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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原型

发布日期:2017-09-05

 

 

吴石

吴石将军与夫人的合葬墓

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很高,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连蒋介石也不相信吴石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参谋总长周至柔因此指示保密局再进一步取证。蔡孝乾则在吴石被捕前一天第二次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朱枫和吴石的身份和关系。这才确认吴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罪名,由蒋介石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死刑,立即执行。

朱枫由于是华东局的交通员,所以1951年牺牲不久,就由万景光保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儿女也得到革命烈士家属的待遇。

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华东局的确认;直至1973年,通过何遂将军的后人写信给周恩来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两位将军单线联系的叶剑英元帅,力排众议,报请毛泽东批准,最后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吴石的后人,大儿子吴韶成和女儿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历史文件中“力排众议”四字可圈可点,证明当时还有个别人企图掩盖事实。但这些人已经不能一手遮天了,所以周恩来得以采纳罗青长的建议,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吴韶成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陈晓楠访谈时,回忆说,父亲在离开大陆赴台湾时,曾留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有困难,找何康”。

何康


罗青长接见吴石子女时的留影

是何遂将军的三儿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工作。而何遂将军当时已在台湾,与自己的二儿子何世平一家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代替何遂将军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做贡献的。

吴石将军的噩耗传来,当时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认为吴石是替自己去牺牲,因此据理力争吴石身后的待遇,聊以慰忠魂。

但华东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令何遂将军感到不解,以致爆发严重的心脏病,出院后以身体欠佳为由,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后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吴石


安放吴石将军骨灰后的留影

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罗青长为吴石将军题词

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94年安放吴石遗骨的碑文(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中并未明言其彪炳中共情报事业的功绩。

碑文曰:“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六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吴石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

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

他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向往光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黎强

1939年,黎强从延安被派回四川,寻找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偶然寄住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发现友人和两个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来往密切。黎强希望多住一段时间和两人套近乎,正好友人撮合黎强和其姑姑谈恋爱,他便顺水推舟假装答应下来,以此掩人耳目。其实,两人对对方都没有感觉。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成功混入国民党前往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后,便和她断了联系。

黎强当上了“省特会”的特务头目后,为了利于隐蔽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希望他尽快成家。起初,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地下党员和他结婚,但黎强不同意,他认为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太危险,容易暴露。 1946年,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为深入潜伏做足了准备。妻子赵蜀芳是位单纯、善良的女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丈夫是个共产党员。

黎强和接头人见面的地点一直都在成都的一个茶馆。黎强把情报用极小的字写在纸上,然后卷成“香烟”,在茶馆给接头人。这样即便有人盘查,也可把情报“抽掉”。有时,黎强也会把情报放进点心或者煮熟的鸡蛋里悄悄送出。

1946年,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认出,意外被捕。周俊烈是除接头人外,在成都唯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好在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黎强趁机动用各种关系,将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

为了从中统特务科长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黎强千方百计与叶申之接近。他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换钱,供特务们吃喝玩乐。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把叶申之灌得酩酊大醉,两人搀扶着进了办公室。喝多了的叶申之打开保险箱,拿出绝密“特情”档案向黎强炫耀,随后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黎强迅速打开“特情”档案翻阅,发现打入我方的特务名单,他把名字牢牢记在心里,随后,向上级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了与叛徒的联系,并通知所有与他们认识的同志撤离成都。类似的行动,10年间黎强不知进行过多少次。

1947年5月,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了配合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决定6月1日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抓捕行动。凭借职权,黎强从情报名单上直接“抹掉”了一半同志的名字。但在参加由上级特务机关召开的特务头目秘密会议时,他发现有一些党内高级领导的名字,自己无论如何“抹不掉”。于是,他记下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联系了接头人,及时通报这一重大情报。

1949年初,黎强升任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副师长,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三一二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预备跟随败军至台湾继续卧底,结果在途中被解放军部队全部俘获。当时,黎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没人相信,被关数日后才托人将暗语致电党中央,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其送至北平。由此,黎强比《潜伏》剧中的主人公幸运,戏剧性地回到了党组织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部在内部的一份文件中号召党员向黎强同志学习。

黎强于1999年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黎强留下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手稿,整整放满了一大箱。不过,影像资料几乎全部在文革中被销毁,目 前存世的仅剩两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保存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历史研究专家介绍,关于黎强的档案资料极少,当时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

刘青石,本名刘英昌

刘英昌,台湾八堵人。日据时代,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后改名


年轻时的刘青石

为台北工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讨论回大陆参加抗日的事。后经友人谢贤益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台北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谢娥。当时与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陈炳基、郭宗清(以后李登辉时代,当过台湾驻南美乌拉圭的大使)、黄雨生、傅赖会(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学,他的民族意识很强,后参加了地下党,被捕后在绿岛被关了15年)。谢娥劝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陆,但该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纪轻者被关了短暂时间即被释放,我和唐志堂、谢娥则被关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出来。

台湾光复后,一些日据时代的老台共人士纷纷活跃起来。林日高、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谢雪红还有社会名流陈逸松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想用合法的形式团结台湾青年。谢娥和林日高劝我和唐志堂、李苍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我和唐随即参加了其中的社会服务股(组),陈逸松任主任,潘钦信任书记,林日高任组织股长,陈招治任妇女股股长。

1946年12月14日台北声援涩谷事件乃1947年228事件的前兆。在该事件中,陈炳基写日文的宣传稿(中文稿由三青团新任股长庄某撰写),并发动大学生。我则负责发动中学生、青年团,并主持大会,带领游行队伍,声援活动搞了一整天,轰轰烈烈。其间,我们曾和蒋渭川联系,请他支持印刷纸张,事后才发现蒋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资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慕陶也埋伏在活动中来探虚实。之后,李友邦告诉我们张某已准备下手逮捕我们,我就借着我大哥刘英芳的生意关系,到上海来跑单帮,躲了起来。

我在上海台湾同乡会见到吴克泰。当时,吴已参加了台湾地下党,应该会把我们这些积极活跃分子的情况向台湾地下党总负责人蔡孝干(本名蔡干,代名陈照实)报告。不久后,我在吴克泰的安排下见到蔡孝干,并在八堵入了地下党。入党时,口头说了就算数,没有签任何书面文件。在地下党里,我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与蔡孝干保持单线联系,负责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档案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工作。之后曾来发(中共新四军战士)帮忙过我与蔡之间的联系。

1947年冬天,蔡孝干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田进添、卢哲德等地下党人也在那儿学习。当时,廖已公开搞台独,他需要有人帮他走私到日本。廖托我的堂哥刘新屋去找走私船(刘是地下党,当时已加入民盟,职业是记者)。刘告诉我这事,我转告蔡孝干,蔡让我假装是廖在台湾的幕僚,叫陈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触,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以后,我听说廖文毅找了一个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党人。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他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而流落大陆)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干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干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并担任经理。该金沙矿厂的党组织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苍降主持。这事在1954年9月田进添被捕后被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也有人牺牲了。

1949年的夏天,经我介绍,蔡允准、刘英德(我四哥)、吴义雄入了党。在郭绣综(时任台北卫生局处长,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台大毕业,以后牺牲了)的监督下,成立三人特别小组,并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以为掩护(刘负责经营,吴当助理,我则负责保密)。刘英德及吴义雄对基隆到冲绳、日本、舟山的沈家门一带的走私路线很熟悉,而且人际关系不错,认得一些国民党的(军)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干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带着吴义雄装扮成罐头生意人,坐着渔船到了当时正面临解放军进攻的舟山。在沈家门港下船时,检查人员详细检查每一个旅客及其行李,情势非常紧张,而我用药水写的,装做是包装点心盒纸的文件在太阳的爆晒下,隐约现了形。我在情急之下请旁边的商人帮忙,我又上前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这样才化险为夷。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干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

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干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至于其它要求,刘晓说他不能决定。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听候指示。几天后,我到了现在的北京饭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台湾的解放成为可能;台湾地下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维护好社会治安;解放后,台湾的政治主要将由大陆去的同志来主持。或许当局事后觉得最后一条不合适,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会上没再提该条。离开北京后,我去天津找了潘汉年,他送我上船,经香港回到台湾。我告诉蔡这件事情的头尾,蔡参加过长征(内政部长),是延安干部,对此想必不满意。

1950年秋天,蔡孝干让一个外号叫「美国林」(长得像西方人)的林秋兴,带着刘英德弄到的海图到香港交给组织。蔡不让我执行这个任务的说法是风声太紧,林的亲戚是宪兵,会保护林上船。结果,林被他的亲戚出卖,他一到码头就被捕了。这消息很快传到蔡孝干耳中,蔡立刻叫林的联系人郭绣综逃跑,也叫我赶快去香港,以后能回来就回来,不然就去找组织赴解放区。我在香港找到组织负责人万金光,以及台湾人林良材(也是地下党)。我在香港住了一个月,万叫我写封信给妻子,转给蔡孝干,内容是介绍朱湛之***去见他,目的是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系,希望日后有情况时,地下党可以有个接应,例如武器,弹药的夺取。信寄出不久,万就告诉我,台湾地下党发生了状况,以后我知道当时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被捕了(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后牺牲了)。张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组织很快即得知,而人在台湾的蔡孝干却不知情,他还让曾来发去找张志忠,带着我从上海带回来的款项,曾来发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陆人,她和吴石接触后,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图自杀未果,之后牺牲了。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1日12版)曾刊载朱湛之在南京的女儿,以及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共谱两岸万里寻骨灰的感人事迹。

随着地下党的被破坏,吴石和他所联系策反,准备起义的七个中将都被枪决了。万金光叫我回台湾,在十天之内带蔡孝干离台。万说除了我,没有其它人可以完成这个危险任务。当时香港的党组织掌握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对付地下党组织和成员的名单,我将该名单背在脑子里回到台湾。

我一回台就联系上蔡孝干,告诉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将要对付地下党的组织和成员。蔡要我准备离台,我也替蔡准备好隐藏的住处。我哥哥刘英德的朋友黄才在台北淡水河边开木材行,我看该处相当隐蔽并且四通八达,最合适有情况时脱逃。蔡把他的随身衣物放在该处,但并不住那儿,而是随处躲着。我另外又通过何荣全(早稻田大学毕业,住在罗东),找好走私船。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到了要离开的那一天,却久等不到蔡。后来才知道他已被捕了[注1]。蔡的被捕是因为他让他的小姨子找吴石的妻子,想办法离开台湾。特务对于吴石的妻子和这个年轻女子有往来感到怀疑,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当时我感到情况不对,海边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圆环附近的双连街去找刘英德的朋友谢新杰。我估计谢才入党不久,即使蔡被捕,他应该不至于马上有危险。哪知,我妻子一入屋,就见到特务在等着。谢本人不在,谢的妻子在。我装着不懂北京话,要谢的妻子翻译。特务用枪顶着我,我们只好老实地坐在屋内的床边。特务看了我的身份证,知道我就是他们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枪的子弹。我用日语同我妻子说,一有情况,她就将门打开,特务训斥我们不要说话。过一会儿,我说口渴,趁着谢妻端水挡住特务视线时,我一口气将特务压在地上,夺门而出。我一边跑,一边听着我太太被打的惨叫声。我跑入挤满人群的巷子里,见着人就说,后面有人要杀我。

我最后跑到一个也是地下党的朋友傅赖会(台北工业学校的同学)家,他母亲让我躲到床底下,并故意走到屋外街边小水沟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务追上来,她就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但已跑往别处了。就这样,我躲过了特务。第二天,我透过姐姐的帮忙,借了矿工的衣服,打扮成矿工模样,坐火车到了瑞芳。我找到父亲的好朋友黄海树,经他帮忙,找到我母亲的远房侄子苏宗辉,由他带着我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得知刘英德、吴义雄、田进添、吴金堂(刘英德的同学,后期入党)也在逃,并且无处可躲。我就透过我姐姐把他们都找了过来,一起仰赖苏宗辉一家人的庇护。之后,我知道我妻子被捕了,还害我大哥刘英芳全家人都被关了起来。

不久,我经姐姐的帮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经由电报暗语联系上了。我说我在台北他的母校的山上种地,老陈则住了院,一些人都去医院看他,暗示我在北部山上躲着,蔡孝干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林回复说,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

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四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个情势让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吴金堂说他妻子生活无出路,带着小孩在乞讨,想下山见家人。哪知,他下山后就去自首了。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没说出我的藏身处。特务机关就又叫我父亲和小弟来劝我下山,还吓唬他们说,如我不下山,一家人都会遭殃。以后,我到板桥找林日高问他该怎么办。(在228事件后,我曾多次和他有交往,我想他还是可信赖的。当时,他还有参议员身份,我回到大陆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他后来在1950年代牺牲了。)林日高对我说,他可以保证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并叫我继续跑,让特务们、军统、中统相互争功,等合适时机叫我出来时,我再出来。之后没几天,基隆地区遭戒严,情势紧张,林日高带着我去见蒋渭川(时任台湾内政部长,他事实上是中统的),没想到一到那儿,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这样拖了一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共产党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干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仍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

以后的22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七岁,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现在都已五十多岁了。1992 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操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但经过这些年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一些人怕见到我,一些人热衷于台独,他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台湾人都没有感情,下一代的变化就更大了。连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来大陆,他们说怕共产党。

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干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注2],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台湾作家吴浊流写过一部小说,说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是无花果。台湾的地下党隶属中共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人民一道轰轰烈烈地进行过斗争,但却像没有结果的花,不清不白,至今没有定论。很多是非无法求证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议,随着人事的逐渐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将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尤其现在国民党被台湾的选票给搞下台,国共也和解了,历史如此发展,出人意料之外。

我参加地下党、反蒋是自愿的,之后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我受到牵连的家属、朋友,仍难免心酸。我一生参加革命,路是自己选的,只求对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组织,从不求任何地位财富。看到别人高升发达,我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为当年自己如何,今天就该如何,那就绝对会错位的。我常想念着牺牲的同志们,名利真不算什么呀!

*注1:我以后知道,蔡这次虽然被捕,但他利用时机,在特务押他回住处取衣物时,逃跑成功。蔡以后是在埔里被捕的。蔡孝干被捕前(在我从香港回来之前)的住处没有定所,都是由张明显(新四军校官)经营的房子中介公司------华盛行给安排的。房子多半是装修好但尚未卖出的日式房子,房子卖出,他就换一个地方住。张明显是福州人,蔡曾介绍我和他认识,说如有经济问题,可以找他。张明显以后躲到埔里搞武装斗争,被山地人出卖,被捕牺牲了,具体情况无从得知。蔡会在埔里被捕,我估计是去找张明显的。蔡的妻子姓马,她是蔡赴台前,在上海登广告聘来的秘书。蔡被捕之前,说局势危险,托我将他的妻子送回上海,交给组织,让她回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几年前,听说马还在云南。蔡被捕叛变后,和他的小姨子结了婚,喜糖还送到狱中的难友手上,这当然是特务机关瓦解人心的做法。有关蔡为何先送太太回上海,他是否早与小姨子相好,一直都是谜。我个人怀疑蔡不逃离台湾,和这个小姨子有关。

*注2:蔡被捕一个星期后就叛变了,供了组织的名单,地下党因而遭受灭顶之灾。最近台湾有来人说,蔡并没叛变,这是不可能的,蔡肯定是叛变了。只是世间的事往往很复杂,也不能一口咬定蔡什么都招了。就我所知,我去香港的事,以及我父亲在蔡最后面临被捕危险时,托人给他做假身份证的事,蔡就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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