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幸福 八

发布日期:2017-03-27

 一九九八年,北韩经济跌倒了谷底,俊相搭火车返乡时,被困在咸镜南道的一处小镇,他通常会在这里换车,由东行列车改搭北上列车。铁轨被洪水淹没,寒冷的骤雨将等候的旅客淋成落汤鸡。俊相在月台上勉强找到一处避雨的地方。当他等待的时候,目光被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流浪的燕子)所吸引,他们正在表演才艺,藉此赚钱买点粮食。有些孩子表演魔术,有些孩子跳舞;一名年约七、八岁的男孩唱歌。他娇小的身躯完全被成人尺寸的工厂制服所掩盖,但他的声音却相当成熟。他眯着眼睛,投入所有的情感,用力将歌声传遍整个月台。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我们亲如手足。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 无庸畏惧,我们的父亲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俊相从小记得这首歌曲,不过歌词有一点变动。“我们的父亲金日成”,孩子把名字改成了金正日(快点改成金正恩吧!)。这个小孩唱这首歌实在没什么道理,这是一首赞颂父亲保护他的歌曲,但现实上这名父亲显然辜负了他。孩子站在月台上,全身湿透、污秽、显然饿坏了。俊相把手伸进口袋,给了男孩十元,对一名街头艺人来说,这笔消费给的相当慷慨。与其说是善心,不如说是感谢这个孩子给他的启示。俊相与美兰彼此能够吐露的秘密越少,两人的关系就越紧绷。过去,俊相与美兰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他们的同学、同事与家人。当他们在黑暗中散步时,俊相说着自己看过的电影情节与自己读过的书。他朗诵诗歌。他喜爱美兰自然的好奇心,她不会因为俊相说了什么她不知道得事儿感到困窘,她与那些努力认真的大学同事完全不同。俊相阅读的乐趣,大部分来自他渴望日后能向美兰诉说。在长达几个月分离的日子里,俊相会储存最好的材料,在心里不断预演,相像她的眼睛闪烁着快乐,她会放声地笑,不会娇羞地遮住自己的嘴。但现在他秘而不宣,即使他的脑子充满了各种想法,却无法分享。


俊相不是不相信她——除了近亲外,他最亲近的人就是美兰。当朋友一个个消失时,美兰在他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可是告诉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她知道俊相知道的事,岂不是让她跟俊相一样不快乐?如果她知道南韩人有多富有,她要怎么继续教导饥饿的孩子唱歌赞颂金正日?她有什么必要知道中国或俄国的经济改革?俊相担心美兰。美兰的阶级背景下,她必须比别人更留意自己的行为。一旦说溜了嘴,就足以让她被送进劳改营。当他们提到美兰挨饿的学生时,他们会委婉地说这个“状况”与“苦难的行军”。说的太清楚,可能让他们接着思考谁该为此事负责而陷入危险。还有一些是难以启齿的私事。俊相一九九七年毕业之后,选择继续留在研究机构,他怀疑自己的决定伤害了美兰,而可悲的返乡列车与同样悲惨的邮政体系也不让两人的关系难以维持。就算俊相返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都没有电话,也无法留言给对方家人。为了预订计划,俊相必须设法在美兰出门或在学校上课时找到她。又一次,暴风雪来袭,俊相跋涉了数小时,在难辨方向的雪地里利用铁轨作为指引找到前往学校的路。等到他抵达的时候,他的手指冻得发疼,却发现美兰当天请假。


他们一年见面两次——暑假与寒假。长时间的分离,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克服彼此的陌生。美兰变了,美兰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留的醒目短发早已消失。现在的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般的韩国女性,长发及肩,而且用发夹别在后面。俊相惊讶地发现美兰已经开始化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成年——俊相二十七岁,美兰二十五岁。他们的未来该怎么走,显然找不到答龘案。这个问题再俊相某此返乡时意外浮上台面。美兰当天稍早参加了同学的结婚喜宴。晚餐后,她与俊相在她家后面碰头,然后走到山里的温泉区。那是个晴朗的夜晚,温泉区阒无人声。他们在树林里走了一圈,经过人造瀑布与平静无波的池塘。他们坐在最喜欢的长椅上,看着山上的明月。美兰描述婚礼与朋友的新婚丈夫给俊相听,想让他开心。我不懂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俊相突然插话。他最近读了一些古典韩诗,从脑子里记诵的大量诗词,他找出一首形容年轻新妇哀怨的诗句。如果山中的老虎朝我们跑来,它会比婆婆更吓人吗?最凛冽的冰霜,会比你的公公更冷淡吗?即使你踩在豆荚上,爆出来的豆子恐怕也比不上小叔们粗鲁直视的眼神。不,即使是最辛辣的胡椒,那滋味也好过媳妇的生活。俊相觉得这首诗很逗趣。美兰笑了,但带着一点迟疑;俊相心想,美兰是不是把这首诗当成带有警告意味的讯息。事实上,俊相对婚姻从未多想,或者至少是不愿去想。一方面,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娶美兰以外的女子,即使去了她可能会粉碎他假如劳动党的机会。没有党员身份,他几乎不可能再平壤的大学取得终身职。不过这是就目前的政权来说。如果他离开北韩呢?也许跟美兰一起?如果北韩政权崩溃呢?俊相从深夜电视节目得知,也许除了古巴之外,北韩已是世界仅存的共产国家。正如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促成了两德同意,或许两韩也有这么一天。每次她走在街上,看到聚满苍蝇的尸体或看见又一个身上污秽濒死的孩子时,他就有一股末日将至的感受。他们仿佛或在战时,杯具不断从四面八方轰炸他们。在这种状况下,俊相无法计划下星期,更甭说是考虑结婚。


俊相突然充满伤感,一方面为自己,另一方面也为美兰,还有他们深陷其中的悲惨生活。他从未想过要用这首诗来反驳她。为了安慰美兰,俊相做了一件先前从未做过的事:他倾身向前,亲吻了她。这或许算是一种亲吻。其实俊相只不过用嘴唇轻轻拂过美兰的脸颊,完全未碰触她的嘴,但这已比他们先前的身体接触更为亲密。他们已经认识十三年,约会了九年,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牵手。美兰似乎吓坏了,但没有生气,只是有点紧张。她突然从长椅起身,然后示意俊相也站起来。走吧”,美兰说:“我们继续散步。美兰惊讶于俊相的举动。虽然她对性只有非常粗浅的认识,但她知道亲吻可能导致她不想要的结果。她听说女孩与男人睡觉,然后惹上可怕的麻烦。当时没有避孕工具,只有昂贵而危险的堕胎手术。美兰与充满梦想的俊相不同,她不断思索结婚的事。她的三个姊姊已有两个结婚而且生了孩子,高中时代的朋友也订了婚。她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而她也不认为俊相会娶她。可以确定的是,美兰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到了一九九○年代,五十年前韩战时为地方效力的士兵及他们的家属,已经不是金正日最大的敌人。如同幼年的伤疤被老年的皱纹掩盖消失,美兰家的阶级污名也逐渐消退。即使是北韩法律,也规定经三代之后,有污点的血统将逐渐淡化。美兰与弟弟获准进入师范学院就读。大姊的美貌打破了低下的阶级背景,嫁给了家世不错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军方的民间雇员,他们住在封闭的军事基地里,一处少数森林尚未被砍伐的地区。她持续提供松茸给家人,这是可以换取粮食的珍贵商品。此外,美兰也受到一些限制。举例来说,她怀疑自己或家人获准在平壤定居的可能;还有如果她与俊相结婚,他们顶多只能住在清津,那么她必须为俊相的牺牲负责。当美兰看着俊相苍白的脸孔加上小时候念书得到的近视眼,她担心俊相回到清津可能无法存活。他的下场很可能跟他的老师一样,那些挨饿的知识分子虽然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倒背如流,却无法喂饱自己。然后是俊相的父母。她从未见过他们,但对他们的事却知之甚稔。如果俊相要娶她,他们一定会大发雷霆。他的父亲可能威胁要自杀,母亲大概会装病。俊相是个有责任感的儿子,他不可能不听从父母的话。


从日本回来的人,通常只与北京相同的家庭嫁娶。俊相的父母会帮他选额一名在日本有财产的女孩,或者是他自己在大学里遇见一名聪明而心思细腻的女孩。美兰的这位浪漫而雅好吟诗的男友,终究跟她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面对现实吧,美兰对自己说道。美兰试着相像,少了俊相,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平凡,没有诗词;与工厂工人或旷工(跟她父亲一样)结婚,生孩子;一辈子住在煤矿村,或顶多住在清津。她觉得自己被高墙围住,墙越靠越近,令她喘不过气来。美兰的教学工作俨然成为一种不幸。她的班机从最初的五十名学生,减少到只剩十五名。每天早上美兰都要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到这栋破旧的大楼,死去的同学已让这所学校蒙上悲伤的阴影。没有人能专心在书本上——学生如此,老师亦然,自从金日成去世后,老师们就再也没领导薪水。当美兰问校长,薪水大概什么时候能恢复发放时,校长低声笑着。或许等到我们跟南韩统一的时候”,她语带嘲讽地说。美兰考虑再找另外一份工作。或许她可以到市场或纺织厂工作。她当初这么努力考进大学,成为一名老师,挤进主流社会。现在看来什么都不是。


美兰还有一件操心的事,那就是她的父亲。现在他已六十五岁,在美兰眼里,他似乎缩小不少。太佑强健的身体随着年纪增长而日渐弯曲,似乎越来越憔悴枯瘦。这让美兰的母亲感到困窘,因为她向来对于自己能让全家吃饱感到自豪。太佑整天都在家里闲晃,有时开始做一件事,如修修桌子或柜子,然后做到一半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他过去非常沉默,现在却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会滔滔不绝的说话。将近半个世纪未提起的事,他却一股脑儿地说出。太佑回忆他在忠清南道的童年,以及他美丽的妹妹。他夸赞自己的父亲,以及某个曾位列“两班”(贵族)的祖先。在随意漫谈间,他那出现粘稠分泌物的双眼开始流泪。美兰的二姊结婚时,太佑做了一件全家从没见过的事:他喝醉了。美兰父亲与其同年纪的北韩男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滴酒不沾。事实上,这大概是一种防卫机制。一九六○年代,太佑曾看到几名朋友——他们就像太佑一样是南韩战俘——因为酒后妄言而惹上麻烦。但到了现在,太佑觉得自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婚礼在太佑家举行,南方家长向美兰母亲敬了一杯自酿的玉米酒,太佑则是喝了三杯烈酒。到了宾客离去之时,他开始唱起童年伤感的南韩歌曲,完全忘了有人可能会听到。


美兰父亲死于一九九七年,享年六十八岁。美兰当时不在家,她的弟弟陪在旁边。他向姊姊们提到父亲临终说的最后一个字是“母亲”。太佑死前几个月,开始详细提起自己的家族。他坚持他的独子必须牢记家谱记载的祖先姓名。太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必须跟他一样将香火传承下去。太佑留下一项难以实现的遗愿:希望能将死讯传达给南韩的亲戚知道。这项要求听起来像是一种幻觉。尽管韩战已经结束快五十年,但南北韩之间及不不通邮,也不同电话,红十字会也未获准传递讯息。(直到二零零零年,两韩才在特别安排下让两边的家人团聚,但仅限那些因韩战分离的家庭。)美兰和她的姊弟都认为在南韩的祖父应该已经过世,只是不知道姑姑们人在何处,想与南韩亲戚联系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美兰父亲去世后的隔年某天,美兰的姊姊昭熙匆忙地跑回家里。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泛着兴奋的红晕。她刚刚才跟一名经常往返中国的朋友说话,那个人在当地有朋友,可以帮她们与父亲的家人联系。他向美兰的姊姊保证,只要你人到了中国,只需要拿起话筒就能打电话到南韩。也许她们想试试?美兰与昭熙起初抱着怀疑的态度。你不可以信任外人,秘密警龘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陷人于罪。在经过几天长考之后,她们认为这个朋友是诚心的。他在中国有亲戚,也有广大的人际网络可以帮忙。他认识某人可以开卡车载她们到边境,有一名边防警龘察知道哪里可以渡河,也可以贿赂其他警龘察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名表亲,他家就在国境旁边,到了那边她们就安全了。美兰与昭熙计划一起去个几天。这件事他们只让新婚的姊姊知道,而她也发誓守秘。然而,这么大的秘密毕竟是守不住的。她告诉母亲,母亲当然反对。未婚女孩不许一个人去中国”,她下了禁令。已经有传言说北韩妇女被强暴或被绑架去卖淫,或者是杀死之后器官被挖走。美兰的母亲不给她们商量余地。


最后全家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做。美兰的弟弟认为自己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人,当然应该由他去。但母亲还是反对,他只有二十二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她唯一的儿子。最有决定由美兰、昭熙、她们的弟弟,连同她们的母亲,四人一起前往。这是一趟家族旅行。刚结婚的女儿不想去,而她们不敢让大女儿知道,她跟丈夫、子女住在营区里,绝对不可能同意这件事 美兰家原本就不是最忠党爱国分子——美兰的母亲甚至瞧不起每天擦拭领袖肖像的妇女——但她们从未主动与政龘府唱反调。事实上,美兰家最大胆的是弟弟锡柱,他瞒着家人在夜里戴耳机偷听南韩的广播。其他人对时事没什么兴趣,她们忙着工作,根本没有闲工夫思考外面的世界。与其他北韩人相比,美兰家是新经济中繁荣的一群。美兰的母亲仍在经营磨坊,她们未曾挨饿,也没有遭遇法律上的麻烦,并没有急迫的理由离开北韩。但是机会摆在眼前,一旦抓住机会,时期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计划获得了往前运转的力量,等到想回头时已经太迟了。父亲临终的遗言成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命令,催促着她们前往边界。她们将前往中国与她们的南韩亲戚联系。她们不知道这些亲戚住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些亲戚听到她们的消息是否会觉得开心,更没想过实际“前往”南韩。


计划的一切细节都在几星期内就绪。在口琴式住宅里,隔着象纸一样薄的墙壁那头是爱管闲事的邻居,她们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绝对不能泄露内心的焦虑。她们的外表必须保持平静,绝不能有任何事情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她们不能把家中的财务卖掉筹措旅费,也不能钉牢门窗防止窃贼闯入。在准备离开之前,美兰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办。在出发的前一晚,她从衣橱拿出一件被妥善收藏的包裹,里面装着俊相写给她的每一封信。这几年来,她一直保留着这些信以及俊相送的所有礼物;她最珍惜的就是那只蝴蝶形上面镶着方形莱茵石的发夹,她必须将它留下,而所有的信件必须摧毁。美兰不希望有人得知她与俊相这十年来彼此思念的内容。他们之间的事,除了她的弟弟与两个姊姊之外没有人知道。现在,她又更重要的理由让这段恋情成为永远的秘密。美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趟短程旅行,目的是打电话联络亲戚,但她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很可能不会回来——无论在南韩的亲戚接纳她们与否。她们离开之后,一定会被说成叛徒。“在党的恩惠下接受教育,却背叛祖国”,她几乎可以听到党委书记如此宣布她们的罪状。美兰不希望自己的罪名拖累俊相。她希望自己离开之后,俊相的人生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他可以为自己找个合适的伴侣,加入劳动党,他往后的人生将是在平壤从事科学研究。俊相会原谅我的,他会了解的,美兰这么对自己说。这么做对他最好


他们静静地坐在卡车后头往茂山前进,美兰的父亲在韩战结束后曾被送到这座煤矿城镇做囚工。现在,这里成了一座鬼城,它的矿坑与工厂早已关闭。不过在毫无生气的外表下,此处其实聚集了许多走私客。茂山位于图门江的狭窄处,与会宁、稳城一样,逐渐发展成非法出境到中国的集结点。非法出境是一项成长中的产业,或许是北韩唯一一项成长的产业。这名卡车司机专门载运没有护照或旅行许可的民众前往边境。搭乘火车不可行,因为火车的文件检查比较严格。无论谁看到这一家人,都不会怀疑她们要逃离北韩。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外面罩着日常的衣服,希望在抵达中国后不会让人一眼看出她们是悲惨的北韩人。她们的服装也能支持她们虚构的故事——要去茂山参加亲人的婚宴。她们带着的行李看起来就像短暂的周末旅行。里头装的是几张家人的照片与晒干的海鲜、鱼、鱿鱼与螃蟹,典型的清津美食。这些食物不是留着自己吃的,而是要用来贿赂。往茂山的五十英里路上有两处岗哨。如果再早个几年,谁也不敢在没有许可下前往茂山,但现在是一九九八年,你可以用食物购买任何东西。渡河的时间必须谨慎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而且是边防卫兵最可能睡着的时间。渡河的地点选在茂山郊外,这里离最近的岗哨有两百公尺。渡河的时间与地点已经于对岸的向导协调好了,他会在午夜之后来这里“收货”。美兰独自渡河。依照安排,她的母亲、弟弟与姊姊先走。家人分开渡河是比较好的做法。如果自己一个人被抓,还可以宣称自己是因为饥饿才四处游荡;运气好的话,会得到比较轻得刑罚,也许是劳改一年。如果全家被捕,会被认定是预谋叛逃,那么惩罚会非常、非常重。这正是美兰不知道得部分,她从未见过任何逃亡者。她努力想摆脱可能失败的想法。


一名向导护送美兰出了茂山,沿着与河流平行的泥土路走去。泥土路走到尽头是一处玉米田,向导送她到这里。他示意美兰穿过玉米田,朝河的方向一直走去。只要直走,一直往前走”,向导告诉美兰。这时,美兰不寻常的冷静突然消失无踪,她的身体因恐惧与寒冷而颤抖。十月的白昼如同印度夏日一样温暖,但到了夜里,温度就下降到足以让人感受到秋日的寒意。仅剩的几片叶子仍顽固地抓着树枝,几乎光秃秃的树林使美兰完全没有遮蔽之处。最好是趁现在赶快走过玉米田。她行走的时候努力想放低音量,但枯干的玉米茎却在她的脚边窸窣作响。美兰觉得有人在看她,而且就快揪住她的脖子。没有指引的灯光,很难照着指示直走。哪一条路才是直?河到底在哪里?她是不是早该到了?美兰怀疑自己是否一直在玉米田转圈圈。然后美兰撞到一道墙。这道墙直接挡住她的去路,高耸的墙面笼罩着她的头顶,往两旁延伸,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是一道白色的混凝土墙,就像监狱或营区的围墙一样。她是否掉进陷阱了?美兰现在确定自己走错路。她必须离开这里,而且要快。美兰沿着白墙走。她一边用手摸索着,一边前进,而墙也越来越低,直到她可以翻越过去。美兰懂了,这是河堤护岸。她从护岸爬下来,走向水边。


韩国的秋天是干季,河流的水位特别低,只到美兰的膝盖,但水温很冷,她的脚开始感到麻木。美兰的鞋子吸饱了水,双腿也像铅块一样沉重。她忘了听从指示预先卷起裤管。她的腿陷进泥里。美兰先抬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一步接着一步,一寸寸地往前走,努力不让自己跌进水里。“一直往前走”,她告诉自己,不断地重复向导的话。突然间,美兰发觉水退到自己的脚踝边。她爬上河岸,全身湿透;环顾四周,她已到了中国,但她没看到任何人。没有人在这里。她一个人置身在黑暗中,喉咙干涩紧绷,就算她有力气呼叫,她也不敢。此时美兰感到真正的恐惧。她回头望向北韩。她看到对岸那堵曾令她大感困惑的白墙。越过白墙,就算临近路边的玉米田,向导带着她走到那里。如果她能找到那条路,她就能走回茂山。从茂山她可以搭火车回清津,第二天她就到家了。她可以重新回去教书。俊相不会知道她差一点逃走。一切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正当美兰沉思之际,她听到一阵沙沙声从树林里传出。然后是男人的声音。美兰的弟弟在叫唤她,美兰握住了他的手,从此离开北韩。俊相待在平壤的大学,他完全仰赖不稳定的邮务体系与家乡的朋友和家人联系。除了美兰,他还有几个固定的通信对象。母亲总在信里提到家中狗儿的近况。父亲则是激励他更努力用功。“为了金正日与劳动党,他们给了你这么多”,他认定检查人员会拆信检查,所以在信末写下这句话以讨好他们。在严寒的冬季期间,据说铁路局员工会烧信取暖,俊相有时会有好几个月收不到信。因此虽然他写给美兰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他也不担心。十月、十一月过去,到了十二月还是没有美兰的信,俊相开始着急了。


到了寒假,俊相一抵达清津,就准备以平淡的语气问他的弟弟,最近有没有看到美兰。但俊相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弟弟反而先开口:“她离开了!离开了?去哪里?”俊相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话。美兰从未暗示计划要去旅行的事。她总会明白告诉自己,她做什么,不是吗?虽然俊相觉得美兰夏天时写给他的信似乎有点冷漠,或许当时她正担忧自己为什么不愿结婚,但他无法相信美兰会不告而别。于是他向弟弟追问详情。她们全离开了。有传言说她们去了南韩。”俊相的弟弟只知道这么多。俊相到美兰家附近调查。首先他在附近绕圈子,仿佛是在进行监视;他无法让自己更进一步。俊相的胃紧揪着,他感觉到自己脖子的脉搏激素跳动。几天后,他再度前来。他站在墙的后面,也就是过去几年他等待美兰过来跟他秘密约会的地方。俊相亲眼看到,住在她家的是另一户人家。寒假期间与日后几次返乡,俊相都会回到那栋屋子查看。与其说是打听消息——其实大家知道的内容跟传言差不多,不如说是去忏悔。他真是个大傻瓜!俊相憎恨自己;他不折不扣是个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凡事思前想后,到最后错失先机。他花了太久时间考虑向美兰求婚,结果她离开了。事实上,俊相曾经想问她愿不愿意一起逃到南韩,但却没有勇气。在两人的关系中,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导的一方。他是男人,他年长两岁,他有大学学历。他从平壤带回诗文给她,告诉她她从未听过的书籍与电影。但最后真正有勇气的人是美兰,而他只是个懦夫。虽然没人肯定,但俊相心里感觉到,美兰就在南韩。该死,她比我先去了南韩”,俊相对自己说。事实上,美兰几乎比任何人都早到南韩。


从韩战结束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美兰逃出北韩为止,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只有九百二十三名北韩人逃到南韩。如果考虑每年平均有两万一千名东德人爬过柏林墙逃往西德,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数字的微小。绝大多数叛逃的北韩人是驻外的外交人员或官员。黄长烨是北韩重要的学者与官员,曾是金正日的教授,他利用公务结束返家时,走进了南韩驻北京大龘使馆。偶尔会有北韩士兵不计任何代价冒险穿越非军事区叛逃。有些渔民则是驾船逃到南韩。北韩政权采取不寻常的措施来封锁人民。一九九○年代初期,清津与其他滨海城市的海滩竖起了栅栏,以防民众驾船逃往日本,北韩人因公出国时,必须将配偶与子女留在国内当人质,以确保他们回国。脱北者知道自己想获得自由,必须以牺牲自己亲人的自由为代价,他们的亲人很可能余生都要在劳改营度过。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情况出现变化。饥荒与中国经济改革让北韩人产生逃亡的动机。北韩人从边境可以看到闪亮的新车行驶在图门江畔的码头边,他们亲眼看见中国人过着不错的生活。曾经协助美兰渡河的网络扩展得相当迅速。他们重新绘制跨越图门江的路线图,标出距离最短的渡口,并且贿赂边防卫兵。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可以付钱请人背你过去。脱北者的数量呈指数成长。到了二○○一年,估计有十万名北韩人偷渡到中国,其中一小部分最后逃往南韩。交通的流动是双向的。北韩人涌入中国,中国商品涌入北韩——不只是粮食与衣物,还有书籍、收音机、杂志,甚至还包括圣经这种违龘禁品。中国盗版工厂身缠的DVD既小又便宜。一名走私客可以将上千片DVD塞进一个箱子里,然后上面铺一层香烟,用来贿赂边防卫兵。中国也生产DVD放映机,价格只有二十美元,对于新经济下的北韩人,这个价钱是负担得起的。销路很好的影片如《铁达尼号》(Titanic)、《空中监狱》(Con Air)与《证人》(Witness)。更受欢迎的是南韩电影、通俗剧与伤感的肥皂剧。南韩的情景喜剧原本描绘的是工人阶级生活,但北韩观众特别感兴趣的却是厨房设备与主角的服装。这是北韩民众第一次看到没有金日成或金正日口号的韩语戏剧。他们也看到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些戏剧都经过理想化与商业化)。


北韩政龘府指控美国与南韩以书籍与DVD作为幌子,企图颠覆北韩政权。DVD的贩卖者被捕,有时还因叛国罪而被处死。劳动党的党员发表演说,提醒民众抗拒危险的外国文化:我们的敌人可以制作这些内容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与散布他们腐龘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受到这些不寻常的内容影响,我们的革龘命心态与阶级意识将会麻痹,我们对“金日成”大元帅的崇敬将会消失。然而,北韩境内的资讯传布并不是靠书籍、报纸或电影,而是仰赖口耳相传。没有DVD放映机无法观看外国影片的民众,多半是从人的口中得知讯息。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在民众之间流传着,内容不外乎夸耀邻国财富与科技发展。据说南韩人发展了一种精巧的汽车,只要驾驶人对着测酒器吹气,证明他没有喝酒,车子就会发动(这是假的)。又说对岸一般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富足,他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白米(这是真的)。一名北韩士兵日后回忆自己的同胞得到一只美国制的指甲刀,他拿出来向朋友炫耀。这名士兵剪了几根指甲后,赞赏刀锋的锐利与干净,同时对于这件小东西的力学原理惊异不已。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北韩连这名精美的指甲刀都做不出来,还要怎么跟美国的武器对抗?一名北韩学生则是从官方媒体的照片中看出端倪。照片显示有一名南韩人站在罢龘工的警戒线上。北韩官方原想用这张照片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是如何遭受剥削,但这名学生却发现这位“受压迫的”工人穿着有拉链的夹克,口袋里还插着一枝原子笔,两者在北韩都是奢侈品。


一九九○年代中期,一名北韩海上官员乘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这是无线电意外接收到南韩广播。这个节目是一出情景喜剧,描述两名年轻女子为了争抢大楼停车位而大打出手。他不理解车子多到没地方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虽然他已年近四十而且官阶不低,但他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人拥有私家车——年轻女子就更不用说。他觉得这出广播局只是个讽刺剧,但想了几天之后,他认为没错,南韩一定又这么多车子。几年后,这名官员叛逃了,那名看到指甲刀的士兵以及那名看到罢龘工者照片的学生也一样。金医师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在中国的悲惨生活,以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逃来北韩的事。金医师觉得自己很幸运能生在北韩,而且非常感激政龘府愿意让身为卑微建筑工人女儿的她免费就读医学院。她觉得自己的教育与人生都是国家给予的,因此她最大的野心就是加入劳动党报效国家。如果党需要的话,我愿意掏心剖肺。我就是这么爱国”,金医师日后说道。然而,金医师在加班从事志工工作时(担任党委书记助理),却发现党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她。


金日成去世那年冬天,金医师的志工工作从早七点三十分开始,比医院其他资深职员都要早,因此她可以慢慢整理党委书记凌乱的办公室。医院党委书记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女医师,她的专科是肝炎,大家都叫她郑同志书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是个很小的房间,里面除了必要的金日成与金正日肖像,墙边还摆放着档案柜。陈旧的木制书桌,抽屉没有关紧,文件掉了出来,散落一地。然而,报纸却小心翼翼地收妥放在书桌上。这些报纸不应该扔在地上,可能会有人踩到金日成或金正日的照片。郑同志书记不常阅读,也不常写东西;她完全仰赖金医师帮她阅读《劳动新闻》与当地的《咸北新闻》的社论,以及为她准备讲稿。金医师相信,郑同志书记一定会推荐她入党作为回报。她甚至大胆想象,有一天她可能追随导师的脚步,成为党委书记。金医师整理文件时,注意到木制档案柜的门是开着的。她的好奇心战胜了理智。一只大信封突出于档案夹外。她打开信封,看见里面有张人名清单,她认得这些人全是医院员工,他们受到特别监视。每个名字旁边附了评论,说明怀疑他们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阶级背景有关——父母或祖父母勤跑教堂,前地主的子女,回归北韩的在日朝鲜家庭,在中国有亲戚的人。金医师的名字也在清单上。她感到不可思议。她整个人生,她的行为都没有瑕疵。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事要求完全合于标准。念书的时候,她的成绩非常完美。她总是第一个自愿从事额外的工作,并且参加额外的精神讲话。她的父亲来自中国,而且在当地仍有亲戚,但金医师从未见过他们也从未跟他们联络。一定是弄错了,金医师对自己说。最后,她明白了。郑同志书记一直在欺骗她,利用她的勤奋与才能,却完全不打算让她入党。更糟的是,金医师开始怀疑自己的确遭到监视。她发现医院的党部官员总是充满兴趣地看着她。


两年后,金医师的怀疑获得证实,有一名国家安全探员突然来医院找她。这名男子为保卫部工作,这是负责调查政治犯罪的警龘察单位。起初,金医师以为他是来打听某个病人或同事,但他只针对她、她的家人与她的工作提出问题,最后他终于进入主题。这个人造访的目的是要调查金医师是否计划逃离北韩。离开北韩?”金医师感到愤慨。她从来没想过这种事。当然,她曾听过有人离开的传言,但她瞧不起无法忍受苦难行军的人与背叛祖国的人。为什么我要离开?”她反问。探员举出几个理由。她在中国有亲戚。她的婚姻破裂。医院停止支薪。你听好!我们在监视你。你休想逃!”他临走前恶狠狠地丢下这句话。事后,金医师心里回想这整段对话。她越想越觉得保卫部的人说的有道理。他在她心里种下这个念头,而她发现自己无法动摇它。金医师在北韩的生活是悲惨的。她的前夫在他们离婚后随即再婚,六岁的儿子跟她以前的婆家住在一起,这是韩国人离婚的典型安排。根据法律与传统,孩子的监护权属于父亲所有,登记在父亲户口下。金医师只能偶尔周末去看孩子,看到瘦成皮包骨的他,金医师只能感到心痛。她的前夫与婆家的粮食并不充裕。但金医师自己吃得也没多好。其他医师藉由卖药或动手术(特别是堕胎)来补贴家用。金医师没有受过手术训练,也不想干这种勾当。她仅靠病人送的粮食过活,但不久病人也没有粮食可以给她。


一九九七年,金医师离开小儿科,因为她再也无法忍受孩子们挨饿的眼神。她转到研究单位,不想再接触垂死的病人,但当时的状况根本无法研究。早餐后,医师们开始操心晚餐的事;晚餐后,又要担心明天的早餐。金医师开始提早下班,到山上寻找可吃的野草。有时她会砍点儿木柴卖钱。她的体重降到八十磅(三十六公斤)以下,胸部萎缩,月经也停止了。从远处看金医师,三十出头的她看起来就像是十二岁的孩子。在连续几天没吃东西的情况下,最初几天,金医师实在饿的受不了,一度想偷婴儿的食物吃。但四天后,饥饿的感觉消失,却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身体不再是自己的;她一下子被举到空中,然后又掉下来。她已经累坏了,早上没有力气起床。一九九八年初,金医师辞去党秘书处的志工职位,完全停止工作。她尝试各种赚钱管道——在市场卖酒或煤炭。医学院的训练无法派上用场,金医师并不感到难过。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能够活下来已经足够。


有一回,金医师到市场闲晃,偶然遇见一个老朋友。她们是高中同学,两人都曾是受人欢迎的聪明女孩,大家都认为她们“最有希望出人头地”。金医师的朋友还当过级长。两人先是礼貌性的问候对方,虽然两人的脸色蜡黄模样憔悴,但还是表示对方的气色不错。然后金医师问起同学的家人。“我丈夫和两岁的儿子刚在三天前过世”,同学平淡地说。金医师试着安慰她。喔,我已经好多了。少了两张嘴吃饭”,她对金医师说。金医师不知道她的朋友是无情还是疯了,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继续待在北韩,可能会变得跟她的朋友一样,或是饿死。金医师的父亲临终前,曾写了一张住在中国的亲戚姓名与住址的纸条给她。那是一张自杀纸条——她的父亲因绝食而陷入精神恍惚,他用颤抖的手潦草地写下这些讯息。当时,金医师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但并未扔掉纸条。她挖出保存纸条的小箱子,小心地展开它,看着那些名字。他们会帮助你的”,父亲曾这么说。


金医师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她没有钱雇佣向导或贿赂边防卫兵,只能仰赖自己的机智与本能。到了一九九九年三月,边境城镇已有许多人准备离开,你可以轻易打听到哪些地方最容易渡河。初春的地貌从哭喊的严冬解冻,但图门江还有几个地点仍处于结冻状态。金医师来到一个地方,听说这里的冰还能步行穿越。没走几英尺,她就将沉重的石头往前丢,测试冰块坚硬的程度。至少北韩这边的河面相当坚硬。金医师缓缓滑动一步,再踏出第二步,轻柔地像个芭蕾舞者。当她扔出去的石头消失在对岸半融的雪地时,她的出逃行动也即将成功。金医师直接朝安上走去,河水淹到她的腰部。她用手拨开河水,宛如破冰似的清出一条路。金医师蹒跚爬上河岸。她的双腿被结冻的裤管包裹着,冻得发麻。她穿过树林,直到黎明第一道曙光照亮临近的小村落。金医师不想坐下休息,担心身体会失温,但她知道自己的体力支撑不了多久,她必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好心的当地居民。


金医师看到一条通往农舍的泥土路,大多数的农舍外侧都围着墙与铁门。她走到一间农舍前面,发现铁门没锁。她推开门,谨慎地扫视院内。金医师看到地上放着一个装了食物的小铁碗。再仔细一看——那是米饭,不仅是白米饭,里面还拌着肉片。金医师已经不记得上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米饭会摆在这里,而且居然放在地上?当金医师听到狗叫声时,一下子全明白了。就在前一刻,金医师还有点希望中国跟北韩一样穷。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她一辈子珍视的新年也能得到证明。但现在她无法否认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中国的狗吃得比北韩的医师好。没有惊讶玉熙会在第一个机会出现离开北韩。宋太太的长女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已经无法像全国民众一样对金日成充满偶像崇拜:只要放学一回家,玉熙马上扯掉少年先锋队的红色领巾。一九九四年金日成去世时,她连假哭都不愿意。


这几年来,随着家中食物日渐缺乏,玉熙的火气也越来越大。她责怪政龘府的经济措施不当,还认为政龘府该为父亲与弟弟的死负责。北韩电视不断地播放歌曲《同志们行军》(“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缺粮也不缺衣。让我们挺起胸膛,自豪地面对世界”)与旗帜飞扬的爱国影片,玉熙觉得这很荒谬。什么都不缺?”她语带轻蔑地关掉电视。事实上,玉熙开始产生逃离北韩的念头,不仅与逃离这个体制有关,也跟她的婚姻状况离不了关系。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团混乱。与其他夫妻一样,玉熙与永秀为了性与金钱而争吵,随着时局越来越艰困,他们开始为食物与政治争吵。永秀总是赢。如果吵不过玉熙,永秀会重重赏她一巴掌,让她踉跄跌坐在房间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尽管贪杯,永秀仍然仰仗家人的影响力保住了列车长的工作以及他住的公寓。列车长这份工作在铁路局是人人争取的肥缺。在通往边境的铁路线上工作,永秀可以携带一些物品卖给中国商人来补贴收入。工人从停工的工厂收集铜线与废铁,永秀用五元向他们收购这些物品,然后以二十五元转卖出去。玉熙一开始有点惊讶,因为过去丈夫一直幻觉自己是党的官员(即使他已被拒绝入党),而且喜欢在妻子与愿意听他说话的人面前大谈自私与资本主义的邪恶。他还谴责妻子对金正日的轻率陈述。现在,他却毫无愧色。谁照着党的话做,谁就是笨蛋。有钱才能使鬼推磨”,永秀对玉熙说。永秀的废铁生意使他成为恶劣时局下的富人。他到边境一趟,回来就带着一大袋的米与好几瓶酱油;有一段时间,他们家里还放了成堆的玉米。然而,只要玉熙提议分一点粮食给她挨饿的父母与弟弟,永秀就勃然大怒。在这种时候,你还分量是给别人?”他大叫说。


永秀不相信玉熙不会拿粮食给她的家人,所以即使他的工作需要离家数日而且火车时刻表又经常变动,他离家时仍旧只留下仅能糊口的粮食与金钱。一九九八年,他离家一星期,却没有留下任何粮食给玉熙与他们的儿子与女儿(分别是八岁与六岁)。六月五日儿童节,他们的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小朋友要自己带便当去,但家里完全没有粮食。玉熙跑遍全市,向亲戚们乞讨粮食,但没有人有多余的东西给她。最后她在市场看到妹妹正在卖饼干,于是拿了一些。她在午餐时间跑到学校,发现儿子噙满泪水站在操场上等着。对不起,我的心肝宝贝”,玉熙对他说,然后把一小袋饼干交给他。永秀曾经是音乐家,他有着美妙的嗓音与吸引女性的外表举止。现在他的口袋有了点钱,于是开始与朋友到处寻欢作乐,饮酒狂欢。有天夜里,玉熙与孩子都已入睡,她听到喝醉的永秀跌跌撞撞进到公寓的声音以及女人的笑声。玉熙不知道那是女朋友还是妓女,但她不打算下床问个明白。此后,玉熙开始认真考虑逃离北韩。诉请离婚当然可能成功,但她将失去一切。虽然劳动党嘴上表示要将女性从传统封建社会的卑下地位解放出来,但北韩的制度实际上对女性极为不利。离婚以后,丈夫可以保留房子与孩子——就算丈夫施暴或外遇也一样。玉熙的情况尤其不利,因为她的家庭阶级地位较低,而且没有父亲能为她从中协调。玉熙心想,如果自己能到中国赚钱,事情才有希望。如果她能够拥有自己的公寓,她就能迫使永秀放弃孩子的监护权。


有天夜里,永秀喝得醉醺醺回来,脾气特别不好。他揍了玉熙,将她打倒在地,然后用力踢她,玉熙觉得自己好像听到肋骨裂开的声音。突然间有人敲门——有一名旅人来问路,因为玉熙家离火车站很近,所以这种事很常见。当她的丈夫去应门时,玉熙从地上爬起来,退到厨房里。她从后门溜出去,跑下楼,身上只穿着睡衣。火车站的时钟显示是晚上十点。此事是八月底,夜晚温暖宜人。玉熙走了一段距离确定她的丈夫没有跟来,于是站着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通常在争吵后,她会跑去找母亲,母亲会用温暖的绷带包扎她裂开的嘴唇与淤青的眼圈。第二天早晨,永秀清醒以后,他会哭着抱歉,求她回家,而她总是照做。十年来他们一直这样相处。如果她想改变,现在就是时候。玉熙不敢进到清津火车站里面,她丈夫的同事很可能会认出她来。于是她沿着轨道往北走,在温暖的夏夜里,她走出了市中心,直到市郊第一个车站轮城。由于无家可归的人到处可见,所以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一个只穿睡衣的女人。


玉熙在车站待了两天。她的肋骨隐隐作痛。饥饿与脱水令她头晕目眩,晕得站不起来。玉熙看到车站挤满了人,每个人似乎都很兴奋。此时一列火车正要开往边境城市茂山。她使劲站起来,用力挤进人群里,跟着大家一起涌向车门与窗户。群众先是争抢座位,然后是走道,或者是站在厕所与车厢之间的通道。有些人挂在窗户外面,甚至还有人攀在车厢下方。火车如此拥挤,列车长无法走过来检查车票或旅行许可。一天后,玉熙抵达茂山。她没有文件、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衣服。玉熙唯一拥有的就是健康的三十二岁身体。玉熙不是大美人。母亲说她很聪明,至于排行老二的妹妹大家都说看起来象电影明星,但玉熙在饥荒中过得比许多人都好。她跟母亲一样个子娇小而丰满,她的体格让人以为她很肥胖。她的小鼻子让她显得年轻,而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虽然玉熙有如此本钱,但她的年纪当妓女似乎太老,而她也不可能考虑干这档事。然而,北韩妇女还有另一种贩卖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似乎比较能让人接受。


越过图门江,可以看到延伸数英里的玉米墙。这几个村落盛产粮食,却缺少女性。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加上一胎化政策,造成不对称的出生比例,男比女大约是十三比十。许多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性移往城市,在中国景气繁荣的工厂里工作,那里的薪资比在农村高得多。农村的单身汉,特别是那些年过三十五岁,没有钱或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很难找到老婆。他们转而求助婚姻中介帮他们寻找另一半,一次要价约三百美元,如果他们希望年轻漂亮一点的女性,那么价钱还要更高。不过,漂亮与年轻不是必要条件;六十岁的健康女性也可以为更年长的鳏夫煮饭和料理家务。对中国人来说,北韩女性带有一种神秘感。尽管饥荒损害了北韩女性的身体与肤色,单门仍认为她们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南韩男性提到“北女南男”,宣称这是最理想的基因组合;中国的男性则认为北韩女性比中国女性来得朴实而顺从。


玉熙知道中国婚姻市场的事。在清津,如果有妇女神秘失踪,就会有人低声说:“那个妓女大概把自己卖给中国人了。茂山火车站是中介买卖的第一站。女性只要独自一人在那里徘徊,就会有人过来接洽。这名引诱玉熙的男子,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玉熙丈夫的老朋友。他提供给玉熙的交易是:向导会帮她找个体面的男子,她会成为他的妻子,不过双方当事人都知道这桩婚姻不被中国法律所承认。至于玉熙这边则要同意与为她选择的这名男子一起生活,而她会得到应得的钱,分毫不少。玉熙接受了,不过她有一项条件。她坚持对方不会说韩语。大多数北韩女性希望对象是朝鲜族,这样才能沟通,但玉熙却不这么想。不要朝鲜族”,他对掮客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没有认识我的新世界。为玉熙选择的男性是一名三十五岁的农夫。他非常矮小,大约五尺一寸(一百五十五公分),跟玉熙一样。他的外表看起来有点迟钝,玉熙不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些轻微智障。此外他非常害羞,一直不敢与她四目相对。她心想,难怪他结不了婚。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一家小餐馆经介绍认识。与玉熙通行的北韩女子被卖给一名比较高大而活泼的男子;他微笑着,与其他一同前来的男子谈笑风生。玉熙有些羡慕,但她提醒自己,这是她的选择——她希望跟一个她永远不会爱上的男子生活。


数万名北韩妇女被卖给了中国男人。根据估计,大约有十万名北韩难民在中国生活,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有一半以上的女性是以买卖婚姻的方式嫁给中国男人。北韩女性被毒打、强暴、戴上锁链或被当成奴隶的故事多不胜数。玉熙非常幸运。她的男人名叫敏园,他也许不像永秀那么有魅力,但他的个性温柔,有着世间少有的纯真。他们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敏园搂着她,用装着温水的脸盆帮她洗脚。他还特地为她做饭,不让她洗碗,他的父母也同样疼爱玉熙。玉熙与敏园生活了两年多。她学了中文,于是两人可以沟通。她阅读儿童的地理书籍,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玉熙住的地方——位于她跨越国界之处的西南方,约六百英里以上的距离——是山东,这是位于青岛西方的一个肥沃而盛产棉花与小麦的省份。她牢记前往青岛的客运路线,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计划逃跑。


玉熙怀孕两次,但两次都堕了胎。虽然敏园很想有个孩子,但玉熙告诉他,孩子省下来的命运会非常坎坷。中龘国政龘府不承认与北韩妇女的婚姻,所以夫妻俩的孩子将无法取得公民身份,也无法上学。我在北韩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总有一天我要回去找他们”,玉熙对敏园说,敏园只是难过的点头。玉熙决定离开时,敏园带她到客运站,给了她一百美元。他哭了。玉熙原本期望他挽留她,但他没有。敏园不像玉熙最初所想象的那么迟钝,他只对她说一句:“路上小心。事实上,玉熙的旅程非常危险。到了二○○○年,中国已受够了脱北者。他们的人数太多,中龘国政龘府担心这些人会抢走中国人民的工作与破坏中国东北的种族平衡。人权团体认为中国在道德与法律上对这些脱北者负有责任,他们进入中国是为了得到食物与安全,但中龘国政龘府坚持这些渡河入境的北韩人是非法的“经济移民”,无法依据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Status of Refugees)给予保护——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约国。中国指出,一九八六年,中国与北韩国家安全部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要求两国共同打击非法越境者。


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起拘捕脱北者的行动。他们在边境设立路障,随机检查身龘份证件。北韩人在中国待了几个月以后,除了把自己养胖,也会买几件新衣服,此事他们的外表已与中国人没什么不同。于是中龘国政龘府允许北韩警龘察入境搜捕这些北韩人。有些脱北者被雇佣担任间谍,他们渗透到其他脱北者藏身的地方。中龘国政龘府悬赏四十美元,鼓励人民告发与中国男人一起生活的北韩妇女。这些妇女会被强制带离她们的家、她们事实上的丈夫与她们的子女。至于这些购买北韩妇女的中国男人则必须缴付罚金,但他们可以留下孩子。在二○○○年三月的大搜捕中,至少有八千名妇女被逮捕。(直到二○○八年,对脱北者的搜捕行动仍在进行中。)


如果是在中国丈夫的村落生活,那么玉熙会很安全,因为山东离北韩边境非常远,不在搜捕的范围之内。但为了赚钱,她必须回到边境地区,那里有说韩语的人,赚钱的机会比较多。玉熙急于赚钱,这是她唯一能获得独立争取孩子监护权的机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她觉得自己可以在餐厅或工厂工作,之后也许还能自己做生意。她搭乘客运北上,但不是回到当初渡河的地方,而是前往丹东,中朝边境的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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