相可以看出美兰已经带有韩国典型太太的味道。她穿着杏色带荷叶边的裙子,宽松的短袖上衣。服装看起来很复杂,就像她的人生一样:少女时期的简单早已消逝无踪。你看起来好冷静”,俊相打破沉默。不,不,我其实心里面很紧张”,美兰回道。他们开到首尔市郊一间安静的餐厅。两人一开始先是礼貌性地问候对方家人,然而不管怎么问都不免令人伤感。俊相不敢问起美兰的姊姊,他听说她们被带走了;而美兰不敢问起俊相的父母,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他们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提到美兰突然离去的事。


这个话题一开启,俊相就感到火冒三丈。你应该给我一点线索”,俊相对美兰说。美兰反驳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叛逃,他们原本只是想到中国与亲戚见面而已。即使俊相并不相信她的说法,但听见她这么说,心里还是觉得好过一点。美兰得知一九九八年十月她离开时,俊相其实人不在清津。她以为自己看到对街的那个人是俊相,其实只是自己的相像。如果你想来南韩,为什么不早点来?”美兰问。俊相顿时语塞。谈到这里,美兰眼泪直流,她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她已经结婚,而且生了孩子。一切都太迟了。几个月后,俊相与美兰之间的新鲜感消失了。当我跟他们见面时,他们似乎经常被对方激怒。俊相很不高兴地抱怨美兰没有以前漂亮,美兰答应要介绍他跟几个女孩子认识,但从来没有做到。两人联络时,经常是用电子邮件或短信。现代通讯的方便快捷,反而扼杀了彼此间的神秘感。俊相与美兰的关系在北韩的逆境中成长茁壮,只有在他们用珍贵的纸片写信给对方,或藉由缺乏燃料的缓慢火车传达情意时,两任的情感才可能产生深刻的意涵。现在我随时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他,我反而变得不是很想跟他联络”,美兰坦承。“我先在也搞不懂,当初自己为什么会迷恋这家伙这么多年。”


两任社会地位的反转也没有任何帮助。在北韩,俊相拥有比较好的阶级背景、金钱、高级的日本毛衣与平壤的教育。现在,他是刚到南韩的脱北者,没有金钱,也没有人脉。他在北韩受的教育在南韩一点用处也没有,所学的科学与科技已经陈旧过时。俊相不可能马上得到好的工作,因此只能持续打零工,例如骑摩托车外送食物。有一回俊相骑车外送时,被一辆计程车撞倒。他在人行道旁边休息一阵子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受伤,车子也没有损坏,于是就骑车走了。当他回到餐厅,提到自己发生的事时,老板听了哈哈大笑。如果俊相补时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新移民的话,他早就向计程车司机要一笔和解金了。俊相一笑置之。他不会让南韩人的小小揶揄影响自己的心情。他的自信隐藏在深处,存放在自己的内心。俊相从未自怨自艾,也从未后悔叛逃,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再见到父母。新生活中享有的一丁点自由,都能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喜欢穿牛仔裤,只是因为他在北韩不能穿。他把短发留到肩膀。“我一直梦想要让自己长发披肩。我想我必须在四十岁前这么做,这样我才不会看起来像个失败者”,他对我说。俊相酷爱阅读,在北韩,他一直努力寻找人文方面的书籍,但总是有所不足。我常拿书给他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是《一九八四》。他很惊讶乔治.欧威尔居然会这么了解北韩式的极龘权主义。


我最后一次见到俊相,两人约定在乐天世界(Lotte World)碰头,这是位于首尔南部一处巨大的购物与娱乐中心。那时星期日的下午,即将要过新年,整个购物中心人山人海。我们穿过人群,找寻一处谈话地点,最后我们走进了回转寿司店,这种店最近在南韩颇为流行。从传送带上拿起我们喜欢的寿司,俊相告诉我,他已经重新回到学校,目标是取得药师执照。寒暑假期间,他会到市郊的建筑工地装设通风系统。以他这种背景的人,这种选择的确有点奇怪。我怀疑下次我跟俊相见面时,他做的事可能又会有所不同。脱北者静场发现自己难以安定下来。对于逃离极龘权统治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算那么容易得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对于我们这些习惯自己选择的人来说,决定住在哪里、做什么、甚至于早上要穿哪件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更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脱北者也经常受困于自身处境的多变。有许多脱北者(即使不能说绝大多数,但数量绝对不少)想返回北韩。其中绝大多数原本是相信金正日政权即将崩溃,他们可以在几年内返回北韩,让北韩重获自由,因此才叛逃到南韩来。他们的假定其实相当合理的。一九九○年代中期,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外交政策研究机构产生一种共识,认为北韩的终结已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照的人,都对于北韩能够存活到二十一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的北韩旅游广告。北韩的存续让世界各国感到好奇,但北韩的存续对北韩人民来说却是一场悲剧,甚至对那些已经逃出北韩的人亦是如此。俊相几乎不可能再见到父母,除非北韩政权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崩溃。美兰只能祈求她的两个姊姊能活到劳改营大门开启的那天,届时所有的长期政治犯都能重获自由。


我的故事将停笔于此。北韩亦然是这个世界上纯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宋太太才刚退休,玉熙在水原经营她的卡拉OK事业,金医师正就读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俊相正就读药学系的第一个学年。二○○七年十二月,美兰生了第二胎,这次是个女儿。对于自己无法完成这些故事,我只能表示歉意,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就像北韩一样,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我在首尔为《洛杉矶时报》从事报导工作的这五年来,参加了无数晚宴,与会者包括了记者同业、外援人员与学术人士。每次晚宴对话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韩,而与会者莫不猜错金正日政权何时可能崩溃。事实上,北韩政权的长命对许多专业北韩观察家来说是个谜。一九九○年代,北韩即将崩溃几乎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北韩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North Korea”是一九九○年六月刊登在与社论相对版面的文章标题,作者是研究北韩的著名学者尼可拉斯.艾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一反众人的预期,北韩撑过了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市场改革、金日成去世、一九九○年代饥荒,与小布什总统的两任任期。小布什曾著名地将北韩,连同伊朗与伊拉克统称为“邪恶轴心”,并且暗示要让金正日跟萨达姆.侯赛因一样卷铺盖走路。


但到了二○○九年,小布什卸任,金正日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却仍掌握权力。他是二十世纪仅存的独龘裁者,一个仍生存在这个世上的过时人物。金正日掌控国家的方式,仿佛正处于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不断地退出浮夸的宣传文宣,禁止外国人造访,以核子武器与飞弹来威胁真实或想象的敌人。五月二十五日,北韩进行第二次核试爆,在咸镜北道的地核试验场(位于清津西南方五十英里处)引爆炸龘弹,没过情报单位估计其威力大约等于数千吨黄色炸龘药。直到本书写作为止,十六年来美国历任政龘府的外交努力均未能与北韩达成协议,即使美方提出外交承认与永久结束韩战为条件,也无法使其放弃核武计划。北韩政权目中无人的态度充分显示在几星期后对两名美国记者的严厉求刑上(十二年重劳动),她们因为报导时太靠近图门江边界而遭到逮捕。六十七岁的金正日头发花白、形容憔悴。二○○八年夏天,有报导指出他罹患中风,而最近的照片也显示他有一只手臂瘫软无力,好像有一部分已经麻痹。尽管金正日的健康状况不佳,但这不必然表示北韩政权将就此走入历史或甚至金正日的死将导致政权崩溃。在人民大会上,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被指定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这项任命被广泛解读为张成泽将在金正日死后成为北韩名义上的领袖,但他或许只是暂时的掌权者,等到金正日喜爱的幼子二十六岁的金正恩年级渐长,张成泽将把权力移交给他。


北韩观察家花了许多时间辩论北韩内部的状况将会改善或是恶化或是将出现任何转变。我跟其他只造访平壤几次的人一样,不愿仅以个人的观察对北韩的情况妄加评论,因为外国人只能看到北韩政龘府愿意让他们看见的部分,而北韩当局的确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二○○八年,我前往北韩两次,二○○九年初,我到了边境两次,这几次旅行让我留下混杂的印相。在平壤,我惊讶地发现这座首都正在兴建六座崭新的建筑物,而其他建筑物则未上鹰架正在进行整修。到处都是链锯与手钻机的声音。与其他日新月异的亚洲首都相比,这种现象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平壤这座发展停滞,宛如深陷一九六○年代时间胶囊的城市来说,这种现象却值得注意。几十年来,除了新建了几座领袖纪念碑外,平壤实际上并未增添人和新建筑。北韩导游告诉我,限制平壤正在兴建的住房单位有十万个,目标是在二○一二年金日成百年诞辰庆典之前完成。北韩观察家相信,这些建设资金有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平壤最大而无当的建筑物是那栋楼高一百零五层,外表像是座金字塔的柳京饭店。这栋饭店目前也在整修,这项工程是北韩与埃龘及电信集团Orascom四亿美元合约的一部分,而Orascom现在也正为北韩铺设移动电话网络。北韩对移动电话的短暂兴趣在二○○四年火车爆炸案后中止,有些人相信这起事件是以电话引爆,目的是炸死金正日。移动电话要将北韩带进二十一世纪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联合国机构不认为会发生像一九九○年代那样的饥荒;不过机构也描述北韩民众长达数年营养不良的情形。去年夏天美国援助机构在另一篇报告中表示:“老师提到孩子无精打采,他们的社交与认知能力也发展迟缓。工人无法上全天班,工作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完成。”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援助机构,他们发现消化不良的病例增加了两成到四成,主要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北韩就映入眼帘,尽管你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辆车窗才能看见。就连派驻平壤的援助官员也不许在无人陪同下前往乡村。二○○八年九月,我到南浦一游(美兰第一次亲眼目睹尸体就是在这座西岸城市),看到无家可归的民众睡在马路旁的草丛里。在一般工作日的早上十点,我看到不少人蹲坐在路旁,他们垂着头,一副无事可做的样子。一名年约九岁的孩子赤足走在人行道上,他穿着一件沾满泥土、下摆垂到膝盖以下的大人制服。这事第一次我亲眼看见恶名昭彰的流浪燕子。


平壤与南浦相距约二十五英里,在连接两座城市的道路上,刻意看到凡是四肢健全的北韩人全投入到了粮食生产的行列。中年办公室女职员来到乡村,她们带着提袋,肩上扛着铲子;在道路的一侧,老年人四肢着地筛选可吃的野草。乡村弥漫着一股堆肥的恶臭,当地仍然使用粪便而非化肥。去年,从南韩进口的化肥因为两国关系紧张而大幅减少。田里只有几台机动车辆;冒着烟的卡车看起来好像是燃烧木材与玉米穗获取动力而非汽油。人们背着巨大的袋子,弓着背走在显然多年未使用的生锈铁轨上。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北韩也只能满足国内六成的粮食需求,目前的北韩根本没有能力进口剩下的四成。离平壤越远,粮食缺乏的情况越严重。去年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共同进行的评估再度点名咸镜北道是最容易出现粮荒的省份。北韩经济持续萎缩。设于首尔的韩国银行估计,北韩经济再二○○六年萎缩了百分之一点四,二○○七年是百分之二点三。(直到本书写作为止,二○○八年的数字还没有公布,但预期应该也是萎缩。)


自从保守派李明博于二○○七年十二月当选总统之后,南韩对北韩的投资就开始缩减。南韩游客前往非军事区以北的金刚山景点(北韩获取强势货币的最大来源)观光,也因为去年夏天一名游客遭北韩士兵误杀而告中止。两韩关系的紧张也威胁到国境线以北一项富有前景的计划,此即开城工业园区,南韩工厂在此雇用了三万八千名以上的北韩工人。平壤的好战情绪与经济上的强硬路线合流。共产世界向资本主义屈服了已经二十几年,但金正日仍企图以他父亲在一九五○年代的做法管理经济。要说金正日有什么作为,我们只能说他让整个北韩的经济大幅后退,将过去十年的市场改革一笔勾销。市场让北韩获得了进口水果与鲜艳的T恤,但劳动党却持续打龘压市场,有人因此担心市场可能很快就会完全关闭。北韩市场的交易时间被限制在下午两点到六点。政龘府只允许五十岁以上的妇女从事小贩业;所有男性与年轻女性都必须到国有企业从事官方指定的工作。对于买卖的商品,限制也越来越多。除了稻米与玉米外,大豆也禁止在市场交易,以避免流入中国并转售给敌国南韩。特别警龘察在市场巡查,没收禁止贩卖的物品。


我们的将军想走社会主义老路”,一位名叫金泳哲(他自己告诉我的)的商人说。他是我在二○○九年六月在边境附近访谈的几位咸镜北道民众之一。金泳哲表示,北韩政龘府已经发动了一场反“中国制”商品的运动,而且实际上已经让整个市场的化妆品、糖果、点心与药龘品完全消失。我们应该购买北韩产品而非中国产品,但北韩根本没有生产任何东西,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东西可买”,他说。李明熙,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抱怨这些限制已经扼杀了经济的活力。

如果他们不给我们粮食与衣服,又不许我们购买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活下去?”她质问。李明熙是吉州人,而吉州是最靠近核子试验场的城市。她在核试验前五天离开北韩。她对很多事情感到忧心——辐射外泄,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制裁,经济状况。斗大的泪珠沿着瘦削的双颊滑落,她问:“人民正在挨饿,把钱花在核子武器上不是一种浪费吗?”


虽然中国仍然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图门江两岸的贸易却已减缓。在二○○八年北龘京奥运会即将开始之前,中国在江边设置了有刺的铁丝网与监视摄影机。北韩边防卫兵的碉堡变得更密集以防止叛逃与非法贸易。一名在清津拥有工厂的中国商人告诉我,北韩政龘府最近禁止出口钢板到中国,理由是重要资源不应运往国外。清津可能是北韩最富企业进取心的城市,但它一直受到中央权威的打龘压,后者担心清津可能会摆脱它的掌控。该市过去十年的命运与边境贸易息息相关,而与平壤的指挥渐行渐远,居民乃至地方官员都变得较不顺从。二○○八年三月,当不满五十岁的妇女不准在市场工作的命令首次施行时,民众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女性摊商罕见地在清津水南市场的管理办公室前公开发起抗议,她们高喊:“给我们食物,否则就让我们做买卖。


市场当局被迫让步,哦今年他们又想重申这项禁令。我遇到不少清津人,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什么政龘府不滚远一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这种事情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二○○四年,我在中国遇见一名清津煤矿工人,他告诉我:“民众不是笨蛋。每个人都认为政龘府应该为这场恐怖的浩劫负责。我们都知道自己这么想,也知道别人的想法跟我们一样。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本书提到的人物,他们偶尔还能透过茂山、会宁及其他可以收到中国信号的边境城镇,用非法电话与家人联系。二○○九年三月,宋太太与她的兄弟通过电话之后告诉我:“情况就是这样,打架都过得很辛苦。市场没有太多粮食,物价也高得吓人。他们只能量入为出。”她说她的兄弟过得比大多数人好,因为还能靠她经由中国寄钱接济他们,但大多数都被官员没收了。


脱北者的家庭在邻里间算是最有钱的”,玉熙对我说:“我丈夫说,安全探员总是到家里来要东西;他们甚至跑来刮胡子,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唯一有刮胡刀的人。贫富悬殊也导致犯罪率攀升。宋太太二女儿的丈夫在铁路局担任安全警卫,直到二○○六年,他才在玉熙的邀请下与妻子一起来到南韩。他叛逃的时候,货仓已经开始出现许多粮食窃案,京味配发枪龘支与实弹,而且下达格杀令。同样的命令也适用于铁道两旁狭窄隙地种植的玉米,这些是铁路局员工的粮食。请进也有严重的毒品问题,这里很容易取得甲基安龘非他命,又称“冰龘毒”。这些毒品通常在小工厂里制造,贩售到城内或中国边境。它的价格低廉,刻意减轻饥饿感,很符合北韩的生活需要。


我在平壤看到的景气小幅回升,例如一些新的建筑工地。但这种现象似乎未曾在清津出现。除了主要大街旁的一两座加油站,过去几年来这座城市并未出现什么重要建设。最新的建筑物是一座外表经过装饰的粉红色建筑,这是一九九○年代末期兴建的,是金正日花的长期展示场地。一号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正面,以鹿蹄草的清淡色调或以桃色重新粉刷,但是外墙的檐口却开始崩解掉落,对来往的行人持续构成危险。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新的海报,大力宣传政龘府最新的重建经济口号:经济前线。过去几年,清津出现了几家民营餐厅,他们利用国营餐厅或国营公司倒闭后留下的空大楼来营业,此外也出现了几家唱歌房,也就是卡拉OK。然而,这些生意绝大多数都维持不久。我看不到任何进展的迹象。事实上,请进像是一座时光倒退的城市,每一件东西都年久失修,而且似乎只有越来越糟的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地区主任安东尼.班伯利(Anthony Banbury)于二○○八年八月造访清津后表示。“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已停工。八根烟囱顶多只有一根在冒烟。”


德国地理学家艾卡特.德格慷慨提供许多照片给本书。二○○八年九月,他获准参观清津与镜城,镜城就是美兰成长的地方;他也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只看到一大群平民在通往镜城的路上,完全以人力重新修筑公路。“好几千人在山上铲土,把土运下山,然后倒在地上形成好几座小土堆,仿佛在建筑金字塔似的”,德格说。在清津市内,他注意到数量多得不寻常的民众蹲坐着,这个姿势几乎已成为北韩的象征,他们弯曲着膝盖顶着自己的胸部,仅靠双足维持全身的平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总是在做着某件事,但这里的人们只是蹲做着。这是许多人眼中的北韩景象。由于缺少椅子或长凳,民众往往直接往地上一坐,一等几个小时,不管在路旁、公园、还是市场,都是如此。他们两眼直视前方,仿佛在等待什么——他们等待的是路面电车?也许。还是经过的车辆?朋友,或是亲人?也许他们并没有明确等待的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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