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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幸福 九

发布日期:2017-03-27

 丹东是一座繁荣的城市。鸭绿江畔闪烁着新办公大楼的玻璃外观,一栋栋公寓大楼节比鳞次地从纠结的起重机之间耸立起来。丹东的欣欣向荣凸显出对岸北韩的荒凉。然而玉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从北龘京通往平壤的主要铁路经过这座城市,两国的官方往来也经由鸭绿江上的中超友谊桥进行。北韩的国有贸易公司在丹东设有据点。这座城市钱付了许多秘密安全探员。玉熙于二○○一年一月被捕,然后被移送到对岸的新义州市警局。在中国生活两年后,她对祖国的情况感到震惊。隆冬时节,警局居然没有暖气,警员与犯人不约而同地打起哆嗦。一名警员把玉熙的罪名写在木片上,因为无纸可用。不过,她的运气很好。由于金正日的生日即将到来,所以颁布了特赦令;数千名轻罪犯人都获得释放。玉熙在被捕两个星期后就重获自由。玉熙一出狱,马上再次渡河进入中国。


玉熙在被捕前,原本是在一家砖头工厂做事,接着是在一家餐厅。她一天赚一到两块美元,听起来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清津一个月的工资——但在中国却相当微薄。这一次,玉熙需要一份薪水更多的工作,即使它的风险更大。她决定为一名掮客工作,就像那名为她与农民配对的掮客。玉熙第一项任务是潜回北韩寻找一名落单的孩子,然后带他渡过图门江与家人团聚,她接下这份工作。他们相信这名孩子住在茂山,玉熙最初就是从这里逃离北韩。她很了解这座城市而且会说当地方言,她认为自己可以在当地游荡数日,应该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她错了。她第一天到茂山,就被警龘察从群众里抓了出来。嘿,就是你”,警龘察对着玉熙大叫。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玉熙变得比较白也比较胖。她使用有香味的洗发精与肥皂,她的外表与味道都与其他人不同。此外,她还带了在中国购买的电晶体收音机,可以听南韩节目。警龘察没收了收音机而且(他先要玉熙告诉他南韩广播的频率与要求她交出耳机)把她交给保卫部。


玉熙与其他一百多名被捕的犯人一起关在拘留室里。他们被要求跪下与保持静止不动。警卫穿梭于行列之间,任何人想调整姿势让膝盖舒服一点,都会遭到殴打。玉熙被打了一次之后,只让自己的眼睛四处张望。她自己打量这些犯人,马上就能辨识出谁去过中国;他们就像她一样,皮肤比较白,穿的衣服比较好,看起来也比较健康。其他人则是面黄肌瘦,通常没有穿鞋子,或许是在准备渡河之前被抓。玉熙觉得两群人混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她生还的最佳机会要看当局是否知道她为掮客工作。她也希望那名将她的收音机没收的警龘察能留着那台收音机,不要往上呈报。叛逃罪名的轻重,取决于阶级背景与脱北者前往中国的行为与动机,渡河寻找食物的脱北者可以得到比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一段时间的脱北者较轻的刑罚。至于被控中介妇女、贩卖DVD、与南韩人接触,或在中国上教堂,很可能背上“背叛祖国”的罪名,要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古拉格。最后,警卫以家乡为标准来对拘留所的犯人进行分类。结果发现,许多是清津人。警卫没有手龘铐,只好三个人一组,用塑料鞋带将他们的大拇指绑在一起。鞋带绑得很紧,学业循环不流通,犯人的大拇指开始发紫。犯人被送上专门列车,原本两人的座位,现在要挤三个人。玉熙看到走到对面一名男子努力往口袋里掏,原来他想够着他的打火机。这名男子将鞋带烧融之后,警卫还来不及反应,三名男子已经跳窗逃逸。妇女不敢移动,除非当中有人必须去上厕所;此时三个人都要一起前往,她们的大拇指仍被牢牢地绑着。


当火车在尖锐的声音下停止,玉熙发现已到了清津车站。此时是二○○一年九月,离他身穿睡衣逃走的日子已快三年。现在,她在丢尽颜面的状况下返乡,被人绑着的大拇指隐隐作痛,就像上了手龘铐脚镣的犯人。弯腰,弯腰”——犯人下了火车,警卫对他们咆哮。不用警卫下令,玉熙自己也想低头。要是她的丈夫或丈夫的同时看到她怎么办?犯人穿过车站候车室以及她母亲卖饼干的站前广场,然后经过她住的公寓窗户底下。过去,她自己曾透过窗户看着这幅景象,留意这群犯人,是否当中有认识的人。犯人被引领者沿清津大街行进,穿过好奇的围观群众,过了两座桥,经过工业区与沼泽低地,后者是清津唯一的稻米田。他们拐弯朝海边走去,进到围绕着混凝土墙与有刺铁丝网的地方。这地方成为农圃拘禁所,建立于日据时代,用来囚禁朝鲜抗龘日分子。农圃这个名字已足以令人生惧,现在它则收入大批企图叛逃的人。


女性犯人塞满了三间大囚室,里面非常拥挤,大家必须并排睡在地上。挤不进去的就必须睡在厕所旁边。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犯人进来,通常一次月一百名。警卫对于新到的犯人进行脱衣搜身,区隔出显然已经怀孕的犯人,无论她们怀孕了几个月,一律送去堕胎。狱方认定这些胎儿的父亲是中国人。在农圃,女性与男性犯人的数量是二比一,反映出叛逃者的性别差异。随着玉熙逐渐认识其他的女性,她惊讶的发现彼此的故事十分类似。许多人离开丈夫与孩子,理由是自己会带钱与食物回家。玉熙嫌恶这些女人,也嫌恶自己。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扔下孩子。我们居然成了如此卑贱的女人,是饥饿让我们沦落到这种地步,玉熙想着。在监狱营利,玉虚有许多时间思考。长时间的奴役劳动,接续着每晚长时间的自我批评与精神讲话。犯人的饮食匮乏,有时遭受野蛮对待。以监狱营来说,农圃或许还比其他地方好一点。每个星期六下午,妇女可以到院子的水晶汲水洗澡。她们会互相抓头虱。玉熙被囚禁的这段时间,她只看过一名妇女遭到毒打。这名女子在盛怒下攀爬营墙。那只是气急败坏的举动,而非认真想逃跑,因为她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警卫还是把她拉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打得半昏迷。


在玉熙看来,农圃的女犯人与其说是饱受惊吓,不如说是充满愤怒。当她们从事强迫劳动时——制造砖头,除草——脸上总是不变的憎恨申请。“我们一辈子听到的全是谎言。我们的人生是谎言。整个制度是谎言”,玉熙想着,她相信其他女人也这么想。就连监狱营的官员也放弃对犯人进行再教育。她们只是例行公事,毫无热情地阅读劳动党交给他们的讲稿。每个人似乎都很清楚这全是谎言。有一天,当妇女们正在收玉米时,典狱长来玉米田发表一场即席演说。说的还是陈腔滥调他鼓励大家以金日成思想武装自己,对抗资本主义的诱惑,报效国家。然后典狱长要求大家举手:谁愿意保证以后不会再去中国?大家蹲坐着默不作声。玉熙看看四周,没人举手。在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典狱长说:“那么,如果你们还要去中国,下回不要再被抓到。事实上,玉熙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步。有一天,她被派到营区混凝土墙外的菜园除草,但外围还有一圈有刺的铁丝网。玉熙看到铁丝网外有一名老妇人正在照料羊群。她环顾四周,确定守卫不在附近,于是隔着铁丝网对那名妇人说话。玉熙想跟她打个商量:如果她能告诉玉熙的母亲她在这里,那么玉熙就把身上穿的内衣给她。内衣在北韩很稀少,而且玉熙的内衣还是新的,是她最近在中国买的。这名老妇人答应了。


玉熙蹲下来脱下内衣。她把内衣卷成球装,里面包着一张写着母亲地址的纸条,然后扔出铁丝网外。听到玉熙被关起来,宋太太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一直认为她的女儿被送进监狱是迟早的事。自从三年前玉熙逃家之后,宋太太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但她相信,她的女儿就跟其他的娼妓与叛徒一样去了中国。如果她背叛祖国,那么她坐牢是罪有应得。但女儿毕竟是女儿,宋太太无法坐视自己的长女在清津最恶名昭彰的拘禁所受苦。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求生,宋太太对于许多事已毫无顾忌,而且也培养出了不少生存技巧。她很早就了解,贿赂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难题。只要你不被人发现曾经诅咒金正日,那么有钱就能让你免于死刑。于是宋太太到黑市,花了五百元买了十条香烟。然后到处问人,直到找到主管农圃拘禁所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为止,从头到尾她一直低声抱怨她这名任性的女儿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收入。


几天后,玉熙出现在母亲的家门前,倒在她的怀里。当宋太太看到玉熙时,惊讶地叫出声来。当时是十月,天气已冷,而玉熙却近乎赤裸并光着脚。农圃的安全警龘察认为她可能在鞋底藏钱,所以将她的鞋子剪开。她把衬衫的袖子撕下作为生理期用的卫生布;由于内衣已经送人,剩下的衣服成了一堆碎片,头发还爬满虱子。但当宋太太让她洗了澡之后,仍看的出来玉熙比离开北韩前健康许多。即使这几个星期她只吃西周与在野外捡拾的生玉米粒,玉熙的身体仍相当结实。她的肤色红润而有光泽。玉熙喋喋不休地说着。精力旺盛的她,谈起中国的一切——他们三餐吃白米、市场、流行时尚。她说的话既象旅行见闻,又象政治的长篇大论。宋太太与两个妹妹围着她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南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们问。玉熙没有实际看过,但她在中国看了许多南韩的电视节目。南韩是个富有的国家,就连中国也无法想象南韩的富有”,玉熙对她们说:“我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去南韩。


两个妹妹盘腿坐在地上,玉熙就这样高谈阔论起来。有时,她们深受吸引;有时,她们受到惊吓。排行老二的妹妹嫁给铁路局的安全警卫,她是姊妹中最拘谨的。玉熙不断说着,她的大眼睛也越睁越大。虽然有点犹豫,因为她总是被玉熙恐吓,但她还是打断玉熙的话。但是我们的将军为我们这么努力…..”她指着母亲早上才擦过的金日成与金正日肖像。你还看不出来吗?你们的将军已经把大家变成了傻子”,玉熙生气地说。最小的妹妹容熙已经离婚,现在跟母亲一起住,她比较赞同玉熙的想法,但她担心大姊的口无遮拦。这个家已经经过太多的悲剧;她们不想再惹上麻烦。虽然宋太太的屋子是独栋,但是外面有可能有人在徘徊偷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说话,好吗?”她提醒玉熙。玉熙向母亲与妹妹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转而跟其他人说。住在附近的太太不悦地咂舌,却又好奇地听着。她们下午过来拜访,欢迎玉熙回来,并且聚集起来听她说话。睁开你们的眼睛,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是一座监狱。我们很可怜,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


每当金正日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玉熙火气就上来了。“说谎的家伙!骗子!贼!”她会对着电视机大吼大叫。宋太太终于发火了。玉熙的妄议会让整个家陷入危险——这可是叛国行经。如果说这话的不是自己的女儿,宋太太早就基于“人民班”的义务向上呈报。尽管发生这么多事,宋太太仍对金氏父子深信不疑。闭嘴,你这个叛徒”,宋太太对着玉熙大吼。玉熙吓了一跳,她的母亲很少这么大声说话,但她并不打算闭嘴,反而责怪母亲。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恐怖的国家?”玉熙大声说:“你到底比较爱谁?金正日,还是我?母女两争吵不断。在母亲家住了四十天之后,玉熙终于从监狱的虐待中完全康复。她对母亲与妹妹说,他从过去的错误学到教训,她要再次到中国赚钱,只不过这次不会被抓到。宋太太勉为其难地借钱给玉熙,虽然担心,但女儿的离开也让她松了一口气。


八个月过去,完全没有玉熙的消息。然后到了六月,有个女人跑来敲宋太太的门,说是有她女儿的消息。宋太太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玉熙一定又入狱了,她必须再去保释她。但事情却跟她想的不一样,这名女子说,玉熙现在在临近边境的地方工作,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她想还钱给母亲,而且想送一些衣服与礼物给家人,但她担心自己回到清津可能会被逮捕。是否可以换个方式,请宋太太去找她呢?宋太太感到犹豫,而且也不认识这个女人。自从一九九五年的意外事故之后——这场意外开启了家中一连串不幸——她就未曾到外地旅行。她不是那么需要钱,她的饼干生意很不错。松坪市场现在提供摊位给摊贩,还设有屋顶;宋太太服了租金而且拥有执照,她觉得自己是如假包换的生意人。此外就某个意义来说,她已经再婚。这比较像是一种协议,一名年老的鳏夫需要有人帮他料理家务,这个男人心地仁慈而且相对富裕。宋太太现在过得比以前舒服得多。她没有理由冒险前往中国边境,不过她也对五百元的保释金耿耿于怀。这名来路不明的女子向宋太太保证,她不用搭火车——玉熙已经安排了一辆私家车。宋太太感到惊讶——她答应了。


二○○二年六月一个炎热的雨天,宋太太启程前往茂山。她只带了一个小旅行袋,打算过一晚明早就回家。但她们抵达时并没有看到玉熙。这名女子只告诉宋太太玉熙在边境附近工作,却没有说是边界的哪一边,但现在她明确告诉她:玉熙现在在中国。你必须到中国去拿钱与衣服。你的女儿正在等你”,女子说道。她向宋太太介绍一名男子,说是她丈夫。“不用担心,他会带你过去。宋太太既然已经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她还会回去吗?他们搭乘另一辆车,开上通往会宁的道路,这是另一座边境城镇。然后他们要等待天黑。他们抵达河边时已是晚上十点,天空仍下着雨,河水涨了上来,拍打河岸,河滨成了一滩滑溜的烂泥。宋太太几乎无法分辨陆地与河流的分界。此时两名身穿北韩边防卫兵制服的男子过来协助他们。宋太太就像孩子一样被其中一人举到背上,另一个人则抓着第一个人的手臂以保持平衡,于是他们开始摇晃着过河。他们绊了几次,差点无法立定脚跟。宋太太觉得自己一定会掉到水里被激流重走,她就跟她那个年纪的北韩人一样不会游泳。宋太太很想大声对他们说,“带我回去,带我回家”,就在她忍不住心中的恐惧想把话说出口的时候,他们登上了对岸。向导给了边防卫兵一点钱,于是他们再度消失在水中,渡河返回北韩。向导与宋太太花了整夜时间爬过小山,到了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走进一个村落。接着他们搭乘计程车,这是宋太太从未有过的经验。汽车、卡车、速可达与货车汇聚在通往市场的狭窄街道上,喇叭声此起彼落。此时是早上八点,店主正要开张。橱窗的安全门冉冉升起,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吱呀声。点盘老板打开音响,店门口的大扩音器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宋太太想,真是嘈杂而可怕的音乐。她想用手指捂住自己的耳朵。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并不喜欢。太吵了,玉熙怎么会住在这么可怕的地方?


宋太太的向导买了鸡蛋、香肠与猪脚当早餐。他们除了小镇,驶进一条泥土路,最后到了由几间屋子构成的小村庄。他们走进其中一间屋子。向导向宋太太介绍屋主与他年纪月十几岁的女儿。他们是中国的朝鲜族,讲的方言跟宋太太一样。屋主带宋太太到处参观。这栋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红砖墙、屋瓦、自行围起的栅栏,以及栅栏围成的前院——但屋内却塞满各种电器用品:立体音响、滤水器、彩色电视机、冰箱。屋主不断开着冰箱门,从厘米那拿出各种吃的喝的东西。啤酒、水果、泡菜。当这些东西连同向导带来的食物摆在桌上时,除了结婚喜宴,宋太太从没看过这么丰盛的饭菜。她想要的东西几乎全到齐了,除了玉熙。我女儿在哪?”宋太太问道。屋主看着她,娜娜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宋太太又问了一次,这回她的语气更严厉了。她去找工作”,他回答。宋太太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屋主很客气,或许应该说太客气了:宋太太觉得他们有事瞒着她,但她实在太累,没有力气追问。她断断续续地睡着。醒来之后,还是不见玉熙的踪影,一阵恐怖的怀疑袭上心头:我被绑架了。


宋太太不知道是否该找机会逃走。她能去哪儿?她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带她过来的向导已经走了。她应该直接质问屋主吗?她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屋主与他的女儿再三向宋太太保证,玉熙有事耽搁了,但很快就会回来。第二天,玉熙终于打电话过来。电话里的杂音很大,玉熙听起来似乎在很远的地方。她向宋太太保证自己一切安好,她很快就会跟她见面,并且要宋太太好好休息。你到底在哪里?”宋太太仍然半信半疑。在Hanguk”,玉熙回答。宋太太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在哪儿?在沈阳附近吗?”宋太太想起中国东北的第一大城市,距离她待的地方约三百英里。还要更远一点。我明天回打电话给你,到时候再跟你解释。北韩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朝鲜”(Chosun),称他们疏远的邻邦为“南朝鲜”(Nam Chosun),也就是南韩。南韩人则用完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国家,这个名字叫Hanguk,也就是韩国。


在下一个电话里,玉熙明白表示她其实人在南韩。宋太太简直不敢相信,她气得全身发抖,玉熙还一度以为她心脏病发作。玉熙这辈子干过不少坏事,从小时候的恶作剧到口出恶言,以及在监狱营里做苦工,但这回她犯的错实在太离谱。她居然投靠敌国,甚至还付钱给这些人骗自己的母亲叛逃。宋太太这辈子从没这么生气过。你这个叛徒!我没有你这种女儿”,她对着话筒大吼,然后重重挂上电话。往后三天,玉熙不断打电话。宋太太拒绝接听。最后她还是心软了。玉熙在电话那头啜泣着。妈,我爱你。我希望你过来跟我一起生活。”玉熙简单提到自己目前的状况。她又一份工作。当她抵达南韩时,南韩政龘府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安定下来。如果首尔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要哭?”宋太太问。


宋太太认为南韩是美帝国主义杂碎的傀儡,南韩人用钱收买了她的女儿。一旦他们从玉熙身上获取足够的资讯,他们就会折磨并且杀了她。这是宋太太曾经听过的南韩对待脱北者的方式。她没有理由不相信。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妈”玉熙反驳她。“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想你,我希望你能来这里。宋太太不想再听下去。她告诉玉熙,只要她的体力从舟车劳顿中恢复,她就要返回北韩。她会在此地休息几天,把身体养好。宋太太懒洋洋地躺在屋里,打盹、吃东西与看电视。这件屋子装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卫星天线,可以接收南韩的电视节目。南韩的肥皂剧非常受欢迎,宋太太很快就成为连续剧《玻璃鞋》的忠实观众,这出戏描述的是一对从小沦为孤儿分隔两地的姊妹。连续剧以外的时间,宋太太随意转换频道,看哪一台正在转播足球。


二○○二年世界杯足球赛由南韩与日本共同主办。这是一九八八年南韩举办奥运会以来,首尔第二次成为世界镁光灯的焦点。宋太太对足球并不是那么有兴趣,她想看的是背景画面中短暂出现的南韩。她不得不注意到汽车、高楼大厦与商店。广告的时候,宋太太还看到手机与其他从未听过的东西。当南韩队击败波兰、逼和美国,然后又先后淘汰葡萄牙、意大利与西班牙进入准决赛时——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做到这一点——数百万人涌上街头热烈庆祝。他们穿上红色T恤,头上戴着发出红光的触角,来表现他们对国家队“红魔鬼”的支持。镜头前的这些人,显然跟宋太太一样都是韩国人,说着相同的语言,但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美丽、快乐,而且如此自由。要宋太太相信她从电视看到的影像并不容易。她这辈子在北韩生活(更甭说其中二十五年的时间还是新闻记者的太太),她很清楚影像可以操纵。劳动党的演讲警告她,外国电视节目时时想破坏金日成与金正日的教诲。“南韩傀儡在美国中情局的控制下,阴谋使用这些刻意制作的影像 ,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有一场演说是这么说的。宋太太怀疑(这点倒是没错),那位慷慨大方的主人是玉熙付钱派来洗脑的,想骗她去南韩。但是这些影像不可能全是假的。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也无法反驳——丰富的粮食、汽车与家电用品。


宋太太的屋主有一台电锅,上面有感应器,饭煮好的时候会自动断电。他们家有许多电器用品让她感到困惑,但只有电锅让她产生无穷的想象。很久以前宋太太也有一台捡漏的电锅,跟屋主这台完全不能比。她的电锅后来被警龘察没收,因为民众不应该使用电力烹饪。每天早上当宋太太听到电锅的哗哗声,通知早饭已经煮好时,她总是对这种科技感到惊异。她想,北韩确实落后中国好几年,甚至是数十年。那么谁知道北韩落后南韩多少年?虽然她从抵达这间屋子以来还没出过门,但她觉得自己光是进厨房与打开电视就已像是做了一场巨大的探险。她很想与丈夫分享自己看到的一切。宋太太吃饭时特别容易想起长博。那个男人真爱吃啊!他一定爱死香肠。每次想到这里,她就流泪不止。然后宋太太又想到儿子。她的回忆充满歉疚与悔恨,她甚至无法跟儿子好好说话。他是如此强壮,如此英挺——这是一场悲剧,二十五岁的他就这样过世。他错了多少人生!他们全家人又错过多少,包括她自己,她的女儿,全被姥姥锁在北韩,一直到死亡为止。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依照党的指示去做,我们要为将军而死,我们最幸福,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她因为相信这些而虚掷人生。或者,也许还有转圜的机会——她的人生还没结束。她五十七岁,身体还很健康。


有天早晨,当微弱的曙光照进宋太太房里,这些念头在她脑子里回荡。当她意识逐渐清醒,听见电锅的啁啾声。宋太太坐起身子,她知道这是唤醒她的铃声。她已准备出发。二○○二年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早晨,宋太太坐在韩亚航空班机的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准备从大连飞往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这趟旅程她使用了假名与假护照。飞机上她只是一个人——这名年轻人的位置离她只有几排座位。早上六点钟,他来到宋太太住的旅馆房间,把护照交给她。这本护照是从一名与宋太太年龄相仿的南韩妇女身上偷来的,原本照片用剃刀取下,换帅宋太太的照片。如果遭到询问,她会说自己是南韩游客,来大连度周末。大连是个海滨度假胜地,与韩国隔黄海相望。为了让宋太太的说词听起来可信,她必须换上新的衣服。北韩人会举得这种衣服充满异国风味——七分牛仔裤与亮白色运动鞋。宋太太背着轻便的背包。她的指导者为她穿耳洞——北韩妇女不会做这种事——让她把头发剪短且烫成南韩同年龄女性喜爱的发型。宋太太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在屋主照顾下,她变得丰腴圆润完全不像个难民。唯一可能露出马脚的地方是她那一口带着浓厚喉音的北韩腔。指导者建议她不要与人闲聊,为了避免与南韩旅客交谈,持续八十分钟的飞航时间她最好一直待在座位上。宋太太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她不像一般人所想的在这种状况下会感到紧张,她深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平静,对于自己叛逃的决定了然于心。那天早晨,当宋太太在农舍里被电锅唤醒时,心中的阴霾突然一扫而空。她决定接受玉熙的邀请前往南韩,亲眼见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她的女儿和外孙还有机会,因为北韩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她的来日不多。她要把握机会。但再此之前,她想先回清津好好地跟另两个女儿告别。宋太太想跟她们解释自己的决定,然后把玉熙在中国留给她的钱交给她们——大约一千美元。“我不能让你的妹妹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对玉熙说。玉熙反对,她担心母亲回去之后心生胆怯或两个妹妹会让她打退堂鼓,但宋太太心意已决。


由于图门江秋季的水位暴涨,所以宋太太在清津待了一个月,虽然如此,她的想法完全没有动摇。宋太太抱持的新年使她顺利通过叛逃最危险的时刻。玉熙雇来的带她到南韩的偷渡客,对于这名娇小可爱的祖母感到惊讶,她手持假护照登上国际班机,却一点也不紧张。在中国出境登机是这趟旅程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国出入境官员发现宋太太拿的是假护照,那么它会遭到逮捕并被遣返回北韩关进监狱营。飞机降落南韩之后,他们只剩一道关卡。宋太太的护照不可能骗过南韩人,他们很快就会从例行检查发现这是偷来的护照。事实上,同机的年轻人在降落前就收回那本护照,并且一降落就消失在人群中。假装你不认识我”,他对宋太太说。她必须在女厕等候,直到那人顺利离开机场为止。然后她走向入境柜台,将事情合盘托出。她是宋熙锡,五十七岁,来自清津。她在饥荒中失去了半个家庭,现在要在南韩与她的女儿一同追求新的人生。宋太太把该说的都说了。南韩宪法第三条规定,南韩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合法政龘府,这意味着半岛上所有居民,包括北韩人,都是南韩公民。一九九六年,南韩最高法院判决北韩人有去的南韩公民身份的权利。然而,实际的状况较为复杂。为了行使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北韩人必须自行前往南韩。北韩人无法在南韩驻北龘京大使馆或驻中国人和一处领事馆主张权利。中国基于对共产盟友残存的一点情谊以及避免数百万北韩人跨越国界,不让这些寻求庇护者出现在这些外交单位。中国很清楚,一九八九年东德民众经由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造成了柏林墙倒塌与东德政龘府崩溃。南韩政龘府也乐见难民数量降低到可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北韩人有钱或有管道,他们可以拿到假护照飞到南韩。或者,他们可以从中国取道蒙古或越南,当地的南韩使馆人员在接受脱北者上没有那么大的限制。还有极少数人进入欧洲各国或联合国驻中国的外交单位寻求庇护。


中国境内十万多名北韩人,只有极少数能成功抵达南韩。一九九八年,只有七十一名北韩人要求取得南韩公民身份;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百四十八人;二○○○年,有三百一十二名脱北者;而二○○一年有五百八十三名。二○○二年,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北韩人获得南韩公民身份。此后,每年抵达南韩的人数大约介于一千到三千人之间。宋太太抵达时,南韩官员已习惯北韩人在未知会的状况下出现在机场。她抵达仁川引起了一阵忙乱,但没有人感到惊慌。宋太太下机的那一刻失去了方向。她只到过机场一次——当天早上在中国登机就是她的初体验——两相比较,仁川机场截然不同。这座耗资五十五亿美元兴建的机场在一年前刚落成启用,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在一九五○年登陆的浅滩就离此地不远,因此远比大连机场更加壮观。仁川机场宛如一座玻璃与钢铁构成的巨像,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阳光穿透玻璃板,流泻到漫长的抵达通道上。人们从登机门走上电动走道,毫不费力地往前滑行。宋太太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能跟在其他旅客后面,并与护送她的那名男子保持一段距离。当其他旅客在入境柜台前排队等候时,宋太太躲进女厕,这里也跟机场其他地方一样让她感到困惑。她搞不清楚怎么冲马桶箱。水槽上的水龙头会自动开启与关闭,完全不用触碰。她从女厕探出头,看看那名男子是否已经离开,但她看见他还在队伍后面,她还要在等一会儿。她整理自己新烫的发型,补补妆,当她望向镜子,发现当中有张陌生的脸庞正直视着她。


一次宋太太探头出去的时候,男子已经离开。她鼓起勇气走出女厕,开始寻找安全官员。事实上,宋太太撞见一名非常高大的男子,他的会长与附有照片的身龘份证件刚好与宋太太的眼睛同一高度。她深深一鞠躬,就像一般人恳求官员时所做的,然后说出排练好的台词。我来自北韩,我想在这里寻求庇护”,她说。这名男子是一名警卫。他看起来吓了一跳,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你们有多少人?”他问,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脱北者都是集体行动。宋太太告诉他她独自一人。警卫引领着她到入境柜台旁边的办公室。他打了几通电话,几分钟之内,国家情报院的探员抵达。宋太太的讯问持续近一个月。她从机场被移送到情报院专为刚抵达的脱北者设立的宿舍。宋太太不许离开这间宿舍,但玉熙可以过来看她。情报院的首要任务是确认宋太太既不是间谍也不是骗子,过去几年曾有北韩的秘密探员被捕,这些人潜伏南韩是为了监控脱北者。情报院也要晒检出那些说韩语的中国人,他们假冒北韩人取得南韩公民并领取金额达两万美元以上的安居给付。宋太太每天早上要进行两小时的供述,结束后她必须把讨论那部分写下来。她被要求详细描述清津重要地标的位置——劳动党办公室、安龘全局办公室、“区”与“洞”(韩国的城市分区)的分界。宋太太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供述:这让她有机会回顾自己的人生。下午,她会小睡片刻与看电视。此外,有一种小巧的饮料总能让宋太太心情愉快——冰箱里放满免费得盒装果汁,每一盒都附有一根吸管。


宋太太日后回忆时表示,她在国家情报院的日子是她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度假。之后,辛苦的工作才要开始。对于每月赚不到一美元的人来说,要融入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南韩人人均所的大约是两万美元,是北韩的十四到十五倍。(相较之下,柏林墙倒塌时,西德人的人均所得是东德的二到三倍)非军事区两边都进行大量宣传,宣称北韩人与南韩人有多么相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再六十年的分隔后,两国人民出现巨大差异。南韩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的北韩人不知道什么事互联网,与此相对,南韩家户拥有宽频的比例甚至高于美国、日本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北韩的文化与经济被冻结了五十年。南北韩所讲的不再是相同的语言;南韩使用的韩语有很多是从英语借用的词汇。南北韩人民的体格也产生差异。南韩十七岁男性吃的是奶昔与汉堡,他们的平均身高比北韩同年龄的男性高了五英寸(约十三公分)。一九六○年代,当时北韩人的语言与饮食跟南韩人是一样的。


一九九○年代,随着脱北者数量逐渐增加,南韩政龘府也越来越关切如何让这些人能顺利融入南韩社会。南韩智库找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与教育人士,共同组成团队商议对策。虽然脱北者的数量很少(直到二○○八年下半年,南韩四千四百万人口当中,有一万五千零五十七名脱北者),但如果有一天两韩统一,那么数量可能膨胀到数百万。从事相关研究的南韩社会学家尹麟镇表示:“如果数量这么少的脱北者都无法适应,那么统一的前景将非常暗淡;弱他们能在南韩展开新生活,我们就有了整合的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协助脱北者,从中学习、改正错误。南韩人研究各种历史模式。他们到以色列考察为来自前苏联与北非的犹太人而设的学校,这些犹太人虽然行使回归到犹太人国家居住的权利,但对于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却所知不多。他们也研究东德人在德国统一后的生活适应问题。


一九九九年,南韩在首尔南方五十英里的一处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开始了“统一院”。这座中心结合商业学校与过渡之家的功能,教导北韩人如何在南韩自力更生。他们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提款机与支付电子账单。他们学习罗马字母以阅读广告上使用的一些英语。北韩人还要“扬弃”他们过去学习的事物,如韩战与美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角色。脱北者要接受人权课程与学习民龘主的运作方式。在教室里,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然而一旦走出校园,却让宋太太感到困惑。课程安排他们实际去买衣服与理发。他们也上美食街,每个人分到一笔钱自己去买午餐。他们买的全是面食,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其他的食物是什么。宋太太离开校园时,有时会因为兴奋而感到晕眩。校园外有这么嘈杂的声音与这么多的灯光,使他无法专注。她的目光快速掠过建筑物外墙的巨大荧幕(约有二十英尺高)与广告看板。(要是金二胖有钱,还不全北朝鲜全都是各种荧幕放他和他爹的光辉事迹啊)她看不懂绝大多数的广告内容。HDTV(其实这个别说宋太太了,我妈也看不懂,问我是不是海淀电视台的意思)、MTV、MP3、MP4、XP、TGIF、BBQ——看起来像是无法破解的密码。但宋太太觉得最神秘的还是南韩人。虽然知道他们全是韩国人,但他们看起来却像是另一个种族。女孩穿着非常短的裙子与真皮长筒靴。许多人染发——男孩与女孩把头发染成红色与黄色,看起来就像外国人。他们把小小的塑料插头塞在耳朵里,插头上还有一条电线垂到口袋。最令宋太太震惊的是,她看到男孩与女孩在大街上挽臂而行,甚至接吻。她敢接看看四周,但似乎没有人在意。有一天,她到首尔的地铁站,看到人们成群地达成电扶梯,快速地走过通道,在不同的地铁线之间转车。她很惊讶这些人怎么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宋太太在统一院学习了三个月。学期最后有一场毕业典礼。宋太太得到一笔两万美元的津贴让她开启新生活。接下来,她必须自食其力。


二○○四年,当我首次与宋太太见面时,她已离开北韩两年。当时我正为《洛杉矶时报》访问那些来自清津的北韩人。我们约好在报社驻首尔办公室见面。开门时,我看到一位服装一尘不染的娇小女性,举止间流露出自信。她戴着玉质大耳环,粉红色的polo衫整齐地掖在平整的浅褐色裤子里。从充满朝气的淡妆到干净利落的发型,显示她已能充分掌控自己的生活。宋太太离开统一院以后,找了一份管家的工作。她在北韩已习惯整天工作,她觉得自己在南韩如果过得太闲,可能会闷出病来。她决定不跟玉熙一起住,而是自己找了间公寓。宋太太在水原租了一间高层住宅的小房间,水原位于首尔南方二十英里,这里的租金比较便宜。靠着节俭生活与持续工作,她很快就能负担旅行的费用——这件事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参加专为老年妇女举办的旅行团,足迹踏遍南韩每个角落。她甚至还回到中国——这一次是以观光客的身份。宋太太跟一群脱北者到了波兰,参加当地举办的人权会议。她交了许多朋友,甚至还约会。(我发现一个规律,忠贞信仰者总是变化最快的)。她喜欢到市场尝试新的食物——芒果、奇异果、木瓜。她喜欢外食,她不喜欢披萨或汉堡,但喜欢南韩烹调牛肉与猪肉的方式,以及在餐桌上烧烤。


我大概每半年会跟宋太太吃一次饭。当我撰写与北韩相关的文章时,我觉得宋太太是一名非常可靠的评论者。她不会一味替北韩政权辩护——“那个腐败的杂碎!”她曾这么骂过金正日,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她骂脏话——也不像我遇见的绝大多数脱北者那样激愤。北韩仍有许多令她怀念的事:邻居之间的同志情谊;还没崩溃之前的免费医疗体系。她仍怀念自己身为年轻已婚女性的生活。当她提到死去的丈夫时,她的眼睛开始湿润,圆圆的脸庞也变得柔和。当我看到这么丰盛的菜市,都忍不住流泪”,那天晚上宋太太向我致歉,当时我们正围坐在热气腾腾的涮涮锅旁,薄切的肉片在汤汁里涮几下,蘸点芝麻酱就可以吃了。“我忍不住想起他临终前的话:‘我们去上好一点的馆子,开一瓶美酒来喝。但那已成过去,宋太太决定不再多想那段时光。她享受自由,决心珍惜剩余的岁月。宋太太充满好奇心。她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年轻许多,连胆子也变大了。”当我问她北韩的事时,她也反问我美国以及我到过的其他地方。宋太太每次与我见面总是充满活力与热情,总是打扮得赏心悦目。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为人牺牲,现在他总算懂的照顾自己。当宋太太发现自己的小腹越来越大时,她吓了一跳,这是她过去挨饿未曾有过的经验,因此开始节食。她出门总是化妆。又一次,我搭火车到水原与宋太太见面,我们在拥挤的候车室里看到彼此。当我们走近到可以听到对方声音的距离时,她难掩兴奋地大声说道:“你看,我去割了双眼皮!


宋太太做了整形手术,为自己的眼皮增加褶皱,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象白种人。这是南韩经验的极致,而宋太太终于体验到了。虽然玉熙叛逃的渴望极为强烈,但在南韩的她并不像她母亲那么快乐。玉熙是个很容易陷入苦恼的人,她很容易对自己与他人挑毛病。当这对母女一同出现时,总让人感到吃惊:她们同样有着心形脸蛋与结实的身材,但两人个性却截然不同。玉熙全身上下都是黑的——黑色牛仔裤,亮黑色上衣,黑色高筒靴子;棱角分明的丝边眼镜与扬起的眉毛,予人鲜明的印象。宋太太与女儿感情深厚,她们抹着彼此的头发与彼此拥抱,仿佛两人才刚团聚,但她们对于政治的看法却南辕北辙。午餐时,我的一位在援助机构工作的朋友问她们,人道援助有没有可能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玉熙认为援助物资只会被军方与党干部拿走,最终反而是加强了金正日对北韩的统治。即使如此,还可以让一些人活命……宋太太说。玉熙不等她把话说完,就插嘴说:“你这样等于是支持邪恶政权。宋太太的双唇紧闭成一直线,接下来这顿饭她变得不太说话。


玉熙经常给人一种苦涩的印象。她从抵达南韩的那天起,就面临金钱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她离开中国前就已经出现。玉熙跟一群中国与韩国罪犯一起厮混,她们生活在见不得人的世界里,干着伪造、走私与放高利贷的勾当。不过,他们最常做的还是买卖人口的生意。他们渡河将北韩妇女运到中国,而且提供偷来的护照让一些人进入南韩。玉熙最后一次离开北韩时,她没有钱让自己从中国前往南韩。一名偷渡客同意给她护照与机票,但条件是她必须从南韩政龘府获得的津贴里拿出一万四千美元给他作为费用。双方用盖指印的方式签下合约,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玉熙离开统一院后的那个星期,跟她签约的偷渡客打她的手机。她才刚买的手机——脱北者买的第一件物品清一色是手机——她搞不懂那个人怎么找到她或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对方坚持要她马上付款。我在首尔,我在你的公寓前面跟你碰头”他对玉熙说。


玉熙感到恐慌。安顿生活的钱比她预期的少了很多。二十、三十岁的脱北者拿到的津贴比年长者少得多,因为政龘府认为他们有能力工作。公寓的定金已经花了玉熙三千美元。她同意与这名偷渡客在京剧前面碰面。在冗长的协商之后,玉熙说服他接受比较低的费用,八千美元,大概是她仅剩的全部财产。之后,玉熙在殡仪馆找到工作,她希望让自己的财务能步入正轨。玉熙其实很可能做到这点,但她心里却存在着难以抗拒的渴望。玉熙想念母亲。在抵达南韩之前,她一直想着要如何把母亲接来,在抵达之后,这种想法更是挥之不去。她惊讶地发现老人在南韩受到很好的照顾。玉熙知道要说服母亲离开北韩不是件容易得事,于是她求助同一批偷渡客。他们一起想了一个计划,引诱宋太太跨越国界到中国境内。玉熙担心如果一有闪失,她的母亲可能会被送进监狱营,因此他希望能走最安全也最不令人害怕的路线。他们把叛逃安排得象旅行套餐一样,而宋太太走的是“头等舱”的路线。她的旅行套餐包括私家车载她从清津前往边境地区,贿赂北韩边防卫兵背她过河,以及偷来的南韩护照。“我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做法”,玉熙解释说:“但我希望她的旅程能像个VIP。”


玉熙深陷债务之中。她与殡仪馆签约值更多的班,但加班仍不足以支付她的支出。她不断思考其他的赚钱方式。她是一名三十八岁的女子,唯一的专业经验是激励民众为金日成努力工作——这在南韩几乎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玉熙把脑筋动到卡拉OK上。“唱歌房”——卡拉OK在南韩的名称——是客人(通常是男性)唱歌放松的地方。这些俱乐部提供包厢、音响设备、麦克风、伴唱带、饮料与点心。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坐台小姐,她们陪客人一起唱歌、跳舞、帮客人倒酒并且卖弄风骚——或者更进一步。玉熙在这个行业的任务是招募年轻小姐、接送她们往返各俱乐部之间,以及确保她们不会跟客人惹上麻烦。她的地盘是整个水原市临近地区。卡拉OK酒店的客人绝大多数是建筑工人,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晚上无事可做。玉熙旗下约有二十名女孩,她们全是北韩人,绝大多数才二十出头。她们从统一院毕业后就直接投身这个行业。她们来到南韩,没有一技之长”,玉熙解释说:“她们很快发现,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一个月赚九百美元;在这里,她们一晚就能赚一百美元。”有天晚上,我陪着玉熙到处接送女孩,她一边向我解释。她开着一辆现代箱型车,车内到处都是捏皱的烟盒与圣歌的录音带。傍晚五点,玉熙刚开始工作。她随着尖峰时间的车阵慢慢驶出水原,然后下高速公路开到一条两线道的道路上,路的两旁全是农田与温室。玉熙在沿路经过的小镇搭载女孩,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穿着细高跟鞋玩起扮装有戏的女学生。虽然玉熙的工作被警方认定是非法,但她坚持称她的女孩不是妓女。“我没有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我告诉她们,‘你们要做的就是唱歌跳舞,从客人身上诈取金钱。’”这个行里在这里要比大城市容易。“她们在首尔要做的可比这里多。在首尔,西装革履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期待从女孩身上得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犷,却很天真。


这份工作收入让玉熙有能力以数万美元的代价将两个妹妹带到南韩——她的小妹与五岁女儿,大妹连同丈夫与两个儿子。玉熙的两个妹妹现在也在卡拉OK工作。玉熙唯一无法带到南韩的亲人是她最深爱的孩子。对于这点她感到十分痛苦。“我为了救自己而牺牲自己的孩子”,她责怪自己。我最后一次见到玉熙是在二○○七年夏天;他的儿子十八岁,女儿十六岁。自从一九九八年的夜晚她穿着睡衣逃离清津开始,她就未曾再见到他们。然而,玉熙定期透过在中国的掮客(他们拿了佣金并且找了走私客将钱带过边界)寄钱给孩子。就在他离开北韩后不久,临近边境的北韩城镇开始出现非法的电话服务,可以接收中国手机的讯号。玉熙因此得以每隔几个月跟已无瓜葛的丈夫通电话。他会到茂山用走私的中国电话与玉熙同化,但不让她跟孩子说话。他也不让她把孩子带到南韩去,因为他怀疑一旦孩子到了南韩,玉熙就不会再寄钱给他(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梦见我的孩子”,玉熙对我说:“我手里牵着儿子,背上背着女儿。我不断奔跑,想逃离北韩。有一名穿着铁路列车长制服的高达男子走到我们前面。我不确定,但我想他是我的丈夫,他想组织我们。”玉熙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永远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南韩最重视的几项特质:身高、白皙的皮肤、富裕、显赫的学历、设计师的服装、英语流利,这些正是新到的脱北者所缺乏的,而这也解释了北韩人在南韩为什么总是自尊心低落,玉熙就是一个例子。南韩人在五十年前还没有这么富裕,但北韩人让他们想起已经遗忘的过去。脱北者也预示令人害怕的未来,这并非空穴来风——南韩人担心金正日政权的崩溃将使南韩被两千三百万需要食物与住所的难民所淹没。虽然政治正确要求所有韩国人要找回失散的亲人(“统一是我们的愿望,即使在梦里也念念不忘”,南韩的学童都要唱这么一首歌),但有些人对于这样的前景感到忧心。首尔的智库定期提出报告,估计统一需要的费用,其金额数字从三千亿美元到一兆八千亿美元不等。在韩战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生的年轻人,对于韩国失落的另一半很少带有伤感。对于这个贫困而拥有核武并且对他们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他们宁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结束繁忙的工作之后——南韩是发达国家中工时最长的——他们尽情玩乐,开着他们的现代汽车高速奔驰,大声聆听他们的iPod,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忘记北韩的存在。虽然政龘府提供脱北者一切的协助,但他们可以感觉到南韩人看着他们的时候眼神带着怜悯、恐惧、罪恶感与困窘。这种五味杂陈的迎接方式,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外人。


金医师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叛逃到南韩。当她在一九九九年渡过图门江时,她唯一的目的是中国。她的计划是根据父亲临终前草草写下的亲戚姓名与最后所知的地址来找寻亲戚下落。她想,亲戚或多或少会帮她找份工作。她可以吃饱喝足恢复体力,然后存够钱之后再把儿子接来。金医师最希望的还是回到清津,重拾医院工作。尽管曾经遭受痛苦的饥饿以及与劳动党出现龃龉,她仍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亏欠,因为国家曾资助自己受教育。然而,金医师进入中国还不到几个小时,她的决心就动摇了,因为她看到喂狗的碗里放了米饭与肉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金医师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加深了她的愤怒,她惊觉自己过去被灌输的全是谎言。她知道的事情每一件都促使她离祖国以及她曾坚守的信念越来越远,直到不可能回头为止。当金医师轻轻推开农舍大门,狗儿开始狂吠,惊醒了农舍主人。他们是朝鲜族,屋里住着老妇人与她已经成年的儿子。他们从金医师结冻的衣服与憔悴的身形看出她是刚越境的难民,于是请她入内,让她换上干净衣物与吃上热腾腾的一餐。这两个陌生日如果把她卖去当新娘,很可能得到数百美元——金医师三十四岁,而且相当吸引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收留她两个星期,还帮她寻找亲戚。而在亲戚那里,金医师也获得极为慷慨的招待。素昧平生的亲戚马上把她当成亲人一样看待。


起初,金医师可以毫无困难地融入当地的朝鲜族。她学了一点中文。她在餐厅里找了一份为工人准备便当的工作。但到了二○○○年,中国警方开始加强逮捕脱北者。金医师被抓了三次,每次都靠亲戚贿赂才能让她获释。最后一次被逮捕之后,金医师认为待在中国东北太危险,于是搭火车到北龘京找工作。她冒充是来自延边自治州的朝鲜族,前去应征一个需要会说韩语的保姆工作。金医师的雇主是一名职业妇女,她是南韩教授,带着五岁孩子来中国度过为期一年的带薪学术休假。金医师喜欢这名教授,她抓住机会在舒适的公寓里生活与协助照顾孩子。她证明自己是一名极为能干的保姆与管家。随着学年即将结束,教授提议当她们回南韩的时候,金医师也跟她们一起回去。许多富裕的南韩家庭都会雇用中国朝鲜族当他们的保姆。金医师无可奈何,只好说出实情。她一口气交代完自己的故事——离龘婚与丧失儿子的监护权,父亲在金日成死后自杀,数年来的半饥饿状态,医院里垂死的孩子。喔我的天啊!你是医师!”教授说道。两名女子彼此拥抱哭泣。“如果我知道你是医师,绝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能为你工作。而我需要这份工作。金医师说出实情之后,她的保姆工作也随之告终,但这名教授履行了诺言。她承诺无论如何都会带金医师回南韩。在她返国后几个月,她让金医师与一名掮客接触。


二○○二年三月,金医师抵达仁川机场,对于未来的崭新生活充满幸福的期待。但这种感受并没有持续很久。金医师在教堂认识了一名男子说服她,把两万美元的安居基金投入于直销,她要向认识的人兜售肥皂与化妆品。金医师在职前介绍的那个月里无法看出其中有诈,整个行销过程逐渐演变成老鼠会的形式,她手上的政龘府津贴几乎虚掷一空。接着她又遭遇另一项挫折——南韩不承认她的医疗训练。如果金医师想走医疗这个行业,她必须从头开始,申请医学院,然后自付学费;因为她的年纪太大,无法申请政龘府的奖学金。金医师感到更加苦涩,七年的医学院与八年的执业完全是一场空。她既怜悯自己,又憎恨自己;她对于离开北韩仍有些许的罪恶感,也幻想过自杀。当我于金医师在二○○四年见面时,我问她是否后悔来南韩。如果我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就不会来这里”金医师回答。我见过不少脱北者,她是唯一这么说的,不过我怀疑其他脱北者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也发现金医师看起来仍然像个北韩人。她的头发往后梳,用黑色天鹅绒缎带将头发绑住,她的嘴唇涂着红色系的口红,看上去仿佛一九六○年代特艺彩色电影的人物。她也让我想起我在平壤街头看到的劳动党员。几年后,我与金医师再度见面,她已完全变了一个人。


二○○七年夏天,这名女子走进首尔一家新开的日本料理店时,我几乎认不出她来。金医师的长发披肩,穿着牛仔裤,耳朵带着珠状耳环。我对寒酸的北韩造型感到厌倦”,她对我说。金医师看起来变年轻了,就像学生一样;事实上,她的确是个学生。经过数年与南韩医学委员会争取后,她咬紧牙关并且于四十岁那年开始了她的四年医学院课程。她现在住在学生宿舍里,她的室友年纪比她小了二十岁。金医师告诉我,她的课业相当繁重,不只是因为北韩的医学教育训练不足,也因为南韩的医学院使用的是英文术语,而她对英文完全陌生。俄文是她唯一学过的外文。尽管如此,这个经验看起来让她恢复了朝气。毕业之后,她计划继续她的医疗事业,这一次她将以老人医学科作为她的专业。她的母亲因阿兹海姆症而去世。金医师梦想开一家疗养院,或许甚至是连锁的疗养院。她希望有一天,当北韩政权崩溃时,她也许能带着老人照护的观念返回清津。这或许是个空想,但它能让金医师连结过去与现在,而且能减轻她对自己抛弃一切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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