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成回忆录

发布日期:2017-03-28

 张振成生于1971年,出身于平壤的特权家庭。母亲曾是沙里院“专为高干看病的一个医学中心的总医师”,父亲的具体身份书中没有透露,但从其父能为朋友一家弄到免费分配的好房子以及邻居说张振成是“医生的儿子”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张父可能是朝鲜医疗部门的实权干部。张家后来从沙里院迁入平壤居住。张振成有一个亲戚在“第二经济的99局中东办公室担任主管”,专门负责处理朝鲜与中东地区的武器贸易,有能力每年提供给金正日最少一千万美元的忠诚献金。“他是朝鲜最有钱的人之一。在作者小时候,父母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给他买了钢琴,请了家庭教师来教张振成。这个老师名叫崔良,原来是中国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文革时和其它朝鲜族中国人逃到朝鲜。“当时,朝鲜人公认他和白高山是朝鲜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崔良也教作者拉小提琴。


但是在15岁时,张振成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那一年,作者在父亲的书柜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名叫《拜伦爵士全集》的书籍,也就是英国诗人拜伦的诗集。张振成读了之后,“文学的野心一夜之间取代了我的音乐野心”,他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决心成为一个作家。

当时张振成已经入读平壤艺术学校,他很想找一个文学导师来指导自己。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名叫李淑莲的同班同学,她祖父是朝鲜著名的诗人金相和。金相和在“朝鲜刚解放不久”曾给在黄海南道视察的金日成撰写过演讲稿,后来被金日成任命为朝鲜统一战线部101联络所第五科的主管。他的诗歌《我的祖国》是所有北韩人必须熟记在心的三首诗歌之一。在金相和孙女的引见下,张振成得以结识金相和。当时金相和已经退休,因为是“金日成的伙伴”,他仍然担任101联络所的荣誉部长。金相和很赏识张振成。在他的推荐下,张振成把自己写的诗歌送去参加宣传鼓动部举办的文学作品甄选。宣传鼓动部甄选出来的最佳作品将呈给金正日本人评审。作者的作品幸运入选。宣传鼓动部把选出来的50首诗歌编成一部诗集呈送给金正日。金正日读后给两位诗人写信以示表扬,张振成是其中之一。


奇迹由此发生。金正日在信中说可以满足张振成的任何愿望。作者乘机提出希望到宣传鼓动部担任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的艺术作家。金正日批准了作者的要求。1992年,作者的文学导师金相和去世。在遗嘱中,金相和要求统一战线部征召作者入职。再加上金正日埋怨统一战线部很久不见金相和作品水平等级的诗作,统一战线部急需创作人才,第一副部长林东玉亲自出面把张振成调入了统一战线部。统一战线部实际上是一个针对南韩的情报机关。作者所在的部门是101联络所第5科(文学)第19股(诗学)。张振成的主要工作是化名南韩人士创作诗歌为金氏父子歌功颂德。这是心理战的重要手段。统一战线部制作出版的书籍和录音带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南韩,影响南韩的民主反抗人士,争取他们对朝鲜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作品被有意地刊登在《劳动新闻》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欺骗信息闭塞的朝鲜民众,让他们以为金氏政权受到南韩人民的广泛拥护。


张振成不负众望,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马屁诗歌《春天倚靠在君王的枪杆子上》在与宣传鼓动部和军方的献诗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金正日的称赞。金正日甚至在诗题旁边写着“这是先军时代的艺术标准”。下面抄录一段诗歌的结尾部分:就是这支枪,在卑微人手中,只会谋杀,但,在伟人的挥舞下,可以克服万物。历史证明,战争与屠杀属于弱者。金正日将军,唯有将军,是枪杆君王,正义君王,和平君王,统一君王。啊,朝鲜人民真正的领袖!这首诗之所以能打动金正日,原因在于作者巧妙的构思。在诗歌中,张振成“以拜访平壤的一位南韩诗人的口吻”,用“高亢的声调”歌颂朝鲜,严词谴责南韩。张振成“将南韩的望月洞民主烈士陵园和朝鲜的大城山烈士陵园联系起来,用一个双关语来连结南韩的‘国军’和朝鲜的‘先军’政策,指出南韩的民主烈士被他们国军的子弹杀害,而朝鲜的革命烈士则是到死都得到先军政策的照顾。我的诗所描绘的南韩军队是侵略成性的,朝鲜的军队则是一心一意想要保护朝鲜人民。


1999年5月18日,这首诗及时在光州暴动19周年的当天呈献给了金正日。”5月22日,该诗刊登在朝鲜劳动党党报《劳动新闻》上。张振成因此成为金正日的“钦受者”之一。所谓“钦受者”,本书后面的名词解释作如下阐述:是金正日本人要求建立的权贵小圈子,曾经和他关起门来相处20分钟以上者也是。本书的序幕主要描写1999年5月作者作为“钦受者”和其它高官参加金正日宴会的情景。晋见过程形同押送,充满了惊悚的气息。宴会的氛围诡异而怪诞。金正日听俄罗斯歌曲哭泣、其它官员纷纷效仿以及作者强迫自己必须流泪的场景让人哑然失笑。


张振成在书中讲述了自己成为钦受者后获得的特权。朝鲜实行配给制。最高配给是“每日配给”,物资充裕,仅限于中央党部的书记、部长和军方司令员等极少数人士。接下来各级秩序依次是三日配给(享受者为等同部会首长人员、城市级党委书记、中央级副部长)、周配给和月配给。因为是金正日的钦受者,作者享受每周个人配给,不是每周整户配给,相当于中央党部科长待遇。“配给的物资有五公斤的海产和肉类、二十一公斤米、三十颗鸡蛋、两瓶烹饪用油和一些生鲜蔬菜等。除了这些标准粮食配给之外,周六还会受到一份额外的进口食物配给,每一次都不一样,五公斤包裹里会有美国来的白米,有奶酪、奶油、橄榄油、美乃滋,甚至是内衣内裤、袜子,有时候有饼干、糖果、或是小孩吃的奶粉。虽然比一般百姓的好,但是是国外的人道主义救济品。”〖本来是救济贫民的,最终成了高级官员的特供!朝鲜的贫穷举世闻名,笔者小时候也有耳闻。1980年代中期,笔者父亲战友的准女婿曾来我家做客。他是一位空军飞行员,父亲是41军军长。可惜这位飞行员大哥在后来的飞行试验中机毁人亡。他聊天时说到他所在的空军基地帮朝鲜训练飞行员,朝鲜的飞行员平时连一张白纸都舍不得使用,要节省下来带回国去。由此可见当时朝鲜国内贫穷落后到了何种程度。


不过现在朝鲜究竟贫穷到什么地步,不一定人人说得清楚。说出来不可思议,朝鲜贫穷到特权阶级的生活都不会令他们十分满意,领袖的亲信也不例外。入职统一战线部后,张振成曾去过第一副部长林东玉的家。林东玉住在平壤“恩赐村”。这个小区是金正日亲自下令给最信任的官员修建的,所以取名为“恩赐村”。作者发现,就是这样高级别的小区,“也要备有柴油发电机以保障电力供应不会中断。1990年冬天,张振成拜访金相和。金相和住在位于平壤中区鸟滩洞退休高干住宅区。高级干部住的楼房冬天暖气供应不足,屋里也要穿厚衣服。“尽管地位崇高,可是由于平壤的暖热系统不稳定,所以他家里很冷。我走进屋内,他太太递给我一件外套,要我穿上。书中还有一段高干生活的描述:

“平壤唯一有热水供应的地区是中区的苍光洞。这里是劳动党中央党部干部的住宅区。但即使是这里,也只是一天供应两次,一次是早上六点至八点,一次是晚七点至九点,也就是干部上班前及下班回家后。连本国最有特权的人,情况都如此窘迫。特权阶级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尽人意,一般老百姓的窘困程度可想而知。作者在沙里院赫然看到,市场里有人用香烟过滤嘴的滤芯制做所谓的“棉被”,还有人在卖“洗脸水”。真是闻所未闻,超出人们想象。


张振成逃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农村贫穷农民的住房条件都比平壤中层党干部的住房条件“要好太多了”。与贫穷形影不离的是饥荒。虽然贫穷未必导致饥荒,但在朝鲜,贫穷就是饥荒的代名词。书中收录了作者的一首诗歌:“这男孩是吃米汤长大的。我给他一碗饭做生日礼物,但他跺脚拒绝。‘这不是饭!’他坚定反对。诗中的男孩是作者统一战线部同事的侄子。有一次,这个同事罕见地向张振成吐露了他侄子的这件事,作者据此写下了这首诗。米饭不是饭,米汤才是饭!只有从来没有见过米饭的人才会说出这样令人震惊的话。1990年代中期开始,饥荒在朝鲜蔓延开来。各地陆续出现饿死人的惨况。张振成回家乡沙里院时了解到,咸兴市人民委员会有个部门叫有“尸体股”,专门在大街上收集饿死者的尸体。据说是党委书记的主意。其它道也有这样的部门。作者亲眼看到“尸体股”的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拨拉躺在地上的人,以试探其是否死去。


1995年开始,平壤也有人饿死。1999年的一天,张振成走路经过平壤东大园区市场。东大园区是个贫民窟,“平壤最穷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市场破烂无比”。无意之间,张振成在市场里看到了一个让他“整个人呆在那里”的情景。“平日里摊贩和客人聚集的方场上现在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脖子上挂着一张纸”,“小女孩看起来约七岁大,纸面上写的是:我的女儿100元。我常常听说有母亲遗弃小孩或是送给人养,但是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么低的价钱卖自己的小孩。”一个母亲用100元朝币的价格出售她的女儿,要知道,在朝鲜一条狗都值3000元!人们纷纷怒骂这位母亲。在人们的辱骂和激动的叫喊声中,小女孩突然开了口。“女孩呐呐地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他没有足够的饭吃······’说到这里,她突然抬起头来叫喊着说:‘不要再说我母亲的坏话!他们说她只有几天好活!她快要死了!人们开始同情这对母女。“站在我旁边的老妇开始哭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骂那个女人了,听到的都是同情的议论。”有一个小贩塞给这位母亲200元,可是她没要。后来一位人民军中尉给了母亲100元,收养了女儿。母亲拿到100元后“起步从群众中间穿过去,不见了人”。可是不久这位母亲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面包,“就是刚刚在市场外面人家向我兜售的那种馒头”,原来她用100元买了一包面包。她突然哀号起来:‘原谅我!原谅你母亲!我是个可怜的母亲!我走之前能够给你的就是这些了!’她跪在女儿面前,放声痛哭,把馒头撕成一块一块,塞进她女儿嘴里。”“群众里开始有人在哭,我站在人群中,不禁也跟着哭了起来。”

对一个母亲来说,世间还有比这种骨肉分离更悲惨的事情吗?朝鲜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我们最幸福》,声称朝鲜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如果这种生活就叫“最幸福”,那什么叫不幸福?

 

朝鲜是一个民众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官方垄断一切信息。老百姓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全由官方说了算。朝鲜自称是“思想大国”,但是书中记录的几件事完全戳破了金氏政权的谎言。在朝鲜,外国图书的译本受到严格控制,每种书只印一百本,名叫“百本集”。只有金氏父子及其家人、最亲近的同事和严格甄选的菁英才能拥有。每本书都有一个序号,印有第一号的书属于金日成或金正日。张振成就是在父亲的书架上无意发现了“百本集”中的《拜伦爵士全集》,阅读后对诗歌产生强烈的兴趣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还有一件事能反映金氏政权控制民众的思想严酷到了什么程度。一个80多岁的老人因为私藏了一本《圣经》被关进监狱。老人年轻时是个基督教徒,这本《圣经》是他年轻时候拥有的。表面上朝鲜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度,有宗教场所,有神父、和尚,有信教群众,但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被禁止。所有的宗教场所控制在官方手里,神父、和尚全由国家工作人员扮演,信教群众也是由国家工作人员和家属充当。在朝鲜,金氏父子才是真正的神,金氏父子的书籍是朝鲜人民唯一的“圣经”。


也许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朝鲜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宣布马列著作为禁书的国家。从1967年开始,朝鲜政权全面禁售、封存、回收马列书籍,禁止一般民众阅览,只有极少数获得批准的研究人员才能阅读马列著作。2013年曾有韩国媒体报道,在朝鲜规范力度高于宪法和劳动党章程的《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已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词语全部删除。国内一些自作多情的人和人家称兄道弟,岂不知金氏父子早就另立门户不和你认同一个马列祖宗了。

书中还提到一件事情。朝鲜干部临终前必须签署一份忠诚誓言,宣布至死都要效忠金氏父子。在金氏政权长期不断的洗脑宣传下,朝鲜人民的认知既可笑又可怜。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很能说明愚民政策造成的可怕后果。作者成为钦受者后曾回过一次家乡沙里院。当时朝鲜的饥荒已经非常严重。他家原来的邻居和他认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有气无力。人们知道张振成曾和金正日吃过饭,都很羡慕他,“乡亲问我将军的事问个不停,还着急地问起他的健康情形”,这时,极具喜感和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听说你曾经和将军一起吃过晚饭!他喜欢吃什么样的粥?”这是长脚朴先生问的。


朝鲜宣传部门声称“敬爱的领袖”和百姓一样忍饥挨饿过着艰苦的日子,朝鲜民众对此深信不疑,殊不知金正日在朝鲜连年饿死人的时期仍派自己的日本厨师到全球各地给他采购山珍海味。参加过金正日宴会的作者心慌不已,但是他怎能告诉长脚朴先生“敬爱的领袖”真正吃的是什么。他只好撒谎说:“将军吗?噢,你知道《将军的饭粒》这首歌吗?就是歌里面说的那样,他和我们一起,是吃一粒米饭。在“苦难的行军”期间,朝鲜宣传部门创作了一首名叫《将军的饭粒》的歌曲,宣称金正日在全国各地日行数百里,为人民加油打气,一天只吃一粒米饭。大家听了纷纷松了一口气,好像是因为知道将军是吃固体的米饭而不是吃稀饭健康有了保证一样。“令我惊骇的是,他们虽然境况悲惨,关切领袖的安好却甚于关心自己”。愚昧而单纯的朝鲜民众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被金氏父子玩弄于股掌,忽悠得家破人亡,至死还对绑架他们的“领袖”和“将军”感恩戴德。被愚弄的不是只有民众,还包括统治者自己。张振成在书中透露了一个关于金日成的鲜为人知的秘密。金日成有一本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朝鲜的权贵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本回忆录是金日成最喜欢的书。”“金日成有一次在这些高干集会时向他们描述自己有多喜欢看《与世纪同行》。”这部回忆录并不是金日成亲自写成,而是由“四一五文学集团”的小说家完成,内容多为虚构。金日成恐怕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喜欢自己回忆录的领导人。韩国有一句话说,一句谎话说了一百遍之后,连说谎的人都会信以为真。金日成沉醉在自己编造的谎言里不能自拔,极度的自恋而自大。

朝鲜还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国家。做错一点点小事就可能大祸临头。书中提到了两个因小事被惩罚的干部。


朝鲜三大典范诗人之一的金彻曾经用“露滴”这个词委婉提到领袖的眼泪而被下放到乡下十年。1980年代中,曾有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金日成想知道朝鲜的招待是否得体,就让自己的军事秘书金斗南大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的兄弟)打电话询问人民军外事局局长苏联人住哪里。当得知苏联代表团住在人民军的宾馆时,金日成就打电话给金正日,说是否可以让苏联人住百花园国宾馆。金正日很恼火,立刻让组织指导部调查是谁把苏联人的行程安排告诉了金日成。隔天,金正日就撤销了人民军外事局局长的职务,并且宣布金斗南大将必须接受6个月的“革命再教育”。一个因使用词令获罪,一个因传达王命获罪。如果说前一件事诗人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而惹来灾祸好像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后一件事实在是没道理可讲。金斗南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他只是执行领袖的命令而已,最后也受到了惩罚。总之在朝鲜,永不犯错的只有金氏父子以及“白头山血统”的继承者。

这就是“思想大国”的真相。如果思想控制不起作用,那么血腥杀戮就是金氏政权的终极手段。笔杆子,枪杆子,所有的独裁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夺取天下然后苟延残喘。笔杆子搞不定你,那索性直接用枪口顶住你的脑袋。


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的国家粮食配给体系开始崩坏,饥荒四处蔓延,连优先供给的平壤都出现了饿死者的惨况。1997年8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农业部书记徐宽熙被指控为美国和南韩的间谍,故意破坏朝鲜的农业生产,导致粮食歉收和人民饥荒,徐宽熙以“间谍罪”被处死。金正日除了抛出徐宽熙作为替罪羊,还顺势进一步发动清查“内奸”的整肃运动,旨在加强对百姓的控制,这就是朝鲜著名的“深化组事件”。在事件中,劳动党中央书记兼组织指导部副部长文成述被拷打致死,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金应龙在被抓前举枪自尽,平壤市委书记徐允锡以“间谍罪”被捕。血腥清洗导致“将近2万名干部、军人、安全情报人员,以及退休学者、艺术家、运动员,不是处死就是坐牢。但是两万这个数字只是劳动党发布的官方数字,由于实施连坐法,实际的影响范围远不止于此,因为除了‘罪犯’本身之外,他的亲友也会受到波及,受到整肃。”到了2000年,干部和百姓的不安与不满越来越大,金正日感到了危机。金正日为了平息民愤和推卸责任,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指责社会安全部“深化组事件”政治局局长蔡文德犯了滥用职权的罪行,蔡文德遭到处决(笔者注:也有消息说蔡文德没有被处决)。第二,把社会安全部改名为人民安全部,金正日假惺惺地说社会安全部理应“维护人民的安全,不可压迫社会”。第三个措施是金正日决定为“深化组事件”中的受害者平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书中有如下描述:金正日下令,为了让他们听到自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时的欢喜达到最高效果,必须等他们都集合在党的讲堂,才宣布要释放他们,这时听众将会目睹他们真正的欢喜。但是这种伎俩的反效果相当怕人,党的讲堂反而变成见证暴政的公开法庭。卡车将悲惨的囚犯从监牢送到讲堂(笔者注:有消息指是平壤425文化会馆)。虽然宣读了最高指挥官金正日的释放令,众人却认为那是即将处决他们的残酷前奏曲。有人求饶;有人怕自己就要被杀,咳嗽咳出血来,然后昏过去。几个人真的给拖出去当场处决,因为他们在党的讲堂内当众诅咒金正日。

读这本书你会有一个不寒而栗的感受:处决对朝鲜民众来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是自己被处决,就是看着别人被处决。越读下去这种感受越强烈。


张振成在沙里院市场入口处看到墙壁上贴满了荒唐可笑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标语:不遵守交通规则枪毙!囤积粮食枪毙!浪费电力枪毙!剪断军用通讯线枪毙!囤积国家资源枪毙!散播外国文化枪毙!说人闲话枪毙!不要以为这些话是随便说着玩儿的,金氏政权说到做到。在沙里院市场,张振成亲眼看到一个“饿了很久的农民”因为偷了一包大米在人民公审大会上被公开枪决。金正恩上台后延续了其父的统治风格,有些高官也是因为一些小事丢掉了性命。比如开会时打瞌睡,就成了国防部长玄永哲被处决的理由。个别高官还死于离奇的“车祸”,比如前统一战线部部长金养健。韩国媒体报道称他反对核弹实验,主张对南采取缓和政策,被金正恩下令暗杀。在朝鲜,没有谁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金正恩也不例外。没有暴君,就没有血腥杀戮。没有金氏独裁政权,就没有朝鲜人民悲惨的生活。金家王朝是朝鲜一切灾难的根源。读者一定很想知道,金正日的钦受者、御用诗人、统一战线部情报官员、特权家庭子女,拥有这些显赫身份的作者为什么要逃亡?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本杂志。前面已经介绍过,张振成所在的统一战线部是一个情报机关,主要从事对南心理战。张振成要化名为南韩诗人创作诗歌为金氏父子歌功颂德。为了更好地模仿南韩人,了解他们的心理、思维、用语习惯,张振成被允许阅读南韩的书籍、杂志和报纸,这就是所谓的“在地化”政策。但是这些南韩书籍、杂志和报纸只能在办公室内阅读,下班前必须锁进柜子,不能带回家。如果有谁外泄,就会犯下叛乱罪遭到处决。张振成阅读了大量南韩书刊后知道了很多真相,他对金氏政权的看法逐渐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张振成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好朋友叫黄永明,他们是平壤艺术学校的同学。黄永明是一位作曲家,任职于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5科下属的王在山轻音乐团。“金正日本人还送了他一台钢琴”。组织指导部是朝鲜权力最大的部门,凌驾于其它一切部门之上。“组织指导部第5科专责打理金正日的私人生活。金正日的宾馆、别墅、健康、吃食、嗜好、娱乐——这些都由第5科负责”。黄永明的父亲叫黄润牟,曾是社会安全部的中将参谋长。朝鲜的教科书讲到黄永明祖父母是“朝鲜的抗日斗士,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也有提到”。黄永明在中国还有一个祖母辈的亲戚,“她在中国学校的教科书里是抗日英雄”。张振成和黄永明经常私下交换一些敏感的观点,“他多次小心翼翼和我分享他的想法,说他觉得我们的体制是会犯错的,并非不可质疑。2002年夏季,作者偷偷从统一战线部带出一本南韩刊物给黄永明,叮嘱他千万要保管好。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2004年1月10日,黄永明急切地找上门来。他告诉张振成,他在坐地铁时弄丢了放有那本南韩书籍的手提包。国家安全部第10科的秘密警察随即找到张振成。张振成承认手提包是自己的,他辩解说是自己不小心把南韩书籍放进了手提包,带回家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在路上遗失了手提包,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书借给别人看。国安部人员当然不会相信张振成的说法,但是他们一时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也由于张振成是金正日的钦受者,秘密警察没有立刻拘捕作者。张振成和黄永明心里很清楚,暂时逃过一劫并不等于从此平安无事,事情迟早会暴露。他们决定一起逃往中国。逃亡的过程惊险、曲折、离奇,有时令人绝望,有时让人感到温暖。张振成和黄永明即使逃到了中国生命安全也没有得到保障,他们仍要躲避朝鲜行刑队的追杀和中共军警的抓捕。黄永明最终死了。在延吉,张振成和黄永明分开。后来黄永明被中共军警抓到,在押解的路上他寻机跳崖自尽。他宁愿死在异国他乡也不愿意死在祖国。黄永明用结束生命的方式与金氏政权做了决绝的告别。一路上张振成得到了张勇、辛先生、龙井老人、王裘龄一家、沈阳庆会楼韩国老板和南韩某报纸驻北京记者的帮助。没有他们,张振成不可能逃到韩国。


张振成遇到最危险的一次抓捕是在王裘龄叔叔的家里。中国警察找上门来,王裘龄的未婚夫抱住警察,给张振成争取到了逃跑的机会。王裘龄的未婚夫是所有帮助过张振成的人当中最勇敢的一个。在书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朝鲜,对金氏政权有看法的不是只有张振成和黄永明,有相当部分劳动党干部在内心对金氏政权也是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且这些干部还是核心阶层。书中有几个地方你可以窥探到劳动党核心干部们微妙复杂的心理。比如张振成写到,自己的文学导师金相和在“他的晚年,统一战线部一直要求他继续写作,希望他能够为他们写出几部国家文学作品。可是他始终不肯,说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不过我怀疑他之所以选择沉默,其实是他一辈子效忠劳动党之后,出于良知与真理的决定性行动。有一次,黄永明喝醉了,他说了很危险的话:“真的,我们将军真的是太阳!你靠他太近,会烧死;你离他太远,会冻死。这不是我说的。我听到一个最有力的高干说的。


在撰写《金朝实录》时,由于工作需要,张振成可以查阅朝鲜所有的核心档案,也有权力采访除金正日之外的任何人。在写作过程中,张振成知道了金氏父子是如何通过血腥残酷的手段肃清党内异己夺取最高权力的真相,为此他痛苦不已。“敬爱的领袖不慈悲,也不神圣,而且是靠恐怖、背叛、报复等手段取得权力。认清这一点使我感到非常畏惧。我们组里有一名作者,我平日最信任他。有一次和他喝茶的时候,我向他坦白说:‘我不干了。秘密太多了,我受不了了。知道了谎言背后的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自由的良知了。’他回答:‘别蠢了。你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你现在最多只能把它关在心里,不要对别人提起,好吗?’”这个作家能够安慰张振成,说明他也是深有同感。《金朝实录》写作组中有一个作家负责写金日成青少年岁月的那一段历史。有一次,他问了张振成一个问题:“我们的最高领袖是1912年4月15日出生,这个重大的日子当然有很多事情可说。但是,隔天呢?隔天他在干什么?我可以说他母亲的奶水是革命的滋养品,但是最高领袖自己在干什么?老实讲,一个娃娃除了屙屎屙尿,还能干什么?我该怎么描写他出生以后这两年呢?”谁听到这样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感到这是在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尊敬。


甚至劳动党35号室负责对中国任务的干部也在私下里讽刺金正日受到中国的惩罚。35号室是朝鲜劳动党主管金融财务的部门,能够进入这个部门的干部一定是金氏政权最信任的人。一些核心干部采用沉默、私下“妄议中央”等方式或多或少表示对金氏政权的不满,但是他们绝对不敢公开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大家都知道。可是黄永明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即使他父亲死后,他虽然个性内向,却屡次公然表现蔑视的态度,毫无所惧,引起了组织指导部注意。永明虽然正式复职,可是他发现自己不只一次在有金正日出席的场合遭到排斥,而且其借口往往站不住脚。其实金正日心里也不完全相信核心干部们的忠诚。金正日的日本厨师藤本健二在回忆录里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金正日谁都不相信,他随时可能除掉任何人。藤本健二正是因为看到一些金正日的亲信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产生了恐惧心理,才决定永远逃离朝鲜。据说金正日生前曾对金正恩说过:你绝对不要相信那些热烈鼓掌的人是真心的拥护你。看来最高统治者和臣子们都是明白人,谁都不会真正信任对方,但谁都离不开对方,他们维持着恐怖、脆弱的平衡关系。

张振成和黄永明绝不是最后逃离朝鲜的核心干部,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核心阶层内离心离德的干部大有人在。官僚权贵集团是金氏政权最重要的统治支柱,逃亡的官员越多,金氏政权权力基础的流失也就越大。朝鲜官僚权贵集团特别是核心干部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动摇、背叛,金家王朝的崩溃指日可待。这是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最终的宿命。

 

张振成在《金朝实录》一章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儿子金正日篡了父亲金日成的权。平心而论,这个观点难以成立。从逻辑上说,被篡权方一定是被迫把权力交给篡权方。但众多公开的历史资料都清楚地表明一点:金正日在权力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认可,金日成是心甘情愿地让金正日继承他的权力,不存在篡权的事实。何况张振成自己在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却找不到有哪一份文件曾概述金日成和金正日两派系之间剧烈的对抗”。诚然金氏父子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上升到权力争斗的高度,金氏父子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金日成需要金正日的帮助肃清对手神化其“领袖”地位,反过来金正日的权力也离不开“伟大领袖”的背书和加持。父子俩必须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完成好权力的游戏,他们一荣俱荣,一荣俱损。

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有两条贴在一起的金氏父子语录。金正日的是“我们朝鲜人民应当世世代代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日成的是“我们朝鲜人民应当拥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这两条语录最能充分说明金氏父子之间的真实关系。金日成还说过“朝鲜革命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谁继承?当然是金氏子孙。在金日成的支持下,金正日扫除金氏家族内部的叔父派和后母派等障碍后,父亲不把权力交给儿子他还能交给谁?《金朝实录》不够实。

 

朝鲜被西方国家称为“斯大林主义活化石”、“共产主义侏罗纪公园”。一提到朝鲜,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贫穷、饥荒、愚昧、领袖崇拜、权力世袭、欢乐组、绑架外国人、劳改营、血腥统治等词语。在张振成的回忆录中,你能看得到和以上词语有关的任何内容。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领袖”做为神而存在。领袖无所不能,百姓愚昧无知;领袖控制一切,百姓动弹不得;领袖决定一切,百姓惟命是从。百姓也好高官也罢,对金氏政权来说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零件、一枚棋子,随时可能被涂抹、更换和遗弃。这个国家“领袖”无处不在,“人民”无处不在,可是你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张振成的回忆录不同于其它脱北者回忆录的地方在于,张振成曾供职于朝鲜核心权力部门,知道很多一般老百姓无法了解的内幕,书中有些内容还是首次披露,因此张振成的回忆录更显独特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中国来说,朝鲜是一面镜子。很多中国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昨天。在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不会再经历朝鲜人民的痛苦生活。不过在同情朝鲜人民、谴责暴政、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同时,我们还是需要头脑冷静的想一想:朝鲜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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